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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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地主和农民相对立,整个剥削阶级和劳动群众相对立,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是这样,在封建政权的财政体系中,也是这样。
第三节 工商业
清代的工商业,在明代商品经济逐渐繁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封建的自然经济有所分解,行会和牙行制度也有所松弛。但是,清王朝为巩固其统治,防范人民的反抗,对工商业的发展设置了许多政策上的限制,封建行会在各地的势力也还很顽固。工商业的发展,还远不足以打破封建主义的樊篱。
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在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这种萌芽在所有制、雇佣关系和分配关系等方面,都保留了较多的旧的痕迹,呈现出新旧混合的色彩。
(一)工商业概况
一、手工业的规模和生产水平
在整个清代的手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个体的小手工业。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汪洋大海的个体手工业中,也日益增多地出现了简单协作的作坊和有场内分工的手工工场。考察手工业的规模,主要是看这一部分手工业所达到的水平。
进入清代以后,具有规模较大的手工作坊和工场的手工业,主要有以下几个部门:
铁器铸造业 它分布比较广泛。大城市如汉口,在十八世纪末,有铁行十三家。中等城市如芜湖,在十九世纪初,有钢坊数十家。小城市如山西陵川,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有铁铺十二家。而广东的传统手工业市镇佛山,在清代初年,就有“炒铁之肆数十,铸铁之炉百余”。
棉布染织业 也是分布较广的手工业部门。以棉业比较发达的江苏而论,像常熟这样一个中等城市,在十七世纪末期,单是染坊就有十九家,织布作坊,当倍于此。传统的手工业城市苏州,在十八世纪初期,有染坊六十四家,专门加工棉布的踹坊四百五十家。在另一个传统的手工业市镇佛山,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织布工场达到二千五百家,对于一个市镇来说,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粮食加工业 主要是碾米。在产米区的粮食运销点,往往有较多的碾米作坊。十九世纪初期,南京有砻坊三十二家,芜湖有二十余家,可以分别代表大、中运销点粮食加工业的水平。
制茶业 比较集中于农村产茶区。在福建茶区崇安武夷山中,有不少名叫茶焙处的作坊。在另一茶区瓯宁,山僻之间,加工制茶的作坊,在十九世纪初期,据说“不下千厂”。
制糖业 这也是较多地分散在农村的手工业。四川的糖房,广东的糖察,台湾的糖廊,“各就田园设厂”。台湾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蔗车达到三百八十张。四川内江在十九世纪初,沿沱江两岸,“自西徂东”,也有不少规模较大的糖房。
造纸业 手工造纸,有一定的产区。在产纸地区,即使是一些小城市乃至农村,也往往有较大的作坊。广西容县是一个偏僻小县,“创纸篷于山间”者,开始于十七世纪下半期,至十八世纪中期,已有纸篷百余间,纸槽二百余具。陕西终南山区,在十九世纪初期,有纸厂三百二十余座,分布区域,达十厅县。接近武夷山区的江西铅山,也有不少生产表纸的纸槽。
木材加工业 和造纸相类似,木材产区也常有较大的作坊。陕西终南山区的周至等县,在十九世纪初期,有各种名称的木材加工厂厢,为数在七十家以上。
此外,还有一些属于特产的传统手工业,也有为数众多的作坊。以制瓷著称的景德镇,在十八世纪中期,烧瓷窑户在二百至三百之间。以制墨闻名的安徽歙县,在同一时期,有制墨作坊百数十家。著名的南京丝织业,虽然以个体生产为主,但也有大机房存在的迹象。
分布在广大农村的矿场和盐井,也有相当大的数量。各种矿场中,铜矿和铁矿占居主要地位。在十九世纪开始时,全国在采各矿,共有二百九十五处,其中铜矿五十六处,铁矿八十六处,合计约占总数之半。盐井以四川最多,十九世纪初,全省井眼共达九千六百多个,煎锅至少在一万以上。
这些城乡手工业和矿场,规模大小不一,分工程度也不一致。有的比较大,雇佣工人也较多。如广东佛山的炒铁业,“一肆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湖北汉口的十三家铁行,每家平均雇铁匠四百人。台湾糖廍,每廍需工十七人。四川糖房,“家辄数十百人”。福建瓯宁茶厂,大者每厂百余人,小者亦数十人。广东佛山织布工场,平均每家雇工二十人。江西景德镇瓷窑,每窑一座,需工十余人。陕西终南山木厂,每厂雇工自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有些工场内部分工比较细密。景德镇瓷窑无论是按照产品类别在各窑户之间进行分工,或是按照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在工人之间进行分工,都很细密。(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三)台湾糖廍的生产,共分六道工序。江西铅山纸厂,有扶头、舂碓、检料、焙干四道工序。不过就多数而言,规模都比较小,也没有严密的分工。至于在矿场和盐井中,有些记载给人以规模巨大的印象。如十八世纪中期的云南铜矿,“大厂矿丁六、七万人,次亦万余”。有的甚至说,“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四川盐井,“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这些记载,显然失之夸张。它们所指的,往往是一个产区各场矿的从业人员,其不能代表一个矿场的生产规模,是显而易见的。
清代工矿业的生产,就其主要者而言,在矿产方面,全国铜的产量,在十八世纪中期,至少在一千五百万斤以上。盐的产量,包括海盐在年,在十八世纪时,大体上在二十亿斤左右。其中井盐产量,四川达九千二百万斤,云南在三千万斤左右。铁的产量,缺乏全国的统计,但从个别地区的生产中,可以推测全国生产的轮廓。广西一省的年产量,约为三百万斤;四川两县——威远、屏山——的年产量,为六万八千斤。所有这些数字,都是十八世纪中期的情况。
在农产品加工方面,也有一些全国和地区的统计。全国茶产量,在清王朝统治时期,内销者至少在五千万斤以上,外销者平均年约两三千万斤,最高达到四千万斤。加上自产自用,不通过流通过程的部分,估计全部产量当以亿计。糖的产量,仅台湾一省,在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就达到一亿零八百万斤。全国产量,至少倍于此数。
其他手工业生产,也有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苏州造船业,在十八世纪初期,“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在清代初期,每年生产达二十万担。广东佛山镇出产的铁锅,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单是出口,每年可以多到数百万斤。闻名西方的南京布,由海上运输到英美等国,最高年达三百三十六万匹。由陆路运至沙俄,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年达三十万包,在整个十八世纪的对俄出口中,居于首位。这些数字,有的出自官方,可能有夸张失实之处。不过当时能引起官方的注意,也表明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相当突出的。
二、手工业和商业中的资本
清代手工业生产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必然需要投入相应数量的资本。在某些手工工场、矿场和盐场中,资本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云南铜矿,“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四川井盐,“凿井之费,浅井以千计,深井以万计”,甚至“非数万重资不能胜任”。福建茶场的经营者,包括生产加工和转运,每家资本恒“二、三十万至百万”。南京丝织业中,传说清初每张织机要纳税五十金,乾、嘉年间,机户共有织机三万余张。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单是税额就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商业资本和与之相联系的高利贷资本,仍然占居优势。无论在数量上或在活动范围上,商业、高利贷资本都远远超过工矿各业资本。
第一,从单个商人看,这时某些行业的商人,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本。其中经纪对外贸易的广东行商,垄断盐业的两淮盐商,以及经营沿海贸易的江、浙、闽、粤船商,最引人注目。在这些商人手中,有的积累了几乎难以置信的巨额资本。广东行商伍秉鉴的财产,据一八三四年估计,总额为二千六百万元以上。广州民间流传的两笔巨额遗产,都是出自行商,数额都在两千万元以上。一是启官的第三代潘正炜所继承的遗产,另一个就是伍秉鉴的遗留。两淮盐商中,有二、三十名所谓“纲总”的大盐商,包揽了一百六十八万多引的两淮盐运。这些居于散商之上的总商,多“富以千万计”,至于“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彼纲总者,得嬉笑而呼叱之”。在沿海船商中,康熙时就已传说有拥船百艘的大商人。嘉庆时期,上海、崇明、通州、海门一带,已不乏拥有沙船四、五十只的船商。当时造船一只,须银七、八千两。这些大船商的资本,单是投在造船之上,至少在三、四十万两之间。这些大商人积累的巨额资本,不是一般手工工场主所能望其项背的。
第二,从各个行业看,有些行业所积累的资本,也是相当庞大的。上述沿海航运业,就是如此。中国沿海贸易,历来就有相当大的规模。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海禁开放以后,又有更大的发展。当时关东豆、麦,每年运至上海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聚集于上海的沙船,经常有三千五、六百号。福建一省航行天津的商船,不下数千号,其中晋江一县,至少有一千六百多号。这些船只,大的载三千石,小的载一千五、六百石。经营这样大的沿海贸易,所需的流动资本以及建造这么多海运船只所需的固定资本,决不是一个微小的数目。
钱庄、票号、典当业的资本,也很可观。康熙初年估计,全国典当业有两万二千多家。每家资本,最多达八万两,最少也有一千余两。全国典当业资本,按最低的估计,也在两千万两以上。钱庄、票号,在一些商业中心,也有很大的势力。上海在十八世纪初年,开始有钱庄的创设,至十八世纪末叶,则已超过百家。苏州也是一个钱业集中之区,十八世纪时,在一幅描写苏州市况的画卷中,出现了五十多个行业,二百三十余家铺面,其中钱庄、票号、典当,就有十四家之多。当时山东、山西、河南以及陕西、甘肃等处商人,每年来到苏州置办货物,最初均须携带现银,为数达数百万两。至十九世纪初,则改由汇票往来,专营汇兑的票号,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浙江的商业中心宁波,在十九世纪初期,钱庄已大批出现。这些钱庄拥有雄厚的资本,它们所发的钱票。有很高的信用,银钱交易,自一万至数万、十数万,只须在钱庄过账,不必银钱过手。
在一般商业中,也有不少商人拥有大量的资本。十八世纪时,江浙粮商在镇江、苏州、杭州、湖州等处,遍设粮仓,各仓经常积谷至数十万石。像这样大量地屯积粮食,没有巨额资本,是难以做到的。而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江浙两地。
第三,从投资活动看,这时投资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资本的流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域和行业的限制。广州的行商,是一个地域性比较浓厚的行业,但是不少著名行商的资本,就有来自福建、浙江乃至遥远的长江流域的。在两淮盐业中,主要的投资者,来自安徽的歙县,淮盐总商,就县恒居其半。四川井盐中,从事制盐的企业主,大多是湖南、湖北、陕西和广东的客籍商人,而租引行盐的行商,则主要为“陕西大贾”。在矿业中,云南铜矿在它的兴盛时期,厚积资本进行开采的,多为“三江、两湖、川、广富商大贾”,本省之人,反“不过零星伙办”。四川马边铜矿,地处偏远,而开矿之初,各处商人“挟重资而谋利者,不可胜数”。在福建产茶的山区,无论制造或运销,都有大批的外来商人参加。瓯宁茶厂,经营多外来大贾;武夷茶区,列肆皆他方客商。江西汀州及兴泉的大商人,运闽茶于广东、江苏;拥资巨万的山西容商,则贩运河南转销关外。在散处农村的造纸业牛,地处险僻的江西广纸厂,业者“率少上著”,挟资而来的富商大贾,多为安徽、福建的客商,甚至有的来自遥远的西北。位于山涧的广西容县纸篷,在康熙年间,就有“闽、潮来客”开始创建。乾隆时期发展到二百余槽的福纸,就是由福建商人的教作而得名。在采木业中,四川的木材产区雷波,在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江西、湖广商人来此设厂,雇工采伐。在陕西终南山区,到十八世纪末期,川、楚等省商人之就地设厂采木者,遍及四府七厅县,形成一个“五方杂处”的地区。
从以上的情况看,资本的流动相当活跃。它不但集中于通都大邑,而且也流向穷乡僻壤。但是这些资本,绝大部分是在流通过程中。投入手工业中的,估计只占很小一部分。清代《徽州府志》说:安徽歙县“百工之作皆备,而歙为巧,然仅仅足以偿其僦费而已,其能蓄以息之者,不十一焉。”(康熙《徽州府志》卷三)这就是说,连有精巧的手艺如歙县的手工业者,也只能勉强维持租赁固定资产的费用,能够进行积累以扩大再生产的,不到十分之一。
三、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劳动者
包括矿场在内的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线上的劳动群众,到乾嘉时期,已经是一支人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大军。
在手工业中,集中工人最多的是纺织、制茶、制盐和铜铁开采、冶炼这几个行业。举其大者而言,在棉织业中,苏州踹布工匠,在十八世纪初期,总数将近两万。十九世纪初,广东佛山的二千五百家织布工厂中,共有五万手工业工人。丝织业中,苏州的散处机匠,在十八世纪初期,人数在一万以上。南京丝织业,在十九世纪初期,据说有缎机三万张,每机即使用织工一人,也有三万机匠。同一时期,广东佛山“每年有一万七千名男女童工从事织绸工作”。在制茶业中,十九世纪以前,福建瓯宁一邑,从事制茶的劳动者,人以万计。云南普洱茶区,“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在制盐业中,四川井盐的劳动者,在十九世纪初,单是井工一项,估计近二十万人。从事海盐生产的劳动者,为数更多。以淮盐而论,在十八世纪中期,参加制盐以及捆盐等辅助劳动的人,估计在五十万以上。在铜、铁冶炼业中,云南铜矿在十八世纪中期,一个矿区的人数,可以达到数万、十数万乃至数十万。广东在十八世纪初期,单是从事煤、铁采冶的“佣工者”,就不下数万人。此外,在制糖、制瓷、造纸、木材加工和铁器铸造等业中,也集中了不少手工业劳动者。汉口的铁行,在十八世纪末,有铁匠五千人,而在此以前一个世纪,佛山炒铁炉房中的劳动者,就已达到数千。广西容县的纸篷,“工匠动以千计”。陕西终南山区,有数以万计的劳动者,分散在纸厂、木厂和其它各种工场中。景德镇瓷窑,在十八世纪中期,窑工至少在三千以上。制糖业如四川内江糖房,“平日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这种糖房,又分散在广大农村,则力作者之多,是可以想见的。
在交通运输线上,也集中了大批的劳动群众。在内河航行中,单是漕运线上的运丁、水手、舵工、纤夫,为数就在十五万以上。民间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