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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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力。苏州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至少有一百六十多个。杭州的各种手工业行会组织，在清代以前，就已有自己独立的行规。所谓“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入清以后，有些行会组织还加以“拓新”。宁波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交，商业行会已经十分强大。行会商人在经营对外贸易方面，经常采取联合行动。汉口在同一时期，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各行，以及在汉口经商的云、贵、川、陕、粤、西、湖南等省商人，均各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即所谓“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广州在十九世纪初期，每一种职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彼此划分的行业，各有其本行的规章惯例”。上海在同一时期，单是各地商民在这里建立的行会会馆，就有十三处。北京的工商会馆，在清代前期也有近四十处之多。有些中等城市，也有相当完整的行会组织。如长江中游的沙市，运河线上的临清、济宁，都有专门的行业街道。沙市在明末清初已“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临清、济宁也都有专行的行街道和独立的行规。内地小城市和边远地区的城市中，出现行会组织的，也相当普遍。四川汉州（今广汉）各行各业，“入铺出铺，各有礼仪”。大足县中，缫丝、瓦木、染色、成衣等业，都有行会。地处塞外的归化城，在十八世纪初，工商各业已形成十二行，各行各业都有定名为“社”的行会组织。集镇亦复如此。大的手工业集镇如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和江苏的盛泽镇，都有悠久的行会历史。一般农村集镇中，也不乏行会存在的迹象。在安徽、四川的一些小集镇中，行会壁垒森严，不下于城市。在广东，甚至在农村中，也有会馆的设置。
从清初至嘉庆，行会组织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在苏州行会组织的会馆或公所中，已知其创建年代的，有机业公所等三十九所。其中创建于清朝以前的只有三所，创建于道光以后的有九所，其余二十七所，均为康、雍、乾、嘉四朝和道光初年所创立。上海行会中，实力很大的商船会馆和海州帮商的高宝会馆，也都是清朝初年创立的。这些会馆或公所的创建时间，不一定就是行会的成立时间，有些行会的成立，可能早于会馆或公所的创建，甚至会早得很多。但是大批会馆或公所的创建，说明行会的力量，在有清一代有所发展。
清代行会组织在工商业中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在现存的一些手工业行会规条中可以看出，从清初到嘉庆时，行会关于学徒、帮工的限制，非行会手工业者的排斥，产品价格、工资水平的统一和原料分配、销售市场的限制等等，都有十分严密的规定。一直到道光年间，许多行会在排斥非行会手工业者方面，仍然规定外来客师新开店铺，须出牌费“入公”；在限制学徒和帮工方面，仍然规定客师“不得蒙混滥请”，学徒“出一进一”，“不能擅带”；在统一工资水平方面，规定不许“低价包外”，“徇情受用”；在统一产品价格方面，规定“同行公议”，“不准高抬，亦不许减价发卖”；在原料的分配方面，规定“公分派买”，“不许添减上下”，在销售市场的限制方面，规定“新开铺面，不得对门左右隔壁开设”，也“不准挑担上街发卖”。所有这些，说明清代行会对城市工商业，保持着相当完整和严密的控制。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一方面引起劳动分工的增长，一方面也引起行会数目的增加。原来属于一个行业的行会，现在分裂为几个行会。彼此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分工限制。这在手工业行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中，就划分众多的小行业，分别组成自己的行会。各行之间，“主顾有定，不得乱召”。在苏州的丝织业中，“机张须用泛头，有结综掏泛一业，练丝有槌丝一业，接经有经接头一业，织花缎有上花一业”。均系“各归主顾，不得紊乱搀夺”。有的行业，产与销都是“各归各业”。如苏州线业中，张金业不得兼营金线业，金线业亦不得兼营张金业。各分界限，泾渭分明。这说明在行会制度的条件下，分工的发展和生产的专业比，没有改变手工业的小规模性质，也没有促进行业之间的自由竞争，而只是促使相近行业分成众多的行帮组织，进一步造成城市工商各业彼此之间的对立和隔离状态。
二、行会组织的若干变化
清代的行会组织中，一方面有要求巩固和强化这个组织的势力，另一方面，又同时存在着要求冲破行会限制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增长，必然引起行会组织的某些变化。它对当时工商业中新的生产夫系的萌芽，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影响。
反对行会限制的力量，来自工商业者本身。行会工商业者的小生产者地位，虽然是稳固的，但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行会内部，并不排除分化。尽管行会对成员的经营，从生产过程到供销环节，都采取平均原则进行限制，但是由于成员之间的资财能力，原来就有高下之分，在经营的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有盈亏之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愈来愈趋显著。那些在营业中居于优势地位的行会成员，就必然有突破行规限制的要求。例如，南京丝织业中有行会组织，但行会已不能把当地丝织业的生产规模限制在固定的限额以内。这种情形，在十八世纪各地行会“重整行规”的频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苏州，至少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许多手工业行会的行规，被说成是“行之已久，渐就废弛”，以致发生乱行事件，要求整顿。在长沙，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有不少手工业行会进行重整行规，其中有的在这五十多年中，连续三次进行整顿。某些新订的行规中写道：行规之所以紊乱，“皆由于同人不力于旧章所致”，今后“不得彼此抢夺”。这就清楚地表明行会中存在着竞争，甚至在行会中已经有人要求突破行会的限制，自由经营，不受行规约束。
农村的手工业行会，也有类似的情况。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间，安徽屯溪乡村编制竹扇的行会手工业者，合立了一个新的行规，其中写道：“近日人心不一，图货出多，不顾美恶，……甚至自挑出门，伤本贱卖”。因此整顿行规，“束心严禁”。很明显，这个竹扇行会中的统治力量，也是乞灵于整顿行规，以制止日益增长的竞争。
竞争不仅来自城市和乡村的手工业行会内部，同时也来自行会以外的城乡手工业者。十八世纪中叶，在安徽地方官的报告中，就透露过乡村行会以外的手工业者“搀夺城匠生意”，以致酿成命案的严重事件。这说明行会限制和反对行会限制的斗争，在行会与非行会者之间，也是十分尖锐的。
对于这一时期中来自行会内外要求突破行规限制的力量，不能作过高的估计。因为重整行规本身，就是行会势力仍然没有被冲垮的明证。也就是说，要求突破行规限制的力量，仍然没有大到足以与封建行会势力相抗衡的程度。但是，它是代表萌芽中新的生产关系的力量。它的发展，必然导致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日趋激化。
其次，反对行会的控制，不但来自行会内外同业之间的竞争，而且还来自行会内部主匠之间的矛盾。在小生产的条件下，同属于一个行会的雇主和帮工，他们的经济地位的差别，原来并不十分显著。雇主往往就是匠师，而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匠师。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原来也并不十分尖锐。这在苏州丝织业行会的文献中，有充分的反映。那些组织在丝织业行会中的机户与机匠之间，彼此“原属相需，各无异议”，是以“铺匠相安”。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这种“相安”的局面，却愈来愈无法维持。
苏州的丝织业组织，长期以来，采行十分严格的行会形式。不但生产经营活动，要受行会的控制，而且雇佣形式，也受行会的支配。机户雇定机匠揽织，采行一种“常主”制，一经说定之后，不能更易。甚至各机房临时补充劳动人手，短雇各种工匠，也是在“行头”制的支配下进行的。工匠按工种各分地界，各种工匠的“叫找”，都有各自固定的地点，并各有行头负责分遣。这说明苏州丝织业的雇佣，是处在封建行会严格控制之下。但是这种严密的控制，到了十八世纪，就出现了裂痕。随着同业之间竞争的不断增长，主匠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化。机户为了力图使自己在生产和销售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对生产技术较差的机匠，开始采取停雇或辞退揽织的措施。这样，“匠有常主”一条，首先遭到破坏。那些为“主家所弃”的机匠，就以“聚众叫歇”作为对抗的手段。为此，他们就必须在原来的行会之外，成立自己的组织——帮工行会。这种行动，自然受到机户的极力反对，依靠官府的支持，机户终于取得了“禁革机匠聚众勒歇阻工”的保障。但是机匠对机户的斗争，却并未因此停止。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官府禁止机匠聚众歇工起，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年，苏州丝织业的机匠，多次向机户要求增加工价，稍有不遂，依旧以停工进行抵制。
行会中主匠的矛盾和斗争，在十八世纪以后，已经十分普遍。苏州行会手工业工匠的叫歇停工，在丝织业之外，已经遍及喘布、染纸、冶坊、蜡烛、金箔、印书等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十八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各行内部的争议，相当频繁，同行罢工斗争，十分尖锐。“少有龃龉，动即知会同行罢工、罢市”。在罢工斗争中，许多行会的工匠，要求成立自己的组织。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苏州踹匠曾“倡言欲作踹匠会馆”。在遭到官府压制以后，乃转入“聚众插盟”、“拜把约会”的秘密状态。北京瓦木工人“凡属徒工，皆有会馆。其总会曰九皇，九皇诞日例得休假，名曰关工”。（枝巢子《旧京琐记》卷九，市肆）景德镇瓷工在罢工斗争中，被官方指为“知会同行”、“合党成群”，看来也有工匠自己的组织。十九世纪以后，行会工匠组织，日益增加。南京、广州等地的手工业行会中，出现了不少工匠自己的组织。南京丝织业的机匠，在道光二年（一八二二）曾有“各立会名、插盟结党、私立公所”的行动。广州附近地区，有些行业的工匠，也已开始建立自己的行会。佛山镇的皮金、铜锣、铁钻、铁杂货、锡箔各行工匠，在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联合组成一个行会——西家堂，取名陶金会馆。广州丝织业的工匠，据说也曾自建一个与行东的行会——东家行相对抗的西家行。边远地区的城市，也出现了手工业工匠的组织。如在塞外的归化，几乎每一种手工业的工匠，都有自己的“社”，它们和作坊老板的“社”，处于对抗的地位。
尽管行会工匠所进行的斗争受到官府的镇压，他们所建立的组织又受到官府的禁闭，但是斗争本身，标志着行会内部的深刻分化。工匠的组织虽然也采取行会的名称，不能完全摆脱旧有行会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目标，已经有了新的内容。而工匠的联合行动，实际上是在打破行会的界限（如佛山镇的陶金会馆）。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是行会内部帮工和行东之间的“相依为命”的宗法关系，被相互对立的劳资关系所代替。这个变化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它说明新的生产关系，不仅萌芽于行会势力所不及的行业和地区，而且也将在行会组织的内部出现。
（四）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一、资本主义关系前提条件的准备
资本主义萌芽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关系前提条件的准备。这个前提条件的创造过程，不外是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所有权相分离的过程。它一方把社会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一方把原来占有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
小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的被剥夺，是从产品的所有权开始的。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小生产者的生产目的，日益从自给自足转向于出卖，从而他们的生产活动，也就日益依赖于市场，依赖于商人。日久月远，商人就能够把小生产者和他自己的关系固定起来。或者使他们专为自己生产，不再和别人发生买卖关系，或者通过放款预购，使他们用产品偿还债务。前者商人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压低小生产者产品的价格；后者则利用债务人的穷困，以更低的价格收购债务人的产品。无论哪一种场合，小生产者都不再能独立支配自己的产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人“最初是剥夺他们对生产物的所有”。
商人和小生产者的这种关系，普遍存在于清代的城乡手工业中。在浙江乌程、桐乡，“蚕毕时，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江苏吴江蚕丝上市之时，“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杭、嘉一带蚕户，在蚕丝上市之时，“间遇丝客未至，需用孔亟”，往往乞援于典当。可以想见缫丝业中小生产者对商人的依赖程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收丝商人就有可能把这些个体手工缫丝业者固定起来，专为自己而生产。他们或者规定固定的交易场地，或者指定固定的代理人员，让蚕户按他们的指示行事。一旦他们开始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广大的个体缫丝业者原有的独立地位，便随之动摇。
商人对小生产者的控制，决不到此为止。作为货币所有者，他必然还要通过放款预购，也就是通过高利贷，使小生产者进一步接受他的控制。商人和小生产者的这种关系，在清代的城市和乡村中，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在广东澄海的制糖业中，“邑之富商巨贾”，率先“放账糖寮”，至期收货。台湾的糖商，也是“糖斤未出，先行定买”。在云南的制茶业中，“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先价后茶，通融得济”。这些都说明商业资本的活动，和高利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小生产者之受制于商人，他们之间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已经非常明显。
但是，商人和小生产者此时还只是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剥削关系，还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所有制，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使它发生重大变化的，是小生产者原料的被剥夺。这是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所有权分离过程的关键。
在设备简单的条件下，原料是小生产者劳动条件的主要部分。它的剥夺，也有一个过程。最初，当商人还没有切断小生产者和原料市场的联系时，小生产者还可以自己的产品和商人交换他所需要的原料，他和商人在外表上还是立于平等的地位。这种比较低级的形式，在清代已经非常普遍。在棉纺业中，原来自有棉花的手工业者，现在则“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在缫丝业中，原来是手工业者自有蚕茧，现在则有商人“载蚕来鬻”。此时小生产者要取得原料，虽然必须依赖于市场，但还不一定固定于一个商人。等到他固定和一个商人发生联系，并且以固定的比例交换产品和原料时，事情的性质，又有进一步的变化。这时，小生产者虽然仍在和商人进行“交换”，实际上他已被割断与市场的联系，而开始从属于商人，受商人的支配。他和商人之间，已经不只是买者和卖者的关系，而是开始带有一点老板和工人的关系的色彩。事实上，当时就有人这样称呼商人和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