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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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群岛
在苏门答腊和伊里安岛之间的南洋群岛，是中国商人海外贸易活动的主要地区。在这一片广大的海域中，几乎每一个岛上都有过中国商人的踪迹。其中苏门答腊、爪畦和加里曼丹，是三个贸易集中地。
苏门答腊邻近马来半岛，在宋朝是古三佛齐国的所在地，“诸藩水道之要冲”，也是中国商船经常来往之处。一直到十六世纪，荷兰殖民主义者入侵爪哇，在雅加答建立了殖民政权以后，南洋贸易重心才由苏门答腊逐渐移到爪哇。这时中国商人在苏门答腊的活动，也由岛东南部的巨港，转到西北部荷兰势力所不及的港口亚齐。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放海禁以后，每年都有十到十二只满载货物的商船由中国开来，中国商人不但出售货物，而且有时连船只也出让给本地商人，彼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爪哇在苏门答腊东南，中国商人来到这里，可以上溯到公元九世纪。岛上西北角上的万丹，在明代已是中国商人和南海各地商人进行贸易的一个重要口岸。荷兰殖民主义者入侵爪哇以后，对中国商人的活动进行种种无理限制。但是，中国商人和当地居民的联系，仍然突破荷兰殖民主义者的阻挠，不断增长。一六一九年荷兰入侵时，雅加达的华侨不过四百，一七三三年增加到八万。这时从中国运载货物而来的船只，一年之中达到二十六艘，运茶达两万五千担。十九世纪初，中国商人在港口贸易之外，还亲赴内地向当地居民收购土产，同时供应居民迫切需要的食盐和其他进口物资。
南洋群岛中的最大岛屿加里曼丹，也和中国有长期的贸易传统和经济联系。岛上南部的马辰和西部的坤甸、三发，都是华侨和中国商人的集中地区。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侨民在这里不仅从事贸易，而且进行采矿，为开发加里曼丹岛上的资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菲律宾
中国和菲律宾的民间贸易往来，长期维持友好的关系。宋、元以降，中国商船不断来到菲律宾各岛，其中南部的苏禄和民都洛是两个贸易中心。一五七一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侵占吕宋以后，对中国贸易进行多方限制和排斥。一七一八年西班牙国王甚至下令禁止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丝绸进入菲律宾。但是，长期形成的经济联系，不是殖民主义者一纸命令所能禁止的。中国丝绸不仅为菲律宾人所喜爱，而且通过菲律宾，远航到墨西哥，受到广泛的欢迎。非律宾的华侨经济，也不顾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阻禁，仍然得到一定的发展。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吕宋的华侨已经达到四万。在马尼拉的华侨区“巴里安”里，中国商人“在几条街上都有贩卖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的大商店”。
中菲的民间贸易受到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影响。传统的中菲贸易中心苏禄，自西班牙入侵以后，形势即大为改观。十九世纪初，中国开往苏禄的商船已寥寥可数，而曾经和中国发生过密切联系的棉兰老，也默默无闻。虽然马尼拉的贸易仍然有所发展，但南部大片地区的贸易，却从此衰落下去。
三、华侨的海外活动
中国与四邻国家的民间贸易，促进了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在加强这种相互的经济关系上，华侨在海外的活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首先，中国和友邻国家海上贸易的工具——中国帆船，在增进中外经济的联系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在唐宋时期已很先进。帆船出海航行，也具有相当规模。明清时期，对民间出海贸易虽然横加限制，但出海商船，仍然有所增长。在十六世纪末叶，民间商船每年出海数目，约有一百三、四十只。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则上升到三百只左右。另外，华侨在海外自制自有的帆船，这时大约在二百只以上。两者合计，当在五百只左右。每船平均吨位以三百计，共达十五万吨。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中国商人在海外自制自有的帆船，不但经营中国的对外贸易，而且还经营侨居国家的海上贸易。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华侨在暹罗投资制造的帆船，已达一百三十六艘，其中有五十四艘从事暹罗与越南、马来亚以及爪哇之间的贸易。新加坡与越南之间的贸易，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有四分之三是由越南的华侨进行的。华侨经营的船业，和当地保持友好和密切的联系。暹罗华侨经营的船只，有的由暹罗人和华侨共同投资，有的由暹罗水手和华侨共同驾驶。
清朝造船技术陷于停滞的状态，但华侨在国外打造的船只，推广了中国原有的先进造船技术。所造船只，船体坚实而造价低廉。十八世纪后期，加里曼丹的华侨打造一只五百八十吨的大帆船，只用去银币四千二百五十元，每吨造价七元多一点，这在当时其他国家中是找不到先例的。十九世纪初期，暹罗华侨打造的船只，每吨造价平均十五元，是当时东南亚各国最低的造价。毫无疑问，华侨的这些活动，对所在地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事实上，华侨推广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不限于造船一项。在农业垦植、农产品加工、矿业开采以及印刷和各种日用品的制造上，都引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对南洋各地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在这方面，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矿产的开采。
南洋华侨在从事农业垦植之外，有很大一部分从事矿业开采。加里曼丹的金矿，马来亚、苏门答腊的锡矿以及缅甸的玉石开采，都吸引了大量的华侨劳动。在十九世纪以前，南洋各地从事矿山开采的华侨，不但有熟练的劳动，而且有比较先进的技术，无不受到当地的欢迎。十八世纪初，苏门答腊的土官就专门派人到中国南部各省，招聘中国工人参加邦加矿山的开采，因为中国矿工的开采技术，比他们自己的“臣民所用的原始方法要优越得多”。
在华侨开发南洋矿业的历史中，以罗芳伯为首的广东籍华侨在加里曼丹的开矿活动，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页。
加里曼丹的三发，是这个岛上金矿的主要产区。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野。一七七二年，一批广东籍华侨在嘉应州人罗芳伯的带领下，来到这里。他们筚路蓝缕，从事金矿的开采。一七七六年，他们在坤甸的东万律，成立了一个以罗芳伯为首的兰芳大总制。在这个大总制之下，矿区所有成员，对矿区的收益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每一矿区，都向当地矿权所有者缴纳一定的租金和人头税。由于它对内、对外都作了这样一些公平合理的措施，所以获得了一个顺利发展的环境。从一七七二年起，四十年间，他们在这里开发了三十多个金矿，使原来“长林丰草，广袤无垠”的三发，成为三万华侨和一万二千泰雅克人与马来亚人的聚居地，其中单是金矿工人，就有一万之多。而在数十里以外的沙喇蛮，从事金矿开采的工人则达到两万。三发和坤甸，也成为两个重要的商业城市。
但是，华侨这一正当事业，却受到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百般迫害。他们先以所谓“收买”的名义，企图据矿产为己有，继则用武力进行压制，最后在一八八四年取消了兰芳大总制，扼杀了数万华侨历尽艰辛的创业。但是，存在了一百零八年的兰芳大总制，是十八世纪中国海外侨民的伟大创举。荷兰殖民主义者扼杀了它，总制取消了，金矿也随之废弃了，昔日繁荣的三发矿区，重新沦为穷困的荒野了。正如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大总制的“取消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人口的减少，对婆罗洲（即加里曼丹）的发展，是一个几乎无法复元的打击”。
荷兰殖民主义者摧残兰芳大总制，只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南洋华侨经济进行排挤打击的一个事例。这种打击虽然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却破坏不了华侨和当地人民通过贸易和经济联系而建立起来的友谊。西方殖民主义者压制华侨经济的措施，往往受到当地人民的抵制而无法实现。十六世纪初，当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马辰的香料贸易，开始对中国商人进行排挤时，当地的泰雅克人就曾经给以反击。他们扣留了垄断香料贸易的荷兰商人，并杀死了一些横行霸道的海盗水手。随后，荷兰殖民主义者又对中国和暹罗两国商民在航运上的友好合作极端嫉视，先后在一六六四和一六八八两年中，连续使用武力进行威胁，要求暹罗当局不止华侨在遏罗船上服务，这个阴谋也因当地人民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十七世纪中，荷兰殖民主义者入侵日本，先是想独占日本贸易，排挤中国。这个目的达不到，便采用海盗办法，对中国商船进行抢劫，但是，由于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日本总是“使中国商船先归，计程已远”，然后才让荷兰船只启行。十六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对荷兰的这种海盗行为，不止一次地进行抗议，甚至以停止贸易给以警告，终于使荷兰殖民主义者不得不停上对中国船只的截击。一七四一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在雅加答对华侨进行血腥屠杀，幸存的中国人从雅加答大量移至东部爪哇，和“渴望打碎荷兰枷锁”的爪哇人联结在一起，对荷兰殖民主义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东南亚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上，留下了值得珍视的一页。
菲律宾和爪哇的华侨，对西班牙、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多次野蛮屠杀，作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反抗！中国的封建王朝，对在海外为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而艰苦斗争的广大侨民，不但不给予任何保护和支持，反而诬之为“匪”、为“盗”、为“海贼”、为“奸民”。把他们的英勇抗击行为，诬之为“在外洋生事”；把他们受到的迫害，诬之为“孽由自取”。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笔下，受尽压迫的中国侨民，竟成了什么“侵略者”。他们诬蔑华侨“野蛮、卑劣”，“愚妄、苛细”，捏造和咀咒华侨的“恶行”，竟有四十四种之多，极尽歪曲诬蔑之能事。在他们看来，对至高无上的西方人有“反抗的倾向”，是大逆不道的“恶行”。但这正是千百万华侨和整个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外国压迫的可贵的反抗精神。中国人民以具有这种精神而感到自豪，并以其英勇的行动，载入世界进步的光辉史册。
第七章 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的文化概况
第一节 理学、暂学与经学
中国的封建文化以儒学为主体，儒学则以经学为核心。经学是包括哲学、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综合的学术，主要是依据对儒家经典的疏解和发挥。汉代以来的经学，至唐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作了总结。唐以前的经学，统称为“汉学”。宋儒吸收佛、道思想，使经学哲学化，以义理论证伦常，以适应宋王朝巩固集权统治的需要，形成与汉学不同的宋学。宋学的主体，是程（程颐、程颢）朱（朱熹）的理学。
明代理学和哲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明初诸帝，继续提倡理学，作为官方学术和王朝的统治思想。（二）明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远承宋儒陆九渊的心学，倡导“心外无理”的心学，又称“王学”，一度广为流行。从广义上说，心学也是理学。（三）明万历以后，商品经济发展，朱学和王学都不再能控制社会人心。反理学的各种学说陆续兴起。明朗亡国，士人痛诋理学或心学的空疏误国，另辟治学的新径，独立探求哲理，一时诸说并立，名家辈出，思想界再次形成“百家争鸣”。
清代理学与经学的发展，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清朝代明，建立起幅员广阔的统一的大国。清初至康熙、雍正诸帝再次提倡程朱理学，作为巩固集权统治的思想武器。在学术领域，程朱理学也再次作为官方学术而占居统治地位，但理学家陈陈相因，殊少新创。（二）乾隆时期，古文经学派的汉学，风靡一时。汉学中的吴派以辨伪辑快等方法，整理考订经文，不谈义理。皖派以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疏解经义，至戴震从义理上反驳程朱而达到了高峰。（三）嘉庆时期，沉没千余年的今文经学再次兴起。春秋公羊学代替濒临绝境的汉学蔚为新兴的学术，也为改制变法思想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一）理学的演变与反理学思想的兴起
一、明初对理学的提倡
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即信用浙东儒生，参与谋议。在称帝的前一年，于官室两庑书与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以备“朝夕观览”（《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去曲阜祭孔庙，赞扬“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并表示他的行政，即在于“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于洪武十七年（一三八五年）规定，乡会试四书义以朱熹集注，经义以程颐、朱熹等注解为准，程朱之学由是成为官方学术。
明成祖锐意提倡程朱理学，命胡广等采摘宋儒一百二十家著作，编成《性理大全》，阐扬理学观点。又命纂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为士人应科举者必读之书。《明史·儒林传序》说：“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开国文臣宋濂师承理学，国初文事，多由他策划。理学家为巩固明朝的统治，力倡个人修养，躬行实践。宋濂弟子方孝孺在靖难之变中追随建文帝，明成祖以灭十族相威胁，他终不改节。曹端（一三七六——一四三四年），专心性理，以静存为要，父母丧，五味不入口，庐墓六年。历任霍州、蒲州学正，清廉自矢，死后贫不能归葬。仿《太极图说》著作《川月交映图》，又为宋儒《太极图说》、《通书》、《两铭》作释文，但学术上并无创见。薛瑄（一三九九——一四六四年），终生研读性理诸书，撰《读书录》，认为理学已很完备，在识见上已不能有发见，只是照着要求去做就可以了。擅权的宦官王振，与他同乡，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他拒不拜谢。王振侄王山陷人以罪，薛氏为受害者改正，自身险遭杀身之祸。当时人尊称为“薛夫子”。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年）被奉入孔庙从祀。
吴与弼（一三九一——一四六九年），江西崇仁人，青年时代读洛闽诸书，几年不下楼，中年家贫，亲自种田，“非其义，一介不取”（《明史》卷二八二）。英宗复辟以用贤征召，至京，坚不出仕。著作《日录》，“至于学之之道，大要在涵养性情，而以克己安贫为实地”（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但他为天顺初年当权的石亨家谱作跋，自称为“门下士”，不免趋附权势之讥，后人多有非议，是自然的。
胡居仁（一四三四——一四八四年），撰著《居业录》，学业上主张以忠信为先，行为上持敬，所以读书处取名“敬斋”。他认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不是为取功名求闻达。“与人语，终日不及利禄”（《明史》卷二八二）。他与陈献章都是吴与弼的弟子，但认为陈的学术观点近于禅悟，将危害学术。他的学生余祐，著作《性论》三卷，教人学程朱，一定从诚敬入手，学者只有去掉不诚不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