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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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一五二七——一六○二年），号卓吾，福建晋江人，曾受学于王艮之子王襞。官至姚安知府，万历八年（一五八○年）辞官，先后在湖北黄安和麻城龙潭湖讲学著书。批评儒学、理学，“鼓倡狂禅，学者靡然从风”（《明懦学案·泰州学案四》）。万历二十九年（一六○二年）以“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自杀。主要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氏受王阳明心学影响，提出童心说，说童心是童子的初心，是真心，是最初一念的本心，也即天真纯朴的先天存在的精神，这是唯心主义的先天人性论。李氏在思想史上的贡献，是批评儒学、理学。孔子及儒学的权威，历来被人们崇奉无疑，统治者还以人们对儒学的态度作为衡量人的思想的准则。李氏对此极为不满，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焚书》卷一）反对对孔子的迷信，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为此要求别人不要拿孔子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著作。在这里，李氏并没有直接反对孔子，反对的是拿孔子吓唬人的人，但同时也表现出对孔子的不敬，他说的孔子以前已有人的活动难道还要等待孔子来指导的话表露了这个意思。李氏在《焚书》卷五讲到“陈恒弑君”时说，这是齐国的事，与鲁国无关，同居家不与政的孔子也没有关系，而孔子要干涉陈恒（田恒）是不对的。这是直接批评孔子了。李氏对假道学深恶痛绝，辛辣地揭露他们的虚伪欺诈：“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为利他。”（《焚书》卷一）理学家追逐功名田宅，却大谈仁义，绝口不提功利。李贽认为应当注意功利，讲究民生之道，人有私心才有见地，农夫才知道力田，工匠的器具才会是良好的，读书人才勤于学业，因此主张有私欲。从此出发，主张谋利和承认谋取物质利益的道德观念，所以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同上）李贽还批评了理学家责难寡妇再嫁的观点，赞扬卓文君再嫁于司马相如，是佳偶匹配。在理学伦常说教中，女子处于卑下地位，遭到轻视和压抑。李氏对此极为不满，说见识高低不因男女的性别而有差异，世间不是“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焚书》卷二）。这是对理学男尊女卑说和夫妇伦常观的批判。李贽的学说在当时的思想界独树一帜，引起了震动。
四、经学研究的新动向
王学流于空疏，不仅引起思想家的非难，也在经学研究中受到抵制。明代经学研究的新动向是，逐渐抛弃宋学的空谈心性，而转向宗法汉代古文经学家的考订注疏，表示了弃宋复汉的倾向，是清代汉学的先声。
明代经学研究中卓有成绩的是梅著《尚书考异》。旌德人梅鸳，曾任南京国子监助教。宋儒对古文尚书的真伪曾表示过怀疑。梅历举证据，确证古文尚书是伪书。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动荡。梅怀疑伪造者是皇甫谧，虽未必可信，但指证古文尚书系后人伪造，则是重大的功绩。
梅也研究《易经》，著有《古易考原》一书。但明人治《易经》，影响较大的还是朱谋玮的《周易象通》。古人讲《易经》，历来有“象”、“数”之别。因卦爻以观象，寻象以观意。数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依据数字推衍和互乘，以说明万物的演变。宋代理学家着重讲数，并依据伪造的“河图”、“洛书”，造出“先天图”、“太极图”等，以推衍哲理。朱谋玮用解象来解说《易经》，是有意与讲数的理学对立。朱谋玮又指斥宋儒的“河图”、“洛书”为伪作，破除了历来对“河图”、“洛书”的迷信。但他自称曾在明内府见到过伏羲制作的真“河图”，则是为辨伪而有意作伪，是不足取的。
《诗经》的研究中，陈步的《毛诗古今考》独辟蹊径，创出新局。理学家解诗，往往不免傅会于伦常和心性之说。宋儒不知古音与宋音的不同，甚至任意据今音改古籍，造成许多错乱。陈步严格考察古今音韵的演变，力正前人的疏失，使《诗经》恢复了古音，从而也得到了本义。陈步的工作建立在严格审音的基础上，也使音韵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明代经学中，音韵训诂和辨伪之学的兴起，为清代汉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五、明清之际思想界的争鸣
明清之际的社会，陷于激烈动荡之中。思想家经历了明王朝的衰败与灭亡，从亡国之痛中重新评价儒学和理学，提出不少新论说。学术界一时呈现诸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吕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年），著有《呻吟语》、《去伪斋文集》，提出气一元论，认为天地万物只是气的聚散，气凝结为形，形的表现是运动。他注意社会问题，意图拯治万历后期的腐败政治，反对君主的祸害百姓，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奈何以我病百姓，……（天）岂其一人肆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呻吟语》卷五）。
顾宪成（一五五○——一六一二年），无锡人，幼从张原洛读书，原洛讲四书，不拘朱注，阐发自己的独立见解，宪成由此受到启发。官吏部郎中，曾主持东林书院，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他在哲学上宗法程朱，但主张经世致用，认为地方官不为百姓兴利，读书人不研究世道，即使有其他美德，也是君子所不齿的。宪成弟允成（一五五四——一六七○年），官礼部主事，深恶乡愿道学，说他们名利兼收，便宜受用，从而揭示理学家的虚伪。他也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感叹“今之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三》）。
刘宗周（一五七八——一六四五年），绍兴人，官顺天府尹、左都御史。反对王畿一派流于禅学，主张慎独之学，但不同于一般学者所说的慎独，而是要融合王学与朱学，恪守伦常，力倡忠君。
刘宗周弟子黄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年），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明天启时，父黄尊素官御史，被阉党陷害。黄宗羲入京诉冤，请诛阉竖。明亡后，曾在浙东随军抗清。清初，拒不应召，在家乡著述讲学，成为浙东学派的一代宗师。他力反王学末流的空疏，主张“学者必先穷经”。他的经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一）“经术所以经世”；（二）治经必兼读史。这同时也成为他所创始的浙东学派的学风。
黄宗羲亲历明朝亡国之祸，痛感宋儒把“君臣之义”视为天理的伦常观，助成君主专制，误国害民。他著《明夷待访录》，在《原君》、《原臣》等篇，依托“民贵君轻”的经义，对君权作了犀利的剖析。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一个君主为了争夺皇位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得位之后，又“敲剥天下之骨髓”，以图自己享乐。所以“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黄宗羲这些思想的形成，显然受到明末农民战争的深刻的启示，不过，他还并不主张废除君权，而主张通过学校士人的议政和提高相权，来限制君权。尽管如此，他对君权的抨击之论，仍足以震动于当时，并推动了后世民主启蒙思想的兴起。
黄宗羲治经学兼通经史，并研治天文历算、音律，著述有《易学象数论》、《眷秋日食历》、《大统法辨》、《律吕新义》等多种。又以史学方法评述明代儒学，成《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后又续成《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三书合为宋以来儒学发展史的巨编。
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原名绛，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南昆山人。少时参加复社，依从南明进行抗清斗争，改名炎武。失败后，游历山、陕、鲁、豫，从事著述，是学识渊博、涉猎极广的一代大师。
顾炎武认为：经学即理学，离开经学的所谓“理学”，实是禅学，“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他所反对的不是程朱，而是王阳明的心学。他指出性与天道，是孔子所不讲的。儒家的治学经世之道，主要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所谓“学”，“自一身，以致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亭林文集》卷三）；所谓“文”，“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卷四），“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道人之善也”（《日知录》卷七）；所谓“耻”，“自于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亭林文集》卷三）。可见他的基本思想是：治学应当博览广识，目的则在经世修身。明末士风败坏，清初多降顺求荣。顾炎武揭出“行己有耻”，当是有所为而发。
顾炎武在学术上力倡实学。明末，撰《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亡后成书，前后历二十年，凡一百二十卷。继承陈第研治经书古韵，成《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又撰《唐韵正》、《古音表》、《韵补正》，合为《音学五书》，是清代音韵学的开山巨著。他的主要著作《日知录》三十二卷，是三十余年治学札记的汇编，包括经义、政事、礼制以及历史、地理、天象等广泛的内容，考覈精详，以古筹今，对清代学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顾炎武弟子相传，号为浙西学派，与黄宗羲的浙东学派同负盛名。
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人。张献忠军至其乡，他自伤不应征，仕南明永历朝为行人。晚年在石船山隐居，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著述一百多种，四万多卷，八百多万字，主要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思问录》、《读通鉴论》、《噩梦》。后人编为《船山遗书》、《船山全书》。
王夫之广泛研究经学和史学，在哲学上发展张载、王廷相的“气一元论”，反对程朱的“理一无论”和陆王的“心一元论”。在“道”和“器”的关系上，认为“道者器之通，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周易外传》卷五）。“据器而道生，离器而道毁”（《周易外传》卷二）。“道”是“器”中产生的，是“器”的规律，这表明他在哲学上反对“理在气先”的唯心论观点，而接近于唯物主义。
王夫之还注意到事物的发展和运动，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静即含动，动不含静”（《思问录》）。即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说气“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聚而成形，散而归于太虚，气犹是气也”（《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即认为物质形态有变化，而物质没有消灭，运动是有“常”的，如水是一种物质，遇寒结为冰，遇热化为汤（汽），从“（水）于冰、汤之异，足知水之常体”（《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王夫之以发展观来对待历史，对传统的史观，如“五德终始说”、“正统论”、“三代圣世论”（“复古论”）多所批评，认为人类社会由上古的野蛮变为后世的文明，是历史的趋势，也是历史的规律。他说，三皇五帝之世，“是非无恒，取舍无据，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思问录·外篇》）。于历史上制度的变革，如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他认为郡县制比封建制进步，因为郡县制的官僚“残民”，可以“黜陟”，不象封建制下不能变更，所以比较起来郡县制下“生民之祸亦轻矣”。王氏进而认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历史发展是基于客观的“势”（趋势）和理（规律）。王氏拘守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始终不与清朝合作，但承认“异族”进化，统治汉族，也是合理的。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年），原名大陶，四川达州人。一度任山西长子县令，后客居苏州，著有《潜书》、《春秋述传》。唐氏对儒学采取辨识而不迷信的态度，说：“圣人之言，因时而变，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致其真也。”（《潜书·辨儒》）圣人之言也不是绝对正确，随着时代的变化，有的就不适宜了，不补正就不行。他反对理学，认为它无济于事。唐氏有平均、平等的思想，说：“天地之道故乎，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可是现实社会中，王公家一餐之费，是上农一岁之获，还说没有好吃的。受苦人家吃上掺有稻杆粉的粥，就认为已经很好了。因此，唐氏愤愤不平他说：“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乎甚矣”（《潜书·大命》）。唐氏最激烈的思想是对帝王的指责，在《潜书》中抒发了“抑君”的观点：首先，皇帝是人，不应是神的地位，故说：“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抑尊篇》）；其次，皇帝不能滥施威福，要畏惧百姓，所谓“位在天下之上者，如处天下之下”；再次，唐氏山和黄宗羲一样，要求提高臣下的地位，以降低皇帝地位，说：“古者君拜臣：臣拜，君答拜；师保之尊，自称小子；德位不相掩也。”（《内伦篇》）皇帝地位虽崇，但有道之君应当懂得尊敬臣下。唐氏大胆地把秦朝以来的帝王指斥为盗贼，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室语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杀一个人，抢一匹布、一斗粟就是盗贼，杀天下而据有天下财宝的帝王当然是贼了！他与黄宗羲一样不满于君主的霸占社会财富，对君主专制制度加以抨击。
傅山（一六○七——一六八四年），字青主，山西阳曲（太原）人。明末秀才，入清隐居行医，拒绝博学鸿儒征聘，以诗文、书法、经学、医学著称于世，著有《霜红龛集》、《苟子评注》、《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书。
傅氏对君主的看法，与黄、唐有接近处。他把皇帝看作“常人”（《霜红龛集》卷三十六），赞扬对皇帝表现出做骨的人；反对愚忠，主张社稷重于君主，为国家的安危可以更换帝王；认为社稷比帝王更重要，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霜红龛集》卷三十 二）。傅氏的这些观点，是对理学君臣伦常观的根本否定，反映着人们从明朝亡国之痛中得到的启示，是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一种思潮。
陈确（一六○四——一六七七年），浙江海宁人，著《大学辨》、《葬书》、《性解》。陈氏在《葬书》中，阐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反对世俗迷信，说人的祸福要靠自身的努力，与天无涉，与地无关，世上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