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5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贰ⅰ 洞呵铩凡豢梢悦挥型迹吨芤住繁旧砭陀辛呢浴⒍濉⒘抵饩褪峭迹抢锘乖僖裁赐肌Ｋ贾ぃ赋鏊未摹昂油肌薄ⅰ奥迨椤敝涤胩拼郧暗募窃厝幌嗪希浅罗摇⑸塾核嘣欤佣穸顺讨炖硌Ъ夜赜凇吨芤住返睦砺刍 ：加种逗榉墩邸罚党馕逍性忠熘怠Ｖ队砉弊吨浮罚昝艿目级鏊氖叻赝迹顾郎铰龇置鳌Ｓ忠蚝禾埔岳春拥啦欢媳浠搿队砉薄匪卮蟛幌嗤疾炖坪映寰龈牧鞯睦罚⑻岢鲋位频纳柘搿？杉擦粢饩乐掠茫⒎侨宦裢房季荨！ �
二、吴派汉学
乾隆时期，经学研究正式形成以“复汉弃宋”为宗旨的汉学。学者辈出，著述繁富。由于治学方法有异有同，又形成为以江苏元和人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安徽休宁人戴震为首的皖派两大流派。
惠栋（一六七七——一七五八年），字定字，祖父惠周惕、父惠上奇（一六七一——一七四一年），都是经学名家。惠栋研究《易经》三十年，撰著《易汉学》、《易例》、《周易述》及《九经古义》等书。惠氏认为，汉朝人对经书的理解接近原义，魏晋以降，诸家的解释都不免背离经义，明确主张恢复汉学。《周易述》是汇集汉儒虞翻、荀爽、孟喜、郑玄诸说，以反对晋人工弼、邹湛的说解。又撰《明堂大道录》和《禘说》，认为汉人卢植《礼记注》明堂即是太庙，与灵台、辟雍在一起，是对的，晋人袁准的说解，是根本不懂古制。惠氏继胡渭之后，在所著《古文尚书考》中，再次指出东晋梅的《古文尚书》为伪作，应相信汉人的《尚书》。惠氏在所撰《左传补注》一书中认为，汉人郑玄关于《周礼》、韦宏嗣关于《国语》的著作，是采取了先儒旧说，并有自身的见解，而晋人杜预《春秋集解》的一些说法，与前儒相去甚远。
惠栋的著述多是收集汉儒旧说，经过考订以论证其可信，不在哲学义理方面抒发己见。这种学风，逐渐成为吴派不同于皖派的最显著的特点。吴派传人有惠栋弟子江声、余萧客以及名儒钱大听、王鸣盛等人。
江声（一七二一——一七九九年），号艮庭，元和人。广泛搜集汉儒关于《尚书》的解说，为《古文尚书》二十九篇作注，撰成《尚书集注音疏》，“利正经文，疏明古注”（《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成为阎若璩、惠栋以后，《尚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江声也致力于古文字之学，辑录汉儒佚说，以图恢复古义。
余萧客（一七二九——一七七七年），长洲人。与江声同时受学于惠栋。经惠栋指点，自诸家经解及史传类书中广泛辑录唐以前解释经书的古说，虽片语单词，均加收录，成《古经解钩沈》三十卷，使吴派学风得到进一步发扬。
王鸣盛（一七二二———七八八年），嘉定人，字凤喈，号西庆。早年从惠栋习经学。一甲二名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晚年家居著述。著有《尚书后案》三十卷，力图恢复汉儒郑玄注古义，以马融等注文补充，自谓有存古之功。研治《周礼》，也尊郑玄。又以汉学家考经的方法考订史籍，成《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是一代史学名著。
钱大听（一七三八——一八○四年），字竹汀，也为嘉定人，与王鸣盛同乡，并是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入直南书房，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晚年在家讲学著书。钱氏是乾嘉时期最称博学的名儒，研治经学但不限于经学，承袭吴派并不拘于吴派。戴震自诩经学第一，称钱氏为当代第二人。江藩著《汉学师承记》称钱氏“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学以外，历史学、地理学、音韵、文字、金石，以至天文历算，均有较深的造诣，著述宏富。他曾从数学家梅文鼎研习历算及西方弧三角之学，用以校正汉三统历，撰《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等书，在考订中包含着科学的成分，为流辈所不及。又据金石文字校订经文，著《唐石经考异》、《经典文字考异》等，在经学研究中别树一帜。他也把吴派汉学治经的方法援以治史，撰著大量史学著作。在史学方面的成就超过了经学（参见下节）。吴派汉学由经入史，至钱大听而达到了高峰。
钱大听曾传学于江苏阳湖人孙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年）。孙星衍沿袭吴派汉学的学风治《尚书》，成《尚书古今文注疏》三十九卷，综合汉魏古注，不采宋儒的解说而吸收王鸣盛、段玉裁诸人的考订，于今古文源流详加辨析，是吴派汉学关于《尚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与孙星衍齐名的阳湖人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年），也治经学，曾与皖派戴震等人交游。但受孙星衍影响，治经仍遵吴派的学风。撰成《春秋左传诂》二十卷，训诂以东汉贾逵、许慎、郑玄、服虔等人为主，并参据汉庸石经校误字，是春秋左传学的重要著述。
三、皖派汉学
吴派汉学家以考据学辨伪辑伏的方法，恢复汉代经解，避而不谈义理。因而一些学者渐入于史学。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则注重审订经书的音韵训诂，在此基础上申明己见，反驳宋学的性理。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以为只有吴派才是“纯粹的汉学”。但在经学研究中作为与宋学对立的清代汉学，却是由于皖派的阐发，才在完整的意义上正式形成。
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年），字东原，早年就学于安徽婺源的学者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年）。江永研治三礼，精于典章制度，并兼通音韵文字之学和天文历算。戴震全面继承了江永的学术。以历算之学考释古历，纠正了汉以来的许多误解。以音韵文字之学，研治经书的训诂，开辟了一条由训诂治经义的新路。他曾说讲义理必须求之于古经，求古经必先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圣人、贤人之义理明”。他认为治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皖派学人或讥吴派只是淹博而无识见。戴震本人则在淹博的基础上，着力于识断和精审，代表作是《盂子字义疏证》三卷。他痛斥“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疏证》一书从审订字义人手，从哲理上批驳理学。“灭人欲，存天理”是程朱理学的中心经韵楼刊本《戴东原集》思想。《疏证》指出：“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人的欲、情、知，都是自然现象。“凡事物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儒家所谓仁，就是顺乎人们的情欲。“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孔于所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是克私，宋儒解释为“克欲”，完全背离了本意。孟子说人无不善，程子说人无不恶，是“离人而空论乎理”。他指责程朱否定人欲是象佛教一样否定人生，又提出与人欲不并立的“理”，所谓“理欲之辨”，成了杀人害人的工具。《疏证》中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疏证》中的这段名言，不仅从哲学上对理学家的“理”加以批驳，并且揭露了伦常尊卑统治的残酷无理，触及了理学家的要害。戴震从哲学上反驳理学的论说，还见于《原善》等其他著作，涉及认识论、历史观和自然观等许多方面。吴派汉学以考据学纠正理学的空疏，不谈义理，从另一方面说，则是把哲学阵地让给了程朱。戴震在训诂的基础上深究义理，力辟程朱，从哲学上战胜理学，使汉学达到了高峰。
戴震著述甚多，对《诗》、《书》、《礼》、 《春秋》诸经均有专书考绎，尤精于典章制度源流。又著《水经注》四十卷，于古地理研究，贡献甚大。皖派汉学自成体系，“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成为学术界最有影响的学派。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等人于语言文字学和训诂学，卓有成就，为一代名家（见下节）。皖派经学的传人，有以下诸人。
任大椿（一六三八——一七八九年），原籍江苏兴化，祖父陈晋为徽州府教授，流寓徽州，因与戴震同应乡试。师事戴震，专治《礼经》，著《弁服释例》、《深衣释例》，传皖派典章制度之学。任氏也研治音韵文字之学，著有《字林考逸》、《小学钩沈》传世。
孔广森（一七五二——一七八六年），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是戴震的及门弟子。乾隆三十六年，年二十岁中进士，人为翰林院庶吉士。年三十五岁即病逝。孔广森原从戴震治《礼记》，有《大戴礼记补注》、《礼学卮言》等著述，也研治音韵与算学。其后专力研究《春秋公羊传》，认为《左传》详于事，《公羊传》长于义。以考据方法阐明“公羊”本义，纠正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传统凡例。三礼是古文经学的基本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是今文经学的基本经典。孔广森以戴震治《孟子》的方法治“公羊”，表示了不拘门限，开拓领域的趋向。
凌廷堪（一七五七——一八○九年），字次仲，安徽歙县人。继述安徽同乡江永、戴震之学，专研三礼，著《礼经释例》，又有《校礼堂文集》，说“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校礼堂文集》卷四）。他认为圣人令人复性的办法是学习，而学习的内容就是礼。礼仪繁多，凌氏把它区分为八类，即通例、饮食、宾客、射、变、祭、器眼、杂例。告诉人们把握这个纲要，就不难明礼仪。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年），字里堂，江苏甘泉人。自曾祖以来，家传《易》学。著《易通释》二十卷，于《易经》多有发明。继承戴震关于《孟子》的研究，推崇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尤其是指斥理学“以理杀人”的观点（《读书三十三赞》）。据汉赵岐《孟子正义》，广征清代汉学家的考证训诂，详加注疏，自成《孟子正义》三十卷，是研究《孟子》的集大成之作。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年），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耀少詹事，入直南书房。嘉庆时，历任南方诸省巡抚、总督，官至大学士，是汉学家中官位最高的一人。学术上与焦循、凌廷堪等皖派学人相切磋，自称治经“雅明古训，实事求是”（《擎经室集·自序》），“文字训诂，其门径也”（《揅经室一集》卷二），基本上是戴震治学的路径。阮元曾驳论理学家的性命之说，说：“‘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味色香臭喜怒哀乐，皆本于性，发于情者也”；“欲生于情，在性之内”（《经室一集》卷十）。味色香臭的辨别和喜怒哀乐的感受是人的本性，人的钦望，表现出来就是情，所谓“血气心知皆无所命，人所受也”，《孟子》讲“食色性也”。要对情欲加以节制，而不是要灭绝它。阮元对“克己复礼为仁”作出新解，论证《论语》中“仁”字是讲“人”，是表示“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揅经室一集》卷八）。此人与彼人之间，相互尊重、对等，而不是一方强制另一方。因而，帝玉要做到“仁”，就不能有损于民，而要有益于民。阮元曾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并为诸经分别撰写校勘记，成为通用的善本。又主持编纂《经籍籑诂》一书，广泛收集汉代以来解释经文的古训，依韵编字，分别辑释，是一部详备的经籍字典。又汇刊清代学者经学著述一百八十余种，成《皇清经解》一书，凡一千四百卷。这三部综合性的经学巨著，可以说是为清代汉学做了总结。
（四）今文经学的复苏
今文经学在汉代曾盛极一时，魏晋以后，即已衰绝。今文经多已散佚，只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等书流传。魏晋至清乾嘉，千余年间，今文经学湮没无闻，久成绝响。乾隆时又开始受到学者的注意，至嘉庆时竟然蔚为新兴的学派，对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文经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苏，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
（一）作为古文经学流派的汉学，经过它的昌盛时期，到戴震时已经发展到了高峰。皖派擅长的音韵文字之学，名家辈出，但惭脱离经学，而以《说文解字》为中心，作为独立的学术继续发展。吴派的辨伪辑佚和考订注疏之学，虽仍有崔述《考信录》、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等名著相继问世，但总的来说，领域已日渐狄窄，没有多少发展前途。考据之学日益流于琐细，义理之学也难以超越戴震而另辟新途。汉学在登上高峰后，随之临近于绝境。
（二）程朱理学在汉学昌盛的乾嘉之际，仍然作为官方学术，在社会政治领域占居统治地位。理学的伦常学说依然是清王朝的统治思想。科举取士考试经书，也仍以宋儒为依据。程朱之书成为士人入仕的必读课本，但在学术思想领域却不再有所新创。以文章名世的古文家姚鼐（一七三一——一八一五年），在学术上独尊程朱，力低戴震。《戴东原集》有《与姚姬传书》驳辩。姚鼐弟子方东澍（一六七二——一八五一年）继撰《汉学商兑》，全面攻击汉学，指汉学的考据是“屠沽记帐”。汉学的流弊，的确是在发展。但陈腐的程朱理学却也不再有可能在学术上代替汉学而重振旗鼓。
（三）乾隆末年以来，清王朝的统治渐趋衰落，人民反抗运动兴起。社会上的诸矛盾日益暴露在人们的面前。乾隆初年，士人为逃避文字狱而避谈世事的学风为之一变。有志之士，日益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研究社会政治问题，要求抒发自己的政见。但在儒学占居绝对统治地位的年代，人们还只能在儒学范围内为抒发己见寻求依据。疏阔的宋学与烦琐的汉学显然都不能提供这种依据而需要另觅新途。
（四）今文经学作为汉代的官学，也曾流入烦琐的歧途。但今文公羊学的“张三世”“托古改制”诸说，又是附会经文、议论朝政的依托。嘉庆时期，经学古文派的汉学渐趋衰落，议政更新之风日渐兴起，今文公羊学既可以在经学领域开辟学术研究的新境，又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成为托古议政的工具。沉寂千年的今文经学于是又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得以复苏。
戴震弟子孔广森已开始注意“公羊”，但今文经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派，它的创始人是乾隆时的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庄存与。存与字方耕，乾隆七年进士，入为翰林院编修，后升任侍讲，入直南书房，迁少詹事，官至内阁学士、礼部恃郎。庄存与身居高位，治学不缀，领域甚广，曾研治《周礼》、《毛诗》，又治《春秋公羊传》。事实上是兼通令、古文经学，而并未树起今文旗帜，反对古文。但他的代表作《春秋正辞》，宗法《公羊传》，专究经文的微言大义，与皖派汉学之探究名物训诂，在治学方法上迥然不同。侄庄述祖，述祖外甥刘逢禄、宋翔风等传存与之学，一时称为常州学派。
今文经学自成一派，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九年）是主要的传人。刘逢禄，嘉庆十九年迸士，后为礼部主事，在礼部供职十二年。经学著述，涉及《易》、《书》、《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