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网 > 体育电子书 > 中国通史(五至十册) >

第262章

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62章

小说: 中国通史(五至十册) 字数: 每页35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的这些创见,在乾嘉文坛,独树一帜,与当时考据盛行的学风,显然全不相合。因而本书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却为后世史家所推许,影响了近代历史学的发展。
  《文史通义》在章氏生前,并未完稿。遗存内篇六卷,由萧山王宗炎校订,又将序跋书说等文编为外篇三卷,刊入《章氏遗书》。章氏次子华绂另在开封编刊内篇五卷本,以论述方志之文编为外篇三卷,通称大梁本。两本互有异同。
(三)地理著述与方志
  地理学著作 明末以来,地理学成为较发达的学科。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实地考察,沿革地理的历史考订,都完成了具有学术水平的巨著。
  《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宏祖(一五八七——一六四一年),江苏江阴人,字振之,号霞客。出身江南富家,自幼研习地理舆图。曾从陈继儒为学,与名儒黄道周友善。万历三十五年,始游太湖,此后三十余年间,历游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十六省区,沿途考察地理形势、山川地貌,逐日予记。后人以遗存日记编为《徐霞客游记》十卷,刻印传世。《游记》并不只是对山川风物的简单的记游,而且是科学考察的纪录。徐宏祖对各地地形的变化及相互联系,经过观察、测量并参据历史记载,以考察其整体特征,进而对某些地貌的成因做出推断。特别是晚年游历贵州、云南等地,第一次发现并考察了石灰岩地貌(喀斯特地貌)。在《滇游日记》中说:“粤山多石,滇山多土,黔山介于两者之间。”又从而推断说:“粤西山多石,故多分行独挺,水流澄清,多穿穴之流;滇南山多土,故地多环窪,水流混浊,多壅流成海(湖泊)。”黔南水流则介于二者之间。这与近世地理学家对喀斯特地貌的认识,已很接近。《游记》还记述了徐宏祖的一些地理发现。如提出金沙江为长江正源说;元江、澜沧江、潞江等各自入海,并不是长江支流等等,都纠正了《禹贡》以至《明一统志》中的错误。《徐霞客游记》的科学价值,经近世地理学家丁文江的阐发而得到广泛承认,列于世界地理学名著之林。
  《肇域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所著两部相辅相成的著述。崇祯时开始草创,至康熙初年编成。自序称:“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国志书,一代名公文集,问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肇域志》是“舆地之记”,共一百卷。记述各地地理形势,水利交通。《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依明代行政区划,分别记述各司府州县的山川关隘、户口田赋、政事民事以至边疆形域、海外邻国关系等等,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明代社会经济等广泛内容。
  《读史方舆纪要》——江苏无锡人顾祖禹(一六三一——一六九二年)著。父柔谦,明亡不仕,偕子隐居,长于音韵学及史学。祖禹承父志,发愤著书,积二十年之力,成《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包括《历代州域形势》九卷,详考唐虞三代以来历代行政建置沿革;《南北直隶十三省》一百十四卷,依明代建置,分别记述明两京十三布政司各州县的城镇、山川、关隘以至桥梁、驿站情况;《州异同》六卷,据历代史籍,辑录山川、江河记载之异同;另《天文分野》一卷,论述史志中关于星宿分野与地理之关系。著者因明亡之痛,书中记述山川险易,着眼于“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但对历史记载,考证详审,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巨著。
  一统志与地方志明清两代承袭元钥编修《大元一统志》(今佚,只存辑本)之例,修纂本朝一统志。地方志的编修也由于官方的提倡,普及于全国。现存明代地方志书约一千种,清代志书多至五千六百种。地方志书的一再编修,纪录了各地大量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状况的资料,是对学术文化的一大贡献。
  一统志——明天顺五年(一四六一年),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李贤等奉敕纂成《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清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敕修《大清一统志》三百四十卷;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又修成《一统志》五百卷;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敕令重修,至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完成,记事止于嘉庆二十五年,故名《嘉庆一统志》。一统志汇载全国各地建置沿革、疆界、地理形势、山水、户口赋役、物产、风俗、宦绩、人物资料,以省区为纪录单位。明代一统志分南北两京和十三布政司,清代分京师、盛京和十八行省以及特别地区(蒙古、回部),省下设《统部》,概述全省基本情况,次则分述各府州县。
  省志——明人多称“总志”,清人习称“通志”,由朝廷敕令编纂,各省长官主持修纂之事。通志的体例,历朝大体相同。嘉庆间谢启昆主修《广西通志》二百八十卷,分五大类二十二小类,即(一)典训;(二)四表:郡县沿革、职官、选举、封建;(三)九略:舆地、山川、关隘、建置、经政、前事、艺文、金石、胜迹;(四)二录:宦绩、谪官;(五)列传:人物、土司、列女、流寓、仙释、其他。别省的通志大体上也包括这些项目,只是因为地方的特点有所增减。如雍正间李卫等修《浙江通志》,有经籍、碑碣二目,表现出浙江文化的发达。同时期田文镜等编《河南通志》,无此二目,而有礼乐一门,反映出中原地区重视礼乐的传统。《卫藏通志》十六卷,详载藏族地区的政教制度和经济文化。《澳门纪略》作为澳门的方志,着重于当地的管理制度和居民特点。明末何乔远据府县志书,撰成《闽书》一百五十四卷,是私家纂修的福建省志。
  府州县志——府州县志也为官修。明代方志,多经续修。清朝明确规定:每六十年,由地方官员主持重新编写一次,编成之后,送文学政审查付梓。续修的办法,使地方志得以不断增补创新。如《苏州府志》,明洪武间初修,正德间、嘉靖间两次续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四朝又先后续修,递有增补。府县志的体例,明代尚无定制,清代逐渐程式化。乾嘉时期,学者修志,也提倡注重考据。洪亮吉主纂《泾县志》,主张“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序言》),《泾县志》就成为考据的范本。钱大听主修《鄞县志》,戴震编《汾州府志》,李兆洛撰《凤台县志》,章学诚撰《和州志》、《永清志》、《荆州府志》,都是方志中的名作。府县志的编写,各地不平衡,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多于边疆地区。明正统间毕恭纂《辽东志》九卷,嘉靖间李辅续辑《重修辽东志》十二卷,是东北地区修志的起始。
  专志——志书的编修,普及各地,成为人们习用的体制。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地方志而外,名山大川、寺观书院也由学者分别编修专志。各类专志中,尤以市镇志、民族志和边防志,颇具时代特点,引人注意。
  明万历以来,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区,陆续出现一些市镇。万历时,李乐为湖州府归安(今属浙江湖州市)的乌青镇撰《乌青镇志》,清乾隆间董世宁重修。乾隆间范来庚又为同县之南浔撰《南浔镇志》。杨谦等撰浙江嘉兴秀水的《梅里志》,杨树本撰嘉兴桐乡的《濮院琐志》等。这些志书,深入到市镇闾阎,为基层社会经济的实况留下了可贵的纪录。
  清朝统一全国,民族众多。蒙、回(维)、藏三大族,屹立边陲,于清朝的统治关系甚钜。乾隆间进士山西寿阳人祁韵士,曾入翰林院,充国史馆纂修官。奉旨创立《蒙古王公表传》,又据所见内阁大库红本及理藩院档册,撰《藩部要略》十八卷,于嘉庆初完成,内分内蒙古、外蒙喀尔喀部及厄鲁特部、回部、西藏等五“要略”,分别记述各部的归附、叛服、封爵等事迹。事实上是一部民族志。嘉庆九年(一八○四年),祁韵士因得罪遣戍伊犁,又编纂《伊犁总统事略》,后经同被遣戍的进士徐松(一七八一——一八四八年)据以增修,由伊犁将军松筠进呈,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赐名《新疆识略》
  明代边防,主要在防御蒙古。陆续出现一些私家编修的研究北方边防的志书。魏焕撰《九边(长城九边镇)通考》、刘效祖撰《四镇三关志》、杨守谦撰《大宁考》、张雨纂《全陕边镇志》、詹荣著《山海关志》。东南海防的专志则有王在晋编《海防纂要》、胡宗宪《筹海图编》、谢廷杰《两浙海防类考》等书。清人编纂的海防著述,有杜臻《海防述略》、俞昌会《防海辑要》、严如煜《洋防辑要》等书。这些专门志书的编纂表明:面对外国势力的来侵,人们已日益感到加强海防的重要了。
(四)金石学
  宋代学者注意于古器物铭文的研究,始有“金石”之称。明代学术不很发达,但学者留意于石刻文字的搜集,开拓了研究领域。请代乾嘉时期为考订经史而广泛搜考金石文字,金石之学成为专学。研究领域日益扩展,收集文物的范围也日益扩大,为近代文物学与考古学的发展,奠立了基础。
  石刻文字——宋人着重于铜器铭文的研究,只有少数著作如赵明诚《金石录》,兼及石刻文字。元末潘昂宵著《金石例》十卷,最先注意到碑志文字义例。明初,陶宗仪纂《石刻丛钞》,辑录碑铭原文。《明史》举为育明一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为第一的杨慎,在嘉靖时撰《金石古文》十四卷,汇编汉代以前的金石文字,力求无遗漏,但不免有“真伪错杂”之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陈有《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收录当代碑文,不取前代,不录颂德谀墓之作。所收碑记多涉及仓储、水利等有关民生的记事,独具心裁。都穆撰《金薤琳瑯》二十卷,仿宋人洪适《隶释》例,编辑石刻文字,并加考辨,所载碑文均录全文,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可贵的资料。万历间,陕西盩厔县(今周至县)人赵崡在家乡广拓碑刻,又托友人四处搜求,积存碑文二百五十三种,一一撰写跋尾,因无力全文刻印,编成《石墨鐫华》六卷,收录碑目并附跋尾。
  明清之际,顾炎武周游各地,每见铭刻,必行抄录,又得友人赠送碑文拓本,其中不见于宋人金石书者约三百余种,分别写出跋文,编成《金石文字记》六卷。又以不见著录并无拓本流传的碑文五十六种,汇为《求古录》一卷。顾氏搜罗石刻文字,旨在用以辅证经史,“阐幽表微,补阙正误”(《顾亭林文集·金石文字记序》),不同于前人的注重书体。
  毕沅也以为金石可证经史,历官所至,注意搜集金石文字。任陕抚时,与钱坫、孙星衍等辑《关中金石志》八卷;改任豫抚,编录《中州金石记》五卷;抚鲁时,又与学政阮元合编《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这些金石志详载碑石广阔尺寸、字径大小,行数多少,使读者明了原石形制。诸志均著录碑铭全文,并对其碑文有所考释。
  钱大听博学多闻,尤其注意金石文字的搜罗研究。撰有《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又撰《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二十五卷,以金石证史,多有创获。钱氏曾认为宋以来治金石文字者凡有两途,一是“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一是“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潜研堂文集·郭龙伯金石史序》)。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中说,钱大听等人“开乾隆已后诸儒以金石之学印证经史之一派”(卷三),所论是恰当的。
  嘉庆初,孙星衍编成《寰宇访碑录》十二卷,依时代顺序,编列秦汉以来至元末的碑目,共收七千五百余通,各碑分注书体、年月、撰人、书人及所在地点,是当时收碑最多的综合目录。乾隆时,邵晋涵在三通馆为续补《通志·金石略》,编录内廷所藏各地进呈的碑拓,以副本赠孙星衍。此后二十余年间,孙星衍历游各地,据亲见碑石,拓摹增补。又得钱大听、阮元、武亿及江苏邢澍等馈赠的碑拓,乃与邢澍共刊此书。
  乾隆时进士王昶历任各地考官,笃好金石,勤于搜访,积五十年之力,得先秦至宋,辽、金、大理时代的金石文字一千五百余通,嘉庆十年(一八○五年)编成《金石革编》一百六十卷,自序中说,金石内容广泛,研究石刻文字,“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他参稽群书,对器物及碑石形制作出说明,并加考释。书中收录碑铭全文,自信“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也。”以石刻而言,本书确是当时收录碑文最多的集大成之作。王昶另收有元代碑文约八十通,未及刊入本书。近人罗振于编为《金石萃编未刻稿》刊行。
  《西清古鉴》——乾隆十四年(一七九四年),吏部尚书梁诗正等奉敕撰修《西清古鉴》,凡四十卷,另附钱录十六卷。本书汇编清宫廷所藏自商周至唐代的酒器、礼器、祭器等铜器及铜镜共一千五百二十九件,各卷图绘器物形状,摹写铭文并加说解。编者利用文献资料分析古器物,纠正了前人研究的某些误失,因而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为“有裨于经史之学”。乾隆三十年内府刻本,印制极精,只是某些器物花纹的摹绘难免失真,铭文考释也间有错误。但作为宫廷所藏古器物的综录,是规模空前的巨著。乾隆未又续纂《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收录宫廷续得的唐以前古铜器九百四十四件,附唐代以后的铜器、印玺等三十一件。又成《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收录盛京皇宫所藏古铜器九百件。此外又编成《宁寿鉴古》十六卷,收铜器六百件,铜镜一百另一件。四书合称“西清四鉴”。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清阮元编著,凡十卷。阮元认为,三代时钟鼎彝器与土地同等贵重,编录历年收集的自商周至晋代的钟鼎等铜器铭文五百五十种,与幕友朱为弼共撰释文,补正经史,于嘉庆十年(一八○五年)自刊行世。自序称:“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偏旁传籀之字,有可补说文所未及者。”对历史学和古文字学都有所贡献,是学术价值较高的一部金文综录。本书又录有阮氏所著《商周铜器说》上、下两篇,对商周以来钟鼎彝器等各类铜器的性质、历史价值以及汉代以来古铜器出土、著录情况,加以考订、论说,为此后古器物及铭文的研究奠立了基础,并在研究方法上开辟了途径。
(五)语言文字学
  明代学者已注意音韵文字之学。清代汉学家以音韵训诂治经学,从而使音韵学、文字学及训诂学得到空前的发展,著述如林。下面介绍的,只是各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些著作。
  音韵学 明太祖初即位,即命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与宋濂纂修《洪武正韵》十六卷,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书成,颁行天下。本书归并《广韵》二百零六韵为七十六韵,是音韵学上的一大变化。但书中杂有南方方言,字义音切不全合于中原雅音,因而不便使用,实际上并未通行。
  杨慎兼通音韵、训诂、字书,著《古音丛目》、《古音借要》、《转注古音略》、《古音余》各五卷,在分韵归字上,以今韵分部,把古音相同的字隶属于一部。陈第著《毛诗古音考》四卷,开经学研究之新径,也是明人研究古韵的代表作。陈氏认为古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1 2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