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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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国子监博士、户部员外郎，康熙中参加治黄海口工程，到过南京、扬州等地。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写成《桃花扇》，次年进京演出，轰动一时。《桃花扇》描写明末复社文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恋爱故事，重现了南明弘光政权的衰亡史。《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小引》中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剧中揭露弘光朝朋党林立，权奸当道的腐败，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的荒淫，讴歌了李香君等社会下层人物和史可法的抗清斗争以及侯方域的降清求荣。剧中演出的故事都是观众经历过的实事，演出后，确曾使人“感慨涕零”，悲愤交加。《桃花扇》遂成为久演不衰的名作。孔尚任有《湖海诗集》、《岸堂文集》传世。
蒋士铨（一七二五——一七八五年），江西铅山人，翰林院编修，扬州安定书院山长，以善作诗文著名，有《忠雅堂文集》。撰有杂剧《一片石》、《第二碑》，传奇《冬青树》、《空谷香》、《临川梦》等九种，合为《藏园九种曲》。《冬青树》写文天祥舍身取义和南宋灭亡的故事。《临川梦》写汤显祖怀才不遇，从事戏曲创作，并将娄江女子俞二姑读《牡丹亭》哀伤而死，以及《临川四梦》中的一些情节与汤显祖联系起来，在戏剧中塑造了汤显祖的形象。蒋氏剧作情思感人，据说在扬州写剧，戏班争先上演。
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黄图珌曾依据宋人话本《西湖三塔记》及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小说，写成《雷峰塔》传奇，演述白蛇与许宣的故事，把白娘子写得妖气十足。与此同时，民间艺人也有《雷峰塔传奇》问世，白娘子纯真可爱，勇敢善良。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方成培编成《雷峰塔传奇》，继承了民间艺人塑造的白娘子形象，广为流传。
清代戏曲在各地形成多种声腔，昆山腔和弋阳腔最为流行。昆山腔又称昆曲。弋阳腔又称高腔，传入北京后，习称京腔。乾隆时，各地官商为庆祝皇太后和皇帝寿辰，纷纷组织各地方戏曲入都献技。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年），扬州盐商为庆祝乾隆帝八十寿诞，组织徽班三庆班进京。三庆班以唱徽调（二簧调）为主，兼能昆腔及其他声腔。随后，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相继进京，合称四大徽班。徽班吸取昆曲、京腔及地方声腔，丰富了表演艺术，逐渐成为京都盛行的剧种。道光时又吸收汉调，形成近代的京剧。
（四）绘画与书法
一、绘画
绘画在明精两代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杰出的艺术成就。
画院及宫廷绘画——元代官廷没有设立画院，明代继承两宋旧制，在宫廷设立画院。但在编制上与宋代的翰林图画院有所不同。清代不设专门的画院，只有内廷供奉、内廷抵候等官职。宫廷绘画主要是为皇室服务，图绘帝王业绩，歌颂功德。《康熙南巡图》、《南巡盛典图》及《雍正平准战图》等都是成功的代表作。
山水画——明清山水画在各类绘画中成就最为辉煌。明代山水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由明初至嘉靖，主要是以戴进为首的浙派山水画。这一派迎合统治者的意趣，摒弃“元四家”那种幽淡枯寂的画风，有意识地倡导南宋院体画苍劲浑朴的画法。戴进（一三八八——一四六二年）的画，水墨苍劲淋漓，斧劈破法的应用恰到好处，所作《春山积翠图》、《金台送别图》等均为浙派山水的代表作。吴伟在浙派山水中另辟蹊径，形成浙派支流江夏派。中期自隆庆至万历，吴门派绘画倡行天下。吴门派多是士大夫出身，由于官场失意，安于恬淡闲静的生活，画中透露出明显的“书卷气”和道家倾向。这一派主要代表有沈周、文徵明和唐寅。沈周是吴门派创始人，文、唐二人都曾从他学画。所作画笔锋所指，力透纸背，又具有简洁含蓄的艺术感染力。文徵明的画多状写江南风光，早年秀丽，中年粗放，晚年兼二者之长，神采气韵独步一时。唐寅的山水画变化巧妙，令人有可游可居之感。此外漆匠出身的仇英，山水画浓重艳丽，讲究法度，富于装饰风味，别有一番天地。万历之后是后期，也是明代文人山水画最发达的时期，当时有董其昌、莫是龙、陈继儒、赵左等所谓“画坛九友”，尤以松江华亭人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年）最为杰出。他的画兼采前代众家之长，笔与神合、气韵生动，为明末文人山水画的集大成者，对清代许多著名画家有重大影响。
清代山水画，清初至乾、嘉时期不断有所发展。清初，以“四大高僧”为代表，强调解脱、创新，与“四王”为代表的临摹古人的“正统派”相对立。“四大高僧”，是弘仁（一六一○——一六六四年）、凭残（生卒未详）、八大山人（一六二六——一七○五年）和石涛（一六四○——一七一八年）。弘仁，俗姓江名韬。明亡削发为僧，寄兴自然，云游各地，往来于黄山、天都之间，作《黄山真景册》五十幅，笔墨苍劲，开新派之先河。髠残师法“元四家”，《溪山幽居图》等画幅，用笔精炼，具有一种绵邀清幽，奥境独辟的境界。八大山人，名朱耷，明宁王朱权后裔。每作画题款必使“八大”与“山人”二字联缀，类哭之笑之之意，其画笔情恣纵，不泥成法，所作残山剩水，往往河颠树倒，满目荒凉，寄托了山河破碎的亡国之痛。石涛，名朱若极，明靖王后裔。一生饱览名山大川之神秀，实现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宏愿，他的山水无论布局还是笔法墨路都不拘一格。“四大高僧”成就虽高，却不为人重。在当时清代画坛上充当领袖的是皇家画院中的王时敏、王鉴、王翚及王原祁。“四王”山水画总的倾向是摹古，他们把绘画的最高审美标准与此相联，评价一幅画常以“古色苍人”、“摹古逼真”为上乘，他们自己的艺术实践也以此为指导方针。
花鸟画——明清花鸟画的突出特点是水墨写意花鸟有了长足的进步。明代是花鸟画由工整艳丽的工笔画向水墨写意画过渡的时期。明初至嘉靖是发展的前期，工笔院体画笔笔工整，敷彩艳丽，其主将有边文进和吕纪。边文进（景昭）所画花鸟，注重形神特征，飞鸣之态均艳丽生动，工致绝伦。吕纪作画总是立意进规、遵具法度，无论花鸟草木均生气奕奕，灿灿夺目。但这时林良、沈周、唐寅等也开始涉略水墨写意花鸟，沈周的《慈乌图》、唐寅的《临水芙蓉》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明嘉靖之后，进入花鸟画发展的后期。水墨写意派独树一帜，以其淋漓洒脱，自然生动的意境，博得称赏，陈淳（一四八二——一五四四年）、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年）、周之冕声名最大，陈淳所画花鸟树石生动有的，淡墨敬毫，极为逼真，他与稍后的徐渭并称“白阳青藤”，被尊为一代宗师。徐渭所作的水墨大写意花鸟，笔墨淋漓奔放，追求新颖奇特，抒发了追求精神解放的胸襟。周之冕在花鸟画中把工笔与写意两种画法相结合，创钩花点叶一派，其画风清雅纯朴，自然风趣，富于生活气息。
清代花鸟画的发展可分为清初至嘉庆的前期，道、咸、同的中期及晚清光绪、宣统的后期。清初至嘉庆这段时期的花鸟画风格多样，百花齐放。尤以清初挥格的“常州派”及乾隆时的“扬州八怪”影响最大。恽格（一六三三——一六九○年）的没骨写生花鸟简洁明丽，天机物趣，毕集毫端，颇具大家风度。“扬州八怪”是对乾隆年间活跃在扬州画坛上的一群具有革新精神的画家的总称。汪士慎（一六八六——一七五九年）的冷梅，金农（一六八七——一七六四年）的梅竹马，郑燮（一六九三——一七六五年）的兰竹，李方膺（一六九五——一七五五年）的“四君子”及罗聘（一七三三——一七九九年）的蔬果梅花各具韵致。
人物画——明代人物画大家有唐寅、仇英、丁云鹏、陈洪缓及曾鲸。明代人物画法基本有两派。一派工笔细密，设色浓丽，继承宋代院体传统；另一派扫去粉黛，淡墨轻毫，学李公麟之白描。此外还有水墨点染，继承梁楷写意传统的画法。唐寅人物画既善工笔，又涉水墨，所画美人名士，线条洗炼，表情含蓄。工笔以《孟蜀宫妓图》、《吹萧仕女图》最为出色，水墨人物则以《秋风纨扇图》最为著名。仇英人物画题材广泛，技法多变，既善工笔，亦通白描，更把优美恬静的山川与人物融为一体，时称“双美”。丁云鹏所画的白描罗汉，神姿飒爽，笔力伟然，董其昌赞“三百年来无比作手”。曾鲸以画人物肖像响誉一时，无论画什么人物都点睛生动，咄咄逼真，如镜取像，妙得神情。陈洪绶所画的人物，形体上往往略有夸张，然注重神似，妙不可言。
清代人物画以乾嘉时最发达，著名人物画家有高其佩和丁皋。高其佩为指头画家，于山水、人物、花鸟兼通，喜画钟馗，能传钟馗之妙，风趣横生。丁皋善画肖像，他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传真心领》、《写真秘诀》，将人物画法发扬光大。
明清绘画除在山水、花鸟、人物画上取得重大发展外，在版画、壁画、年画等民间绘画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二、书法
明清两代书法上宗晋唐，近追宋元，使书法艺术于继承中得到全面发展。
明清帝王与书学——明代皇帝中醉心翰墨者甚多。《书史会要》中记述了太祖、成祖、神宗、宣宗等帝王对书学的喜好。马宗霍《书林藻鉴》说：“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明之诸帝既并重帖学，宜士大夫之咸究心于此也”。由于统治者对书道有所偏颇，所以行草之发展“几越唐宋”，而篆隶八分却无一名家。
清朝皇帝也多酷爱书道，并广为提倡。圣祖康熙酷爱董其昌书法，董书一时身价百倍风靡海内。高宗乾隆栖情翰墨，每至一处游览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他还特建淳化轩收藏历代著名碑帖，称“淳化阁帖”，这对书法的流传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明代书法——明代书法帖学大盛，善行草者颇多，但只可与入时，未可以议古。特别是篆箱八分几于绝迹。整个书风趋于妍媚娟静，没有古人之雄浑朴拙的气势。但仍有不少称得上上宗晋唐笔意的书法大家。明代书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由明初到成化为其初期，此时书家以刘基（一三一一——一三七五年）、“三宋”、陶宗仪、俞和、王绂、解缙、“二沈”最著名。刘基善行草，书法智永，流畅俊逸，历代推重。“三宋”中宋遂以小篆最杰出，被称为“国朝第一”；宋克工于草隶，笔精墨妙，很受时人推崇；宋广善草书，章草尤为入神。陶宗仪传唐李阳冰篆法，有《书史会要》、《古刻丛钞》行世，对书史有很大影响。俞和乃元大书法家赵孟的私生子，行草逼真乃父。王绂永乐初以善书供事文渊阁，书名震一时。解缙书法学王右军、危素，尤以小楷精绝，端雅纯熟，还撰有《学书法》、《草书评》、《书学详说》等书学论著。“二沈”指沈度、沈桀兄弟，均以善书得帝王赏识。
成化至隆庆是明书法发展的中期。此时文人学士辈出，号称“吴中才子”的祝允明（一四六○——一五二六）、文徵明及王宠、陈淳、徐霖等人风流一时，此时山水画也正值明代发展盛期，一时丹青翰墨现出勃勃生机。祝允明楷行草书皆深得书学之奥妙，功力深厚，名动海内。晚年书法进入极高境界，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熳，天真纵逸。文徵明的书风笔法苍润，张驰有致，整栗遒劲。后世书家称其书“神理超妙”，“浑然天成”。王宠正书取法虞智，行书法大令，晚年自行一体，以拙取巧，合而成雅，婉丽道逸，别有风度。陈淳行书出杨凝式，老笔纵横可赏，真行小楷皆清雅秀丽，具有米家遗风。徐霖九岁能大书，于各体兼通，尤善篆法。
嘉靖以后为明代书学发展的后期，晚明书家历来推邢侗（一五五一——一六一二年）、张端图、董其昌、米万钟，时称“晚明四大家”。此外，黄道周、倪元璐也颇有名。邢侗书法兼学诸家，尤得右军笔意，有龙跳虎卧之致，极为海内珍赏。张端图善行草，执法得当，用力劲健，骨气独标。米万钟精于行草，浑厚遒劲，有“南董（其昌）北米”的美誉。董其昌被推为明末书画坛上第一人。他学书虽晚，然进步颇快。治书态度严谨，六体八法，无所不精。黄道周于书艺上富于创造精神，隶书自成一家，行草笔意离奇超妙。倪元璐书法灵秀神秘，行草尤极超逸，用笔多藏锋，如锥画沙。
明代书法有其无可否认的流弊。由于科举取士注重生员举止书体，因而读书人写字唯求横平竖直，端方拘谨，一字万同，呆板乏味，即所谓“台阁体”。这一流弊不仅危害明人，而且流毒清代，愈演愈烈，是书学的一大憾事。
清代书法——清代书法可分帖学期（清初至嘉道年间）和碑学期（嘉道以后）两个时刚。帖学期著名书家颇多，各有所善，争奇斗艳。杰出者有王铎、博山、汪士鋐、王谢、张照、郑燮、金农、刘墉、梁同权、王文治、姚鼐、翁方纲、钱沣诸人。王铎书学米南宫，笔墨苍老劲健，能自出胸臆。但古来书品随人品，降清后书名大减。傅山兼工分隶行草及金石篆刻，又兼医道超群，人称“学问志节为国初第一风流人物”。汪士鋐早年善真行，蝇头棍书，精妙绝伦；晚年尚慕篆隶，名重一时。王澍以善书充五经篆文馆总裁官，书法专学欧阳询，火候纯熟。张照由于继承董书遗风，颇得康熙帝垂青，评价甚高。他右手左手兼能，时称造化手。郑燮不仅以“怪”名垂画史，书法亦堪称一怪，他把真、草、隶、肇融为一体，自谓“六分半书”，其书怪而不失法度，古秀独绝，有乱石铺路之誉。金农书以拙为妍，以重为巧，看似未佳，实笔笔出自汉隶。刘墉处于帖学碑学交替之际，被称为融汇历代诸家书法之集大成者。笔笔力厚骨劲，气苍韵遭，极为后代书论家推重。梁同权书笔力纵横，年九十书无苍老之气，远至日本、琉球、朝鲜诸国，都以得其片缣以为幸。王文沾书专取风神，稍有浮浪，有“浓墨宰相（刘墉）、淡墨探花（王）”之称。姚鼐为清文坛“桐城派”巨将，晚年工书，笔致超然，品质精妙。翁方纲书谨守法度，尤以小真书工整厚实著名。钱沣为人正直不阿，不惧和ㄊ疲榉缰北蒲掌皆挥紊窦娴谩�
（五）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到明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各手工行当的技巧皆臻于完善，审美设计水平也达到极高的层次。清代在继承明传统的基础上虽有一定发展，特别是民间工艺仍显出很强的生命力，但开始出现繁琐堆饰、格调渐低。
明清官方工艺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