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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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利用来作为传播工具的某些文化得以留存和在民族间交流。在丹藏雕印的差不多同时，辽朝的邻国高丽也雕印大藏经，通称“丽藏”。辽朝的丹藏传入高丽，很受高丽僧人的重视。高丽藏再次雕印时，取丽藏、宋藏和丹藏对照校勘，印成新雕丽藏。高丽僧宓庵说，丹藏总共不到二百函，不满一千册，“帙简部轻”，“纸薄字密”。宓庵赞叹说：这大概不是人功所能造成，好象是惜助了神力。中国的雕板印刷、造纸，当然不是靠什么“神力”，而是人民群众劳动和智慧的产物。把它用来印造佛教的毒品，自然是极大的浪费。但宓庵所记丹藏情况却足以说明，辽朝劳动人民在造纸术、印刷术和书籍装帧等方面都已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超过了唐、五代时期所达到的水平。
寺院佛塔 辽代在各地建造了大批寺院和佛塔。天津市蓟县现存辽建独乐寺观音阁，是一座雄巍的木构建筑，外观两层，内部三层。阁建于九八四年，中央泥塑将近五丈高的观音像，楼板中留空井，使佛像穿过直立。我国现存最古的木构建筑，五台山唐建佛光寺大殿，是运用传统的木材框架结构法。观音阁的建筑，实际是采用佛光寺大殿的框架法，而又三层重叠，构成一座三层的木楼。山西大同（辽西京）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建于一○三八年（辽重熙七年），梁下仍存辽代题记。大殿虽经后世重修，仍然保存辽代的木建结构和梁仿彩画，殿前满列“教藏”（藏经的书橱）三十余间，是国内现存最古的教藏。
辽代的佛塔遍布于五京所属的许多地区。常见的辽塔是八角十三层的砖塔，烙为实体，不能入内攀登。与唐代的佛培，例如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构造完全不同。辽塔的这种形制后来也为金代所继承，在中国建塔史上，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辽、金塔。所谓八角当是据《四分律》，十三层是据《大般涅粱经·后分》：“佛告阿难……起七宝塔，高十三层”。现存北京天宁寺（辽南京天王寺）砖塔和辽宁宁城县大宁（辽中京大定府）故城址的大砖塔，可以作为这种类型的代表。辽宁林西白塔子的白砖塔八角七层，内部中空，可直登，近似唐塔。山西应县一○五六年建造的佛宫寺木塔，层檐用斗拱平托八角六檐，分为五层，附暗层四层，实际上是九层，连塔尖高达二十丈。塔身全用木建，造形瑰丽，有如楼阁，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的一座大木塔。这样一座高大的木构建筑，经历九百多年风雨雷电的考验，仍然屹立而不倾塌，确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观。寺院和佛塔都是佛徒用来毒害人民的工具，但建造者却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剥去宗教迷信的外衣，作为古代人民辛勤建造和遗留的一份建筑遗产，还是值得保存和吸取惜鉴的。
三、儒 学
九一八年，阿保机要祭祀一个在汉人中有影响的人物，以巩固他的统治。左右的侍臣以为可祭佛。阿保机说：“佛非中国教”。太子倍说：“孔子是大圣人，万世所尊，应当先祭孔子。”阿保机大悦，即建孔子庙，命皇子借春秋祭奠。佛教来自天竺，但到唐朝已经逐步地中国化。辽朝的佛教实际上已是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而流传。著名的僧人也多是汉人。但比较说来，孔丘的儒学自然更能代表纯粹的汉族封建文化。因之，辽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作为统治汉族人民的工具。不过，儒学在辽朝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发挥它的统治作用，还是在契丹的封建制确立以后。据说辽圣宗好读《贞观政要》，并由汉臣摘录唐高祖、太宗、玄宗可以取法的事迹进呈。《贞观政要》是以儒家的政治学说为指针，对唐朝和前代的封建统治经验的一个总结。因之，它不象儒家经典的迂阔，而更能切合封建统治者的实际需要。《贞观政要》一书一直受到辽朝的重视。兴宗时，萧韩家奴并把它译为契丹文，给兴宗阅读。萧韩家奴上疏论政事，也援引唐太宗的“轻徭省役”、“使海内安静”的所谓“治盗之方”，即压制农民反抗的儒家统治方术。《辽史·兴宗纪》说：兴宗“好儒术”。道宗时，儒学更盛。一○八六年，曾召翰林学士讲五经大义。一○八八年，又召耶律俨（汉人，本姓李）讲《尚书·洪范》。洪皓《松漠纪闻》说，道宗要汉人讲《论语》，讲到“夷狄之有君……”等句，避嫌疑不敢讲。道宗说，上古时候的熏鬻等族，没有礼法，所以叫“夷”。我们现在已经彬彬有文化，和汉族没有两样，你还避什么嫌？辽朝至道宗时，封建的经济制度已经很发展，汉文化为契丹贵族普遍接受，儒家的封建政治思想也在统治阶级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四、历史学
圣宗时起，辽朝也依仿汉人修史体制，编修实录。九九一年，室昉（音访fang）、邢抱扑等撰实录二十卷。兴宗时，萧韩家奴又与耶律庶成等编录遥辇可汗以来至兴宗重熙时事迹，共二十卷。道宗时，一○八五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一一○三年，天祚帝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编纂太祖诸帝实录。俨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辽朝西迁后，仍在金、元保存。金、元纂修《辽史》，依据的原始材料，主要就是耶律俨的《实录》。
现存辽王鼎撰《焚椒录》一卷，是仅存的一部有关辽朝史事的私人纪述。王鼎，涿州人，道宗时为翰林学士，为辽朝草拟典章，后升观书殿学士。困事得罪，流放镇州。王鼎得知耶律乙辛诬陷宣懿后案始未，因撰《焚椒录》记述此事。书中收录了有关的文献。元人撰修《辽史·宣懿后传》很可能参据了此书。
五、语言文字学
辽朝还有两部语言文字学著述流传下来。一是圣宗时僧行均（汉人，俗姓于）编撰的《龙龛手镜》（宋刊本“镜”作“鉴”）。《龙龛手镜》是一部通侣的汉字字书，部首字依平、上、去、人四声分为四卷，第一卷九十七部，第二卷六十部，第三卷二十六部，第四卷五十九部（最后一部为杂部）。每部所收字，也依四声次序排列。各字注反切音和简要的字义。全书共收二万六千四百多字，注解共十六万三千多字。自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自“一”至“亥”排列部首，后世字书，相沿不改。行均突破旧例，依据当时实际的读音和通用的字体，另作编排，虽然体例不尽完善，创新的精神，还是可贵的。行均书又多收民间制作的俗字，如不部的歪（wai）、甭（béng）、孬（nāo）等字。清代的考据学者钱大听因此讥讽行均“以意分部”，“文支不分”，收入甭、孬等“里俗之妄谈”，是“污我简编”（《潜研堂文集·跋龙龛手鉴》）。其实，钱大听所攻击的几处，正是行均超越前人的独到处。辽朝书禁甚严，不准出境，但行均此书仍流入宋朝。沈括《梦溪笔谈》称赞它“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宋朝曾在浙西雕板刻印。元苏天爵说，当时辽朝文献，只有耶律楚材家藏的耶律俨《实录》和行均的《龙龛手镜》还保存，其他多亡失（《滋溪文稿·三史质疑》）。《手镜》宋刊本因避讳改为《手鉴》。苏天爵所见，当仍是辽刊本。此书还曾传入朝鲜，有朝鲜古刻本，分为八卷。后来也传到日本。日本元和（一六一六至一六二三年）时，有古活字本印行。
另一部著述是希麟著《续一切经音义》。唐长安西明寺僧慧琳（疏勒人），依《开元释教录》所收佛经，依次音注，写成《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唐朝亡后，此书在江南地区不再流传。五代未年，高丽曾遣使去吴越寻访不得，但辽朝仍有留存。圣宗时，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汉人），依仿慧琳书例，对《开元释教录》以后的佛经，续加音注，写成《续一切经音义》一书，分为十卷。元代编撰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十及《大藏目录》卷下，都还著录慧琳及希麟书，但明、清时，两书不再在我国流传。辽道宗时，曾送给高丽丹藏一部，希麟书因而传入高丽。一四五八年（明天顺二年）又传人日本。清光绪初，我国学者才又发现了此书的日本翻刻本，开始利用来进行汉语史的研究（一九一二年刊印的《频伽藏》曾据日本刊本影印收入）。中、朝、日三国在历史上有过多方面的文化交流，许多古代典籍因而得以保存和流通。希腆书流传的历史，是其中的又一个事例。
六、文学艺术
唐、五代吟诗成为风气，也影响到辽朝。辽初，皇子倍有“小山压大山”诗流传。圣宗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布，契丹贵族多学作诗赋。史载圣宗喜吟诗，曾作曲百余首。道宗多作诗赋，并由耶律良编为《清宁集》。道宗宣懿后，天祚帝文妃（渤海人）也都有诗歌流传。经辽朝皇帝的提倡，贵族文人也多作诗编集。如皇族耶律隆先有诗集《阆苑集》。萧柳作诗千篇，编为《岁寒集》。耶律良有《庆会集》等等。这些诗集都不再流传，大抵内容平泛，被淘汰是自然的。元人耶律楚材《湛然居土集》收有《醉义歌》一首，自序说是“辽朝寺公大师”所作，原作为契丹字，楚材在西域遇到西辽前郡王李世昌，学习契丹字，乃译此歌。寺公大师不知何许人，诗中称“病窜”“斥逐”，与南村农丈人饮叙。大约是得罪被黜的契丹官员或失意文人，流寓乡间，以表面的豁达掩盖内心的愤闷。诗中有“村家不弃来相陪”，“黍稷馨香栖畎亩”，“老母自供山果醋”等农村景色，与辽朝帝后的庙堂酬唱，旨趣不同。诗体似乐府歌行，长达一百二十句，是仅存的辽人长篇。《醉义歌》原作不存，现在只有耶律楚材的这一译本。契丹语与汉语语序结构不同。宋人洪迈《夷坚丙志》曾记契丹人学汉诗，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读作“月明里，和尚门于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醉义歌》百余句一气呵成，诗中多用汉人史事掌故，全篇依汉语用韵，也颇工整。如开头四句：“晓来雨雾日苍凉，枕帏摇曳西风香，困眠未足正展转，儿童未报今重阳”。耶律楚材称赞为“可与苏（拭）、黄（庭坚）并驱争先”。如果不是经过耶律楚材改作，失传的原作当也是模拟汉诗。
现存辽朝帝后的一些片断诗句，大多不出宫闱享乐或劝谏之类，没有什么文艺价值可说。它只是显示了汉文化对契丹的深刻影响。唐诗中影响最大的是白居易的作品。辽圣宗曾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古今诗话》载圣宗快句“乐天诗集是吾师”，想见白诗在辽朝流传甚广。白居易曾自记：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我诗句。元稹也说，元、白诗的手抄本、摹勒本在市上贩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白诗不仅在汉族，而且也在兄弟民族中得到传播，原因是他的某些诗篇反映了一些人民的呼声，诗句也明白易懂，比李、杜诗更加接近民间的口语。宋朝苏轼的诗也在辽流传。苏辙奉使到辽朝，回来向宋朝报告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的文字，北方无所不有。我初到燕京，就有人告我：令兄（苏轼）的《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另一使辽的使臣，听说辽燕京书肆自己刻印苏轼诗，叫做《大苏集》（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苏辙使辽，有诗说“谁将家集过燕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耶律楚材称赞寺公《醉义歌》，可与苏，黄并驱，也正说明辽诗受到了苏诗的影响。
辽初，耶律倍善绘画、以契丹人物和骑猎为体裁，受到人们的重视。《宣和画谱》著录耶律倍画十五幅，为宋朝所珍藏。元时黄溍还曾见过耶律倍《猎骑图》一幅，写有跋文，但元朝以后，不再见著录。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辽兴宗以五幅嫌画千角鹿图赠宋仁宗，宋仁宗曾作飞白书回赠。辽宁巴林左旗林东辽庆陵有壁画保存，画中有契丹服装和汉服的人物，四时山水鸟兽和鹿等写实景色。一九七二年，吉林库伦旗发现道宗时辽墓，墓中门洞及天井有巨幅彩绘壁画。墓道长二十多米，左壁绘出行，右壁绘归来景象，构成一条地下画廊。画中有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员等人物，也有被奴役的契丹、汉族人民的形象。有山水花鸟，也有车马及日常用具等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多种景物。精美的画面显示出辽代无名画工们的艺术才能，与陕西乾县唐章怀、懿德两太子墓壁画，同为我国绘画史上的杰作。但内容局限于贵族生活范围，境界是狭隘的。
七、医 学
契丹原奉巫教，以巫术治病，无医药。阿保机破吐谷浑，得医人子直鲁古收养。直鲁古长大后，学医，专门从事针灸。辽太宗时，成为皇室的太医，著《脉诀针灸书》一卷，传于世。此书明人陈第编《世善堂藏书目录》中仍有著录，可见明代还有流传。针灸早在战国时已经发明，唐代更有发展。直鲁古大约是从汉人学得针灸，又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写成针灸书流传，对针灸学作出了贡献。
辽朝的医学，在长时期内可能主要是依靠针灸。至兴宗时才又有发展。《辽史·耶律庶成传》说，兴宗时，契丹医人还很少知道切脉审药。耶律庶成译出方脉书通行，人们都能学会。契丹各部落也由此懂得“医事”，即懂得切脉审药。耶律庶成翻译介绍的功绩是不应被抹煞的。
辽代契丹、汉族等各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辽文化。在我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中，辽文化有一定的贡献。
第四章 西夏的兴亡
第一节 夏国的建立和发展
游牧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的民族。早在商朝时期，现存甲骨卜辞上就已有了有关羌族的记事。羌族与汉族的祖先黄帝族，在远古时期已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交往。东汉时期，羌族以青海为中心对汉地展开掳掠，东汉王朝对羌族残酷地压迫和屠杀。羌族被迫向西南方迁徙。进入西藏地区的发羌，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羌族的另一支党项羌曾一度进入青藏高原，因遭到唐旄羌（女国）的攻击，又退回到松州附近游牧。
西晋时，鲜卑慕容部吐谷浑西迁到枹罕（枹音夫fu），征服这一带的羌族，建立吐谷浑国。唐初，吐谷浑分为两部，东部在青海，西部在鄯善。青海的吐谷浑与党项羌的拓拔部通婚姻。唐朝李靖攻灭吐谷浑，党项羌首领拓拔赤辞降唐，唐朝加号为西戎州都督。
六二九年，弃宗弄赞建立吐著国家。吐蕃古钵教
经典把党项列为吐蕃统治下的“外四族”之一。吐蕃强盛，党项族遭到吐蕃的压迫。八世纪初，吐蕃袭杀党项拓拔首领。党项各部落被迫迁移到今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迁到夏州的部落，被称为平夏部。
唐朝未年，在黄巢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中，唐朝利用沙陀、党项兵去镇压起义的农民。党项平夏部首领拓拔思恭出兵助唐，镇压黄巢，随李克用攻占长安。唐朝以夏州为定难军，加思恭节度使，进爵夏国公，赐姓李氏。从此，党项族便据有银、夏、绥、静、宥等五州地区。
这时的党项族，还处在氏族社会的父权制时期。党项族的居民组成为大小不等的氏族和部落，最大的部落可达四、五千人。各部落散处各地，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部落间的联盟。接受唐朝封号的拓拔首领在党项族中有着颇大的权威，遇有战事，他可以射箭为号，召集各部落对外作战，但战事过后，即行解散。
唐朝末年以来，一些党项部落进入汉地，入居州城。党项族在不断地发生着分化。
进入州城，与汉族杂居的党项部落，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