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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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一年（至元八年），坚持在珍岛抗元的军民被元将忻都击败。余部在金通精率领下，逃往耽罗。一二七三年（至元十年）忻都部追至耽罗，擒金通精等。三别抄军的抗元斗争遭到镇压而失败。一二七四年（至元十一年），王植死，子愖立（后改名賰，又改名昛），娶忽必烈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为妻，进一步加深了高丽国王对元朝的依附关系。高丽被迫更改官职名号，凡省、院、台、部等与元朝廷相类的官号，都予改换。又派遣贵族子弟二十人作为质子，到元朝“入侍”。一二八○年（至元十七年）元朝在高丽创设驿站。一二八一年，元朝向高丽征发军士万人，水手万五千人，战船九百艘参与远征日本的战争。元军所经之处，人民不堪其扰。一二八二年（至元十九年）王昛以日本侵扰边海郡邑，请求元朝发兵戍守金州。一二八三年，元朝在高丽正式设置征东行中书省，以王昛与蒙古军将阿塔海共领行省事。
成宗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王昛传位于其子謜。明年，元朝以僭擅罪废謜，再立昛为国王。一二九九年，成宗复立征东行省，以阔里吉思为高丽行省平章事。阔里吉思骄横贪暴，对高丽的官制、仪礼、民户版籍和赋税刑罚都横加干预，认为“若依本俗行事，实难抚治”。这种无理的干涉引起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三○一年，成宗被迫撤销了行省的建置。
（二）对日本战争的失败
一二七四年（至元十一年），在元兵南下灭宋的同时，忽必烈又命屯戍在高丽的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将屯田军及女真军、水军万五千人，乘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艘，越海远侵日本。元军元帅忽敦与高丽都督使金方庆等由合浦攻对马岛，杀日本将领允宗助国；转攻壹歧岛，杀日本将军经高。日本俊字多天皇征藩属兵十万余人来战，元军在博多用火炮败日军。元军虽然屡胜，但在日本军的重重阻击下，兵疲箭尽，不敢深入，仓促撤回。
一二八一年（至元十八年），忽必烈又以派往日本的使者被杀为辞，再次大举远侵日本。这支军队主要由南宋新附军十万人组成。出师前，领兵将军范文虎请求配备战马和回回炮，忽必烈不准，说：这是海战，用那些干什么？
侵日元军分两路启行。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领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自庆元、定海放帆，期以六月望前会于壹歧岛和平壶岛。忻都、洪茶丘部在壹歧岛以火炮败日军，杀其将少贰资时，此后接连失败。军中疫病大作，士气低落。两路大军会合之后，舳舻相衔而进，七月至平壶岛，移九龙山。八月一日，飓风大作，船只被海浪卷起，互相撞击沉没，军士落水溺死者无数。只有高丽船构造坚固，得以保存。统军将领范文虎等乘坐坚好船只逃生。脱走归还的兵士才十之二三。被遗弃的士卒十余万人无食无主，只好自己组织起来，推张百户作统率，号张总管，伐木作舟，准备回还。第七日，日本军来袭，元军被杀死者无数。九日，二三万人被掳至八角岛。日军尽杀蒙古、高丽、汉军，称新附军为唐人，捉去作奴隶。其后有于阊、莫青、吴万五三人逃归，溃败的真相才被揭露。
一二八三年（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又以阿塔海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发五卫军二万人征日本，责令江南行省大造海船。昏暴的地方官根据人户数字敷派造船数目，征求工料。为了打造海船，大批工匠被征发，离家远役。官吏督责严急，动加捶楚，工匠辛苦万状，冻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元朝又在各地强征大批水手。江南人民纷起反抗。御史中丞崔或在一封奏章中说：“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皆由拘刷水手与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变。”他请求暂停日本之役；又建策江南四省应办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凡给物价与民者必以实；召募水手当从其所欲。忽必烈不从，又授刘国杰为征东行省左丞，练兵械于扬州。这时，福建黄华起义，声势浩大，忽必烈派刘国杰前往镇压。练兵侵日的事，暂时搁置。黄华败后，忽必烈又措置船粮军士，预定于一二八六年（至元二十三年）三月第三次远侵日本。但这时对安南的战争遭受惨败，忽必烈方图报复，所在吏民大扰，人民起义蜂起。忽必烈无法两道兴师，至元二十三年正月，下诏罢征日本，元朝侵日战争遂告结束。
（三）对安南的战争
一二五三年，兀良合台乎定云南。一二五七年，出兵安南，攻破王都。安南国王陈日眨亡避海岛。蒙古兵因天气炎热不能久留，还师。中统初，安南国王陈光昺被迫称臣入贡，接受忽必烈的册封。元朝命钠刺丁充安南国达鲁花赤。一二六七年，忽必烈宣诏：以“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置达鲁花赤”六事相约束，企图进一步控制安南。陈光昌不愿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上书请罢本国达鲁花赤，复请免六事。一二七七年，陈光昺死，子日烜立。次年，忽必烈遣柴椿等由江陵经邕州直抵交趾，责其不修六事，不请命而自立之罪，并要日烜入朝。日烜托故不至。一二八一年，忽必烈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颜帖木儿为宣慰使都元帅，指责安南在光昺没后，其子日烜违命擅立。一二八三年，忽必烈准备远征占城，遣使征兵粮于安南。日烜婉辞拒绝。第二年，王子镇南王脱欢、大将李恒受命往征占城，要求假道安南，并征粮饷以助军食。日烜从兄兴道王陈峻领兵境上，拒绝元军假道。脱欢六道进攻，败安南兵，于万劫江破陈峻部，乘间缚筏渡富良江。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正月，陈日烜自率军十万来援，沿江布兵船，立木栅拒守。元军进攻，日烜败走，退守天长、长安。这时，唆都、唐兀朮率领征占城的军队北返，与脱欢军合，元军势盛。宽彻、忙古等由陆路，李恒、乌马儿等由水路，两路追击。日烜屡败，退至安邦海口，弃舟揖甲仗匿山谷间，走清化府。但这时安南援军渐集，陈峻聚船千余艘于万劫，阮盝在永平。元军师老兵疲，加上暑雨疾疫，死伤甚众。限于地形蒙古军马无法施展，只好放弃京城，撤兵北返。安南军乘机追袭。元军行至册江，未及渡，林间伏发，李恒中毒箭死，脱欢逃回思明州。唆都距脱欢驻营二百里，不知道脱欢北撤的消息，回 军途中在乾满江被歼。
一二八六年，忽必烈下诏罢征日本，专力攻安南。一二八七年（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汉军七万、船百艘和云南兵、黎兵等再侵安南，海道万户张文虎运粮十七万石以供军食。脱欢总大军分三道并进：奥鲁赤从脱欢由东道攻女儿关；程鹏飞由西道攻永平；乌马儿、樊楫由海道率舟师合攻。安南军有计划地退却，诱敌深入。元军渡富良江，进迫都城。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正月，陈日烜再次逃走入海。安南人民坚壁清野，藏粟逃匿，以困元师。张文虎所率粮船在绿水洋受到阻劫，只好沉米于海，返航琼州。元军在长驱深入之后，士卒疲敝，粮饷将尽，而且天气转热，疫病发生，已开始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脱欢于是全师北撤。樊楫等由水道先退，被安南军邀击于白藤江，全军覆灭。安南集合重兵三十万据女儿关和丘急岭，连亘百余里，阻断了元军的归路。脱欢且战且退，毒箭伤脚，从单己县趋盆州间道撤到思明州。陈日烜随即遣使入朝，归还俘虏，并进金人自代以赎罪。忽必烈对这次失败十分恼怒，责命脱欢改镇扬州，终身不许入朝。一二九○年（至元二十七年）陈日烜死，子日烜立。一二九三年（至元三十年）七月，忽必烈又命刘国杰等水陆分发，第三次侵安南。次年正月，忽必烈病死。成宗铁穆耳即位，下诏罢征安南。
（四）对缅国、占城、爪哇的战争
一、对缅战争
一二七一年（至元八年），忽必烈遣使诏缅国蒲甘王朝那罗梯诃波王归附纳贡，缅王杀使拒命。一二七七年，干额总管阿禾内附，缅王兵犯干额、金齿，阿禾告急。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总管信苴日出兵增援，众仅七百人。缅军四五万，前队乘马，次队驱象，再次为步卒。象被甲，背负战楼，两旁挟大竹筒及短枪。元军善射，象队死伤过半，负伤者奔逃，散入林中，楼甲等一切战具尽毁。元军乘胜进攻，逐北三十余里，连破十七寨。随后，云南行省遣纳速刺丁率兵征缅，兵至江头城，招降忙木、巨木秃等三百寨。一二八三年（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命相吾答儿、太卜、也罕的斤等将兵，开始对缅国大举侵掠。一军取道阿昔江达镇西阿禾江，顺流下江头城，断缅人水路。一军从骠甸径抵其国，与另一支由罗碧甸进军的部队相会合，攻破江头城。建都及金齿十二部皆降。缅王遣使纳款请和，为盂乃甸白衣头目阻碍不得行，一二八七年（至元二十四年），缅王被其庶子不速速古里囚系，并杀云南王所命官阿难答等。忽必烈以脱满答儿为都元帅，再次侵缅。云南王也先帖本儿与诸将进至蒲甘，缅军诱敌深入，元军失利，死七千余人。缅国遣使谢罪纳款，三年一贡。从此蒲甘王朝灭亡。缅国分成若干掸邦。
元成宗大德时，缅国木连城的首领阿散哥也利用人们对缅王降元的不满，提出“自归大元之后，使我多负劳费”，杀缅王及元朝留缅的国信使从人百余人。一二九九年（大德三年）缅国王子向元朝求援兵。成宗令宗王阔阔、云南行省乎章政事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等进兵干涉。元军进围木连城，阿散哥也据城坚守。阿散哥也以重货贿赂元军将领退兵。受贿的元军将领托以暑热瘴疠，擅自撤兵而还。一三○三年，元朝罢废云南征缅分省。此后，缅国对元朝仍然保持着朝贡关系。
二、对占城的战争
元朝灭宋后，封占城王为郡王。一二八○年（至元十七年），忽必烈命唆都在占城设行省统治。占城王子补的拘执元朝派往退国、马八儿国的使者。一二八二年，忽必烈遣江浙、福建、湖广兵五千，海船百艘，战船二千五百，由唆都率领，循海道入侵占城。占城沿木城四面约二十余里，起楼栅，立炮台百余防御，国王于木城西十里设行官率重兵屯守。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正月，元军攻入木城，国王退保大州西北鸦候山，遣使诈降，集结兵力，准备反攻。唆都发觉受骗后领兵进攻，失败，在一二八四年引还。忽必烈又命脱欢、李恒会合唆都兵假道安南以伐占城，遭到安南的坚决抗击（见前）。
三、远征爪哇
一二九二年（至元二十九年）忽必烈命史弼、高兴、亦黑迷失率福建、江西、湖广兵二万，战船千艘，载一年粮，远涉重洋，侵掠爪哇。元军于十二月从泉州出发，浮海经万里石塘（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等地，二月十三日抵爪哇界，分军水陆进犯。这时，爪哇国王哈只葛达那加刺被邻国葛郎国主哈只葛当所杀，其婿土罕必阇耶攻哈只葛当，不胜，听说元军到来，便遣使迎降，奉献当地山川、户口及葛郎国图籍，求元军帮助。
元军击败葛郎兵，追进葛郎国，围答哈城。哈只葛当拒战失败，降元。葛郎国败降后，上罕必阇耶借口还国具备贡品以脱离元军，途中起兵反元，乘元军不备，邀击元军归路。元军死伤惨重，狼狈撤回，海行六十八日返回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余人，掳掠所得不能偿其所失。忽必烈大失所望，史弼和亦黑迷失均因此受到责罚。
第六节 社会各阶级和经济概况
元朝统治时期，蒙、汉等民族的社会阶级关系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动。这些变动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蒙古族中产生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注入了汉族地区封建社会经济的机体。
蒙古贵族奴隶主进入中原地区后，占有大量土地，逐渐转化为封建农奴主或地主。但他们同时占有大批的驱奴，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驱奴制度盛行的结果，北方汉人军阀地主也多拥有驱奴。至于西北蒙古草原，奴隶制度在一些地区仍然是社会上主导的生产关系。
奴隶制与封建制度的并存，在蒙古贵族内部形成代表不同集团利益，不同政治主张的对立的势力，不断酿成经济的、政治的斗争。蒙、汉贵族地主间的矛盾与斗争，往往和蒙古贵族内部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归根到底，政治斗争总是经济领域中的矛盾的反映。
元朝灭宋时，基本上保持了江南地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因此，南方和北方的生产关系和土地占有状况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元朝在北方和江南实行着两种不同的赋税制度，北方丁税与地税并行，江南则仍然沿用夏秋二税。
元朝建国时期战乱的破坏和奴隶制度的注入，无疑是阻碍了汉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元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总的说来，并没有超越南宋时期的生产水平。只是若干部门，如棉纺织业、印刷业和火炮制造业的生产技术，有所前进。但是，由于元朝幅员的广阔和交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以及元朝与西域、南海各国之间，加强了贸易往来。因此，元代的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得到较大的发展。南宋时期，工商业已臻于繁荣。元代江南的商业城市，以杭州为代表，在当时的世界上是较为发达的。
下面叙述各阶级概况、赋税制度和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概况。
（一）社会各阶级概况
一、地主与商人
蒙古贵族地主
成吉思汗建立奴隶主的国家以后，蒙古贵族以占有奴隶作为主要的剥削手段。奴隶为主人所私有，不得转移。术外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说：“任何人不得离开他们所属的千户、百户或十户而另投别的地方。违犯这条法令的人在军前处死，接纳他的人也要严加惩罚。”太宗窝阔台、宪宗蒙哥在对外作战中，也是依军功的大小，把不同数量的人户赏赐给各级贵族。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采行“汉法”维护金朝统治区的封建土地占有制。蒙古贵族在各投下，实行五户丝制，同时开始了对土地的侵占。元朝灭宋时期，南下作成的蒙古贵族仍然掳掠大批人户作为私有的奴隶，甚至迫令降户为奴。但他们也乘势侵占大量的田地，特别是原属南宋皇室的官田。元朝灭宋后，占有田地的蒙古贵族，逐渐转化为剥削农民的封建地主。
元朝的蒙古贵族地主，依仗政治上的特权，日益扩大土地的占有，主要有以下的一些途径。
赐田——蒙古初期只赏赐奴隶人户，忽必烈灭宋，把南宋官田赐给蒙、汉臣僚。此后，元朝一代，不断有占地赐田的记载。赐田多者，如世祖赐撒吉思益都田千顷，武宗赐稠阿不刺平江田一千五百顷，文宗赐燕帖木儿平江官地五百顷，顺帝两次赐伯颜田共达万顷。蒙古贵族在受赐占有的田地上，委派庄官，巧立名目，掠取田租。他们又依仗权势，折辱州县官员，不向官府交纳租赋，致使“官司交忿，农民窘窜”。
强占——蒙古贵族恃势强占民田或官田，据为己有。世祖忽必烈时，宗王札忽儿强占文安县地。伯颜、阿朮、阿里海牙等南下灭宋，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