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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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占——蒙古贵族恃势强占民田或官田，据为己有。世祖忽必烈时，宗王札忽儿强占文安县地。伯颜、阿朮、阿里海牙等南下灭宋，侵占江南官田。贵族官员也都非法占有地土民户，冒立文契，私己影占。忽必烈一再下诏“军民官勿得占据民产”。说明元朝初年，强占民田已难于遏止。
　　投献——蒙古诸王投下，在各地自成势力。各州县官员、地主将官私田地人户投献，即可规避赋役。一二八二年，忽必烈的诏书说：“诸人亦不得将州县人户及办课处所系官田土，各人己业，于诸投下处呈献。”（《通制条格》卷二、《投下收户》）这从反面说明：投献的发展已经与官府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成宗时，继续颁发禁令，禁止诸王、公主、驸马接受呈献的公私田地。但投献之事，仍然所在多有。河南行省有刘亦马罕、小云失不花等人，冒称官府括地，把黄河退滩地上有主之田，强作荒地投献给皇子和世（音剌）。这实际上是强占后再投献以求庇护。各地“有力富强之家”，也往往投充诸王位下，以逃避差役。
　　职田——元朝初年，规定各路府州县官员的职田。上路达鲁花赤及按察使可得职田十六顷，是最高的规定数额。但实际上，官员以职田为名，可以多方扩占。官员将职田出租，剥削佃户。三品官即可有佃户五、七百户，下至九品也有佃户三、五十户。官员对租种职田的佃户，恃势任意增租。每亩租米可由二斗六升增至六斗，有的地方且高达亩征三石。此外，还有其他无名勒索。
　　蒙古贵族地主除通过多种途径，占有大量土地，从事封建性的剥削外，他们还因为贵族的特殊地位，每年从皇室颁受大批的金银币帛等赏赐，并且占据山林、房宅、矿冶、海舶等为私产。一些贵族地主还发放高利贷或占据行市经商谋利。自蒙古诸王至怯薛子弟等世袭贵族之家，在政治权势和经济财力上，都超越于一般地主。　
　　汉族地主
　　元朝把北方和南方的汉族，分称为汉人、南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有不同的待遇。由于金、宋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北方的汉人（包括汉化的契丹、女真人）地主与江南的南人地主，社会经济状况也有明显的差异。
　　北方汉人地主——“北方”即原属金朝统治的区域，在女真的奴隶制转化到封建制后，女真族和汉族地主的势力，都在不断发展。从成吉思汗出兵侵金时起，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完全统治了北方，中间经过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在这一战乱频仍的时期，北方地主阶级的状况，又有了很大的变动。
　　汉人军阀地主是仅次于蒙古贵族地主的特权阶层。金元之际，各地地主豪强，组织武装，据地自保。汉人地主势力因而迅速发展。蒙古灭金后，他们接受官封，形成大小不等的军阀。在各自统领的地区，掠取财货，兼并土地。他们不仅拥有军事、政治的权势，而且占据大量的田地，成为汉人地主阶级中最富有的阶层。
　　蒙古灭金时期，依据蒙古奴隶制的传统，签发汉人富户为军户。军户得免除徭役，占田四顷以内免纳税粮。这些军户地主，参加蒙古军作战，也依惯例可以获得俘虏以充奴隶。一家占有的驱奴多达数百，他们多被用于耕稼畜牧。
　　投献于蒙古贵族投下的汉人地主，依靠蒙古贵族的势力得到保护。
　　依靠汉人军阀的汉人官员，也是大小不等的地主，握有不同的政治权力。
　　北方地区的总的情况是：（一）蒙古贵族地主与汉人军阀、军户、投献户、官员地主，占据绝大部分的土地，并有不同程度的特权。一般汉人平民地主无法与之比高下。（二）自蒙古诸王投下至汉人军户，都还役使相当数量的驱奴，保留着奴隶制的残余。因此，北方在战乱后虽然地多人少，仍有大量的流民和驱奴不断地逃往江南。
　　南人地主——南方地区，在南宋统治时期，汉人地主势力即有了超越前代的发展。随着租佃制在宋代的普遍确立，地主自由购置田地出租，涌现出众多的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元朝灭宋时，忽必烈已逐渐建立起封建的统治秩序。元军南下作战，也不再单纯以掳掠奴隶为目标，而注意于保存江南财富。因而，南宋灭亡后，南方的剥削制度和汉人地主的势力，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元朝在江南各地，委派蒙古、色目官员去进行统治。但这些官员只知贪求财富，不知江南情事，因而往往被南人富豪所操纵。《元典章·刑部十九》收载大德十一年杭州路呈文说：“把持官府之人，处处有之，其把持者，杭州为最。每遇官员到任，百计钻刺，或求其亲识引荐，或赂其左右吹嘘，既得进具，即中其奸。始以口味相遗，继以追贺馈送。窥其所好，渐以苞苴。爱声色者献之美妇，贪财利者赂之王帛，好奇异者与之玩　器。日渐一口，交结已深，不问其贤不肖，序齿为兄弟。……贪官污吏，吞其钓饵，唯命是听，欲行则行，欲止则止，”另一件公文说，豪富兼并之家“威福自专，豪强难制，侮弄省官，有同儿戏。”蒙古色目官员办理公务，自征榷海运至钱谷簿书，都必须依靠汉人司吏。而这些司吏又多与当地地主相交结，或者即是土豪之家，买嘱承充。上下交通，表里为奸。路府州县各级官府大都为当地的地主富豪所把持。
　　江南大地主既得以操纵官府，便可肆无忌惮地扩大土地占有。田多的地主，每年收租至二、三十万石，佃户至二、三千户。松江大地主曹梦炎，单是所占淀山湖的湖田就有数万亩，积粟百万。蒙古人称他为“富蛮子”。松江另一大地主瞿霆发，自有田地和收佃官田共达万顷，人称“多田翁”。各地的田地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福建崇安县所属五十都的田地，共税粮六千石，其中五千石来自五十家大地主。这就是说，六分之五的田地为五十家大地主所占有。大地主收取巨额田租，可继续购置土地。南宋亡后，有些官田也被有权势的地主乘机据为己有。大地主豪据一方，确是“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赵天鳞：《太平金镜策》）。
　　南宋时期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在元代的江南得以延续，它的种种弊端也都在继续发展。大地主或仗势侵占民田水利，或隐匿田亩冒名析户，或逃避赋役，转嫁给佃户和贫民，或借粮放债，加倍取息。南宋时期早已存在而无法消除的这些现象，在元代的江南，依然普遍地存在。　
　　僧侣地主
　　金、宋统治地区，原来都有大批的僧侣地主。僧道的上层，占有田地出租或役使下级僧道耕作。元朝统治时期，僧侣地主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元朝以吐著萨迦派的佛教领袖世代为帝师，总领全国的佛教。喇嘛僧人，即所谓“番僧”因而获有种种特权。江南地区，南宋时禅宗的临济宗在江浙一带盛行。元朝灭宋后，一二八○年，余杭径山临济宗禅师云峰妙高曾来大都，为禅宗争得继续传教的权利。天台、华严、律宗等宗派在南方各地也还有流传。忽必烈以僧人杨琏真伽（一说吐著人，一说西夏人）为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占有田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二万三千户，仗势勒索金银珠宝。各级僧官也都占有不等的地产，隐庇平民，不输租赋。一些僧官甚至凌驾官府，受理民讼，多方勒索，形成特殊的势力。
　　佛教寺院遍布各地，也都占有大量的田产。世祖忽必烈敕建的大护国仁王寺，在大都等处直接占有的水陆地和分布在河间、襄阳、江淮等处的田产，共达十万顷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山林、河泊、陂塘。大承天护圣寺，在文宗时一次赐田即达十六万顷。顺帝时又赐十六万顷。一般寺院也都占有数量不等的田地。大德《昌国州图志》记全州共有田土二千九百余顷，其中一千余顷为佛寺道观所占有。江浙行省寺院林立，占有田地数不可知，行省所管寺院佃户即有五十万余户。各地寺院还占据山林为寺产。许有壬《乾明寺记》说：“海内名山，寺据者十八九，富埒王侯”。寺院田土山林，虽然属于寺户，不为私人所有，但实际上为各级僧官所支配。大寺院的僧官即是披着袈裟、富比王侯的大地主。
　　寺院所占的大量田产，除来自皇室赏赐和扩占民田外，也还来自汉人地主的托名诡寄或带田入寺。元代寺院道观可免除差发赋税，因而汉人地主将私产托名寺院，规避差税。有的富户使子弟一人出家为僧，便可将全家田产托名某僧所有，不再纳税。有的地主将田地舍入寺院，再向寺院承佃，这样，便可不再向官府交税和不再负担差役。也还有一些地主，名义上布施家产入寺为僧，但仍与妻妾同处，占田出租，与不出家没有什么区别，但因此便可逃脱赋役和官府的一切烦扰。一二九一年（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奏报全国僧尼多至二十一万三千多人。实际上还要超过此数。仁宗时，浙西土豪沈明仁，创立白云宗，托名佛教，强占民田二万顷，纠集徒众十万人，蓄发娶妻，自有田宅，形成一个托名佛教的地主集团。
　　道教在元代也具有很大的势力，据说男女道徒有三十万人。道教的信徒主要是汉人。江南道教以龙虎山张天师为首，世代相承。据说张天师“纵情姬妾，广置田庄，招揽权势，凌轹官府，乃江南一大豪霸”（郑介夫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七）。北方道教原有全真、真大、太一诸教派，而以全真为最盛。全真道创始于金代，原来即是一些拒不仕金、逃避现实的汉人地主的结集。由于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的召请，全真道最先获得特有的优遇，一度大有发展。元初全真道虽然受到佛教的排挤打击，但元成宗时又给予优容。道士（先生）得与佛徒一样可免除赋税差役，但又可合法地蓄发营田，与妻子同居，纵情享乐。元初名儒，如王鹗、姚枢、王磐、窦默等也都与道徒往还。道土地主成为汉人地主中的特殊的阶层。
　　元代社会中的景教徒（也里可温）和伊斯兰教士（答失蛮），主要是色目人，也同和尚、道士一样地受到免除赋役的优遇。元初曾有过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的诏敕。（《元史·世祖纪》）可见景教、伊斯兰教也有人占田业农，但他们大多数人还是以经商作为主要职业。一些贵族教徒入仕元朝，成为各级官吏。　
　　各族商人
　　宋代的工商业，随着土地租佃制的确立而得到迅速的发展。以经商为业的大商人，聚集巨大的财富，形成富有的阶级。地主、官僚和寺院僧侣也都兼营商业。
　　这种状况，在元代也基本上继续下来。
　　元代社会中的色目人，多数是商人。他们在政治上、法律上都享有仅次于蒙古人的优越待遇。这是元代社会特有的现象。但色目商人的状况，南北方也有所不同。在成吉思汗、窝阔台统治时代，俘虏的手工业工匠是作为奴隶而役使于生产，商业也只是为了满足奴隶主对奢侈品的需求。蒙古军队侵入中亚和波斯后，降服的商人不只为蒙古贵族提供各种珍宝，而且帮助蒙古统治者去进行对人民的剥削。奥都剌合蛮和阿合马便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他们随从蒙古皇帝来到中原地区，并且成为高级官员，倡导以“扑买课程”“羊羔儿息”等剥削方法，为蒙古统治者掠夺人民的财富，为色目商人提供谋利的通途。蒙古贵族对色目人特加信用。色目商人，由商而官，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获有一定的特权。他们的子弟，世代充任皇帝和诸玉的近侍，并成为蒙古贵族政治上得力的助手。
　　在南方，南宋时，沿海港岸本来居住着大批的“蕃商”。他们在元代也被称为“色目人”。但他们不同于阿合马一类的官员，而是专以经商为主，往来贸易。元朝统一全国后，与西方交通的主要商路，从西域转到南海，“色目”商人从海道而来的人数大增。江南色目商人在元朝的政治代表是泉州的蒲寿庚。蒲氏原为阿刺伯商人，南宋时在广州经商，成为当地的富豪，后来迁居到泉州。南宋末年，蒲寿庚和兄蒲寿助南宋平定海盗，被任为泉州市舶使。一二七六年十二月，蒲寿庚在泉州降元。元朝任他为闽广大部督兵马招讨使。一二七八年，又升任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并且受命去南海诸国，招徕外商贸易。蒲寿庚在元朝作官，只是在局部地方，而且主要是管理海外贸易，与阿合马等有所不同。蒲氏一家是泉州最富有的豪商。另一著名富商是回回佛莲，有海船八十艘从事贸易，死后家藏珍珠多达一百三十石。这些富商受到朝廷上的色目官僚的庇护，进行非法的海外贸易，从中获取暴利。
　　汉族商人也拥有巨大的财富。扬州富商曹氏死后，因争夺家产发生诉讼。曹氏奴刘信甫贿赂官府等费，数至巨万，全由自己偿付。曹家之富可想而知。程钜夫《雪楼集》记载一个弃官经商的姚姓，在大部经商十年，累资巨万。盐商自宋代以来即称豪富。元明宗、文宗即位时，因国库空虚，得盐商输入银两，才得举行朝会，颁发赏赐。杨维帧《盐商行》诗：“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说明盐商的豪富已足以与王侯相比。
　　汉族和色目的大商人，有些原是权势之家，有些则交结权贵，垄断贸易。还有一种是由官府备资，并且提供特权条件，交由商人代营的商业。这种组织名叫斡脱。一二九一年，元世祖的诏书说：“数年以来，所在商贾多为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以致商贾不敢往来，物价因而涌贵”。色目豪商还勾结蒙汉臣僚，以向皇帝呈献宝货为名，邀取十数倍的回赐，称为“中卖宝物”。泰定帝时，应偿付“中卖宝物”商人的宝价，多达四十万锭，约等于全国一年包银差发十一万锭的四倍。西域南海的珠宝商，获利最大，远超过其他商人。　
二、驱奴与农民
　　驱　奴
　　蒙古奴隶主在建国初期的对外作战中，俘掳到大量的奴隶。成吉思汗“札撤”规定：军将在阵前俘获人口，即为私有奴隶。元朝建立后，蒙古军将俘掠奴隶的惯例，并未能改易。阿里海牙在对宋作战中，即在湖广俘降民三千八百户为奴。
　　蒙古贵族占有大量的奴隶，分布在北方的广大地区，称为“驱奴”。这些俘掠的驱奴，主要是外族，即包括契丹、女真人在内的北方汉人和一部分西征时迁来的色目人。
　　蒙古族中奴隶制的发展，也使蒙古平民由于抵债、犯罪或被贩卖而沦为奴隶。武宗至大时，仍有大批蒙古草原的贫民南逃，把子女出卖作奴婢。有的蒙古奴隶甚至被贩运到西域或海南。奴隶制度推行于汉人地区后，北方破产的农民，往往因偿债典身或卖身为奴。江南地区也因而出现了变相的奴婢买卖。蒙古奴隶制的渗入，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元朝法令明确规定了驱奴与良民不同的身分、地位。奴隶和钱物一样属于主人私有。元初，奴隶有罪，主人可以专杀。以后，虽然规定要把有罪奴隶交由官府处治。但如果奴隶打骂主人，主人打死奴隶，无罪。主人故杀无罪奴婢，也只是杖八十七；因酒醉杀奴隶，还要再减罪一等。元律规定，私宰牛马，杖一百。奴隶的法律地位，还不如牛马。主人甚至对奴隶私置枷锁禁钢，刺面割鼻。奴隶遭受主人压迫而竟敢于控告主人，即由官府处死。奴隶可以被当作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