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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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强迫征用。
陆上驿站——自窝阔台以来，逐渐在广阔的领域内，建立起“站”的制度。《元史·兵志·站赤》说：“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驿站的设立，起初只是基于政治的、军事的需要，特别是边远各民族地区往来的需要。但驿站的广泛建立，却增进了各地的水陆交通。站有陆站、水站两种，以陆站为主。陆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牛、驴和车，东北地区又有狗站，以狗拉橇。水站主要是指内河的交通，工具用船。元朝中书腹里各路以及河南江北、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云南、甘肃等行省所辖驿站共有一千四百处（其中水站约有四百二十余处）。此外，西北乞儿吉思、西南吐善等地，也都设有驿站，以便使臣往来。一二七六年，朝廷设通政院，统领各地驿站事务。各站设有馆舍，供使臣居住。驿站所在地，签发蒙、汉人民为”站户”，与民户分立，不纳赋税，但需供应驿站需用的车马和使臣的饮食。过往使臣凭借“铺马圣旨”（给驿玺书）或差使牌符，便可向当站的站户勒索酒肉，多方敲剥。站户承受的压榨是沉重的。
海外贸易——元朝的国外贸易，有陆路与海路两种，主要仍是经由海路的贸易。
西域交通的陆路，自辽、宋、夏、金对峙以来，长期受到阻遏。蒙古四汗国建立后，彼此交通，陆路由三道通往西方。一道由阿力麻里经塔刺思，取道咸海和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上的撤莱，由此或西通东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孔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基督教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在写给教皇的信中说，这是最短和最安全的道路，只用五、六个月的时间便可到达。第二道由阿
力麻里入河中，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伊朗境）而抵小亚细亚。第三道由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进入伊朗。由于西北诸王不断掀起战乱，陆路的三道时常阻塞。
海上通路由杭州通日本，顺风七日七夜便可抵达。由南海西通阿拉伯、东非的海路，也颇便利。元朝灭宋后，收降回回商人、宋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提举市舶蒲寿庚，命他招纳外国蕃舶商人往来互市。又令行省唆都招收海外诸蕃。元朝在东南沿海先后设置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等七处市舶司。海商在每年冬汛季风起时，领公据出海至所请之某国贸易，但不许越投他国；次年乘夏汛季风回帆，赶原市舶司抽分，在货卖时又取三十之一为商税。未请凭验而擅自发舶者，船物没官。元朝又曾实行官府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的办法。所获利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贸易人得其三。并规定“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官府对海外贸易直接垄断，但权贵豪商仍多违法经营。
海外出口贸易主要以金银、瓷器、丝绸为大宗；进口主要是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和药物。官府多次申令凡金、银、铜、铁、丝绵、缎正、销金绫罗、米粮、军器和男女人口等禁止私贩入番。一二九一年，又申令禁止泉州海船将蒙古男女贩运到印度和“回回田地”（中亚）。海外贸易中，贩运奴隶仍是一项常见的交易。
《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二十余国。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列举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一百处。行泉府司所管辖的海船有一万五千艘。海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非洲旅行家伊本·拔都他在记古里时写道：“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这些船可分三等：较大者三至十二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只船上有人员千人，即水手六百人，军士四百人；另附供应船三艘。此种船只仅刺桐（泉州）及辛克兰（广州）能制造，都制成三边，以三腕尺长的大钉钉牢。每只船有四个甲板和许多供旅客使用的附有更衣室及各种设备的公私船仓”。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国
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于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各国商人经南海来元朝进行贸易。广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侨居；元朝的商民也有不少人侨居在南海诸国。
第七节 皇位争夺与统治的衰败
元朝自成宗以后到韩林儿、刘福通发动农民大起义的近半个世纪中，长期陷入皇位争夺的纷争，先后更换了八个皇帝。蒙古宗王的武装反乱在成宗时基本上停止。蒙古贵族内部的纷争主要表现为对皇权的争夺。这种争夺，又和在汉地实行汉法的贵族与蒙古草原贵族保守势力的斗争结合到一起。元朝统治集团一直处在变乱之中，动荡不稳。
世祖、成宗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武宗以后各朝继续恶化。钞法的混乱造成经济的崩溃。人民遭受着日益严重的压榨。政权腐败，贪贿成风，整个社会处在极度黑暗的统治之下。
驻守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蒙古军兵，与汉人杂处，凭借特权，流连享乐，日益削弱了作战的能力。在蒙古贵族的权力争夺中，钦察、阿速、康里等军兵，逐渐起着重要的作用。
历代蒙古皇帝都不通晓汉语文。仁宗、文宗相继提倡汉文化，特别提倡程朱道学，讲述伦常以维护其统治。但由于蒙古草原贵族势力的强大和贵族内部行汉法与反汉法斗争的反复进行，元朝统治者一直没有象辽、金那样趋于汉化。但也由于此，元王朝始终未能建立起对汉族人民的稳固的统治。
在沉重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下的各族人民，不断掀起了反抗元朝统治的武装起义。
（一）皇位之争与尚书省的重建
一、武宗即位之争
成宗铁穆耳皇后弘吉刺氏失怜答里生子德寿。一三○五年六月，成宗立德寿为皇太子。同年十二月，德寿病死。一年以后，大德十一年（一三○七年）正月，成宗病死，无嗣。贵族们只能在皇侄中选择皇位的继承者，因而发生争夺，又酿成贵族间的火并。
一二九九年，失怜答里后病死，成宗立伯牙吾氏卜鲁罕为后。成宗多病。卜鲁罕后参予政事。一三○六年，成宗将其兄答刺麻八刺（已死）妃弘吉刺氏答吉及其子爱育黎拔力八达贬于怀孟。成宗死后，卜鲁罕与左相阿忽台等谋立安西王忙哥刺（忽必烈第三子）之子阿难答为帝。阿难答承袭父封，统治秦蜀之地，信奉伊斯兰教，因而与信奉喇嘛教的成宗不睦，但得到色目官员的支持。成宗死前几日，阿难答与宗王明里铁木儿等已赶来京师，策划奉卜鲁罕后称制，然后拥阿难答夺取皇位。但是，右丞相哈刺哈孙等蒙汉官员则拥戴真金的儿子答刺麻八刺的两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海山自一二九九年领兵与海都作战，多立战功，封怀宁王。这时驻戍阿尔泰山，镇守北边。哈刺哈孙密遣使臣，北迎海山，南迎答吉与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又封闭府库、收京师百官符印，称病不署文书，以待海山兄弟的到来。爱育黎拔八达在怀孟，得密报后，与讲儒学的师傅李孟商议。李孟回答说：“支子不嗣，是世祖的典训。”“殿下当奉大母，急还宫廷，以折奸谋，固人心。”一三○七年二月间，爱育黎拔力八达奉母妃入京师，派遣李孟与右相哈刺哈孙合谋，不等海山军至，先行举事。
卜鲁罕原定三月初三听政。三月初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乘马入宫，哈刺哈孙自朝中出迎，捕阿难答，斩阿忽台等谋臣。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以李孟参知政事，并派遣使臣往迎海山。
镇守北边的海山在二月间得报后，三月初，到达和林，召诸王集议。诸王推戴海山称帝。海山说，我母、我弟都在大都，等诸亲毕至，再议。当他听到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自称监国行使号令，十分不满。札鲁忽赤阿沙不花奉使至野马川见海山，陈说答吉及爱育黎拨力八达遣使之意，说：“监国所以备他变，以待陛下，臣万死保其无他。”五月间，海山领兵到上都。爱育黎拨力八达随母来迎。蒙古左右部诸王在上都集会，决议废卜鲁罕后，出居东安州，赐死。又押解阿难答、明里铁木儿等到上都处死。会议推举海山在上都即皇帝位（武宗），以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作为海山的继承人。阿沙不花受命回大都处治阿难答余党。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曾经采用“汉法”立太子，以确定皇位的世袭，但由于蒙古传统势力的强大，选汗会议的制度（忽里勒台）继续存在。皇位的继承仍必须经由大会选举的程序。成宗以皇孙而被立为“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又以皇弟而被立为“皇太子”，所谓“皇太子”，即皇位的继承人。忽里勒台制与“立太子”的候选制交惜而行，使元朝皇位的继承长期不能形成确定的制度。蒙古宗王之间，利用推选皇帝来争夺权利。自武宗以后，皇位继承多次演为剧烈的斗争，元朝的统治越来越不稳了。
二、尚书省的重建
封赏之滥 武宗即位后，为争取诸王大臣的拥戴，滥加封赏。宗王多人加封王爵，大臣封国公。中书省自丞相、平章政事以下，屡加官爵，并滥封遥授。宦官李邦宁也因得宠信加授司徒兼左丞相。九月，中书省臣请依旧制简汰冗官定为十二员。塔刺海为右相、培思不花为左相，床兀儿、乞台普济、阿沙不花、塔失海牙并为平章政事，但很快就又有增多。枢密院署事也多至三十二人，御史大夫增为四人。诸近侍从皇帝那里请得玺书，不经过中书省，即可取得官职。由武宗降旨授官者多至八百八十余人。
武宗又改和林等处都元帅府，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太师月赤察儿为行省右丞相，原中书右丞相哈刺哈孙出任行省左丞相。从此，蒙古漠北地区也成为元朝的一个行省。
武宗即位前，蒙古诸王在和林集会，都给与赏赐，即位后再次封赏。中书省臣奏报说：“成宗即位之初，承世祖府库充富，比先例赐金五十两者增至二百五十两，银五十两者增至百五十两。”武宗指令仍按成宗时数额赏赐。母后答吉及弟“皇太子”各给金二千七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九千余两，钞万锭，帛二万余匹。武宗又在旺兀察都地建中都行宫，发六卫军万八千人供役。九月，中书省臣即奏报“帑藏空竭”，并说：政府每年常赋四百万锭，除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支用只有二百七十余万。“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武宗即位四个月后，就已“财用不给”，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据至大元年二月中书省臣的报告，统计两都军粮、诸所营缮、及一切供需，合用钞八百二十余万锭，超出常年赋入的一倍。
尚书省“理财” 元世祖忽必烈时，阿合马与桑哥都曾设置专理财政的尚书省，先后罢废。武宗在一三○七年九月，再度议立尚书省，命以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三人任省事。但朝臣中鉴于前两次失败，持异议甚力，迟迟未行。一三○九年八月，以乞台普济为尚书省右丞相、脱虎脱为左丞相，三室奴、乐实为平章政事，用官六十四员。规定“旧事从中书，新政从尚书”。改各地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尚书省开始了理财的“新政”。
新造钞币——一三○八年（至大元年）二月，中书省臣上言“陛下登极以来，锡赏诸王，恤军力，赈百姓，及殊恩泛赐，帑藏空竭，预卖盐引”。又说：“臣等固知钞法非轻，易敢辄动，然计无所出，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到一三○九年九月，已借支钞本至一千万锭以上。物重钞轻，钞法大坏。
尚书省平章政事乐实请变更钞法。一三○九年九月，新造“至大银钞”颁行。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十三等，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罢废中统钞，各地限一百日至平准行用库倒换。仍拨至元钞本百万锭，以资国用。到一三一○年冬，至大银钞共印造一百四十五万余锭。
至大三年（一三一○年）正月，又铸造铜钱行使。元朝建国后，只造纸币。武宗时新造的铜钱，分为“大元通宝”“至大通宝”两种。至大通宝一文合至大银钞一厘，大元通宝一文合至大通宝十文。历代铜钱也都相参通用。京师设立资国院，山东等六行省设泉货监，管领铸钱事务。铜钱行用后，又毁至元钞版，只用至大银钞与铜钱相权通用。
定税课法——一三一○年，定税课法。诸色课程，以一三○七年的旧额、元增，总为正额，折合至元钞数。自一三一○年开始，税课官员能再增收九分（正额十分之九）者为“最”，不到三分者为“殿”，堵到七分至三分者，分别称为上酬、中酬、下酬。税课官以税额多少评定等第。税课法鼓励官员多方征税，肆意加重对人民的剥夺。
（二）仁宗的“汉法”政治
武宗海山沉溺酒色，即位不满四年，即在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年）正月病死，年仅三十一岁。依据武宗即位时的定议，同年三月，“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即皇帝位（仁宗）。
仁宗曾随李孟学习儒学，倚重汉人文臣。即位后，革除武宗诸设施，力行“汉法”。元朝政局又为之一变。
废尚书省 武宗设尚书省时，遵循旧制，以太子兼尚书令。武宗死后，仁宗不待正式即位，即在正月间废尚书省，并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拘捕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处死。仁宗排除异己，以巩固帝位，同时改变制度，各地行尚书省仍为行中书省。以云南行省左相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完泽、李孟并为平章政事。
废至大钞钱 仁宗三月即位，四月即下诏罢废至大银钞及铜钱。诏书说：“比者尚书省不究利病，辄意变更。既创至大银钞，又铸大元、至大铜钱。钞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钱以鼓铸弗给，新旧恣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诏令罢废资国院、泉货监。各处至大钞本及至大铜钱，截日封存。民间行使者至行用库倒换。依旧印造中统钞及至元钞，子母并行。凡官司出纳，一准中统钞数。这年十二月，派官监视焚毁至大钞。
尊孔崇儒 仁宗自居怀孟时，即从李孟讲论儒术。做“皇太子”时，有人进《大学衍义》，他命节译进讲，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并命与《图象孝经》、《列女传》一并刊行，赐给臣下。仁宗即位后，信用李孟等汉臣，尊孔崇儒，力行“汉法。”
成宗即位时，曾诏中外崇奉孔子。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即位后，命国子祭酒刘康到曲阜，以太牢（牛牲）祭孔子。一三一三年六月，又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元儒许衡从祀孔子庙廷。一三一四年，敕中书省议，孔子五十三代孙袭封衍圣公。一三一六年六月，封孟轲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夫人。仁宗通过对孔孟程朱以至元儒许衡等的崇奉，以表明对儒学的尊崇。仁宗曾紧握拳头对臣下说：“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又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一再表明以儒家的纲常之道作为元朝政治的统治思想。
一三一一年武宗死后，仁宗即征召世祖朝有声望的老臣程鹏飞、萧、刘敏中、王思廉、程矩夫等入朝，同议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