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文学-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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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成为鸠摩罗什弟子。他领会了魏晋玄学的存在本质论，学会了鸠摩罗什传译的
龙树系中观空宗的哲学思辨，并且又“不落两边”、“不离两边”，将二者加以
融汇贯通，创建了带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佛教哲学体系，从而把中国佛教哲学理
论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写了几篇论文，后人辑成一集，称为《肇论》。
《肇论》的第一论题为《物不迁论》。佛家讲“三法印”。首印“诸行无常”，
无常即迁流不息之意。今讲不迁，正是针对小乘执着无常而不懂其真义者而言。
论中有云：“必求静于诸动”，“不释动以求静”；又云“静而常往”，“往而
常静”。均主张动静一如。往即不往之意。他根据龙树的“不去不来”的理论，
以破斥小乘有部执三世恒有的主张。其中“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
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放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
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
有。……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果
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灭；果不俱因，因不来今。不灭不来，则
不迁之致明矣。”这是在讨论世界的运动问题。它认为事物的流转变化是假象，
其本质是不动的，过去的事物只存在于过去，现在的事物只存在于现在，“故曰
静而非动”。“不迁”就是不动。它只肯定事物变化的间断性而否定其连续性。
万物每刻都在变化。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存在的任何事物，实际上是这个时刻的新
事物，与过去存在的这个事物，不是同一个事物。《物不迁论》中还说：“梵志
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
也。’”梵志每时每刻存在着。此刻的梵志不是从过去来的梵志；过去的梵志，
不是从现在回到过去的梵志。从每物每时变化来看，我们说有动而无静；从每物
此时尚在来看，我们说有静而无动。僧肇的理论，具体化了第二层次的二谛。在
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是静，说万物是无是动，都是俗谛。说万物非有非无，
非动非静，是真谛。
《肇论》第二论是《不真空论》。“不真”指“假名”。万物以假名盾来是
不真，执着假名构画出来的诸法自性当然是空。所谓“不真空”，就是“不真”
即“空”。当时三家讲般若都以无解空，而对于“无”和现象之“有”的关系，
解释各有不同。《不真空论》将“有”与“无”两方相统一，而批评三家的说法。
认为有是有其事象，无是无其自性。自性并非事物本身所固有，而是假名所具有
的。因此，假象之相非无，但所执自性为空，这就叫做“不真空”。另外，小乘
讲空，是“析色明空”，以事物帐本有微积成，经过分析，才见其为空无，这叫
“待宰割”以求空。说不真即空，就是讲万物原来是空，不待分析。其中“然则
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
不无、故虽无而非无。……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
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
非真有。……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
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见
《大藏经》卷四十五）这是在讨论世界的存在问题，其主要论点是说一切人和事
物都生灭无常，缘会则生，缘了则灭，所以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
后世的三论宗人很推尊僧肇，常常把他和鸠摩罗什并称，有“什、肇山门”
之语，吉藏在所著《大乘玄论》卷中将他提高到三论宗实际创始人的地位。直至
明末，智旭在《阅藏知津。中土论》中，列《肇论》为第一，认为僧肇学说最契
原经精神。
/* 33 */第二部分众人皆醉我独醒———范缜
人生好比树上开的花，遇到风花瓣便会随风飘落，自然就会有的越过窗户落
在席垫之上，有的则翻过篱墙罗入粪秽之中。
———范缜
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正值佛教盛行。佛教认为，人的富贵贫贱都是命中注
定的，是前世积善行恶的因果报应；偏偏有一个叫范缜的提倡“无佛”。范缜，
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曾先后在齐、梁两朝做官，是当时著
名的思想家，无神论者。有一次，竟陵王萧子良问范缜：“您不相信因果报应，
可是人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的不同呢？”范缜回答说：“人生好比树上开的花，
遇到风花瓣便会随风飘落，自然就会有的越过窗户落在席垫之上，有的则翻过篱
墙罗入粪秽之中。落在席垫上的人，就如殿下您，罗入粪秽之中的人就是我呀。
人的贵贱际遇虽然各不相同，但哪里有什么因果。”范缜的回答使竟陵王在众多
宾客面前无言以对。后来，竟陵王又特意召集了许多僧人与范缜辩论，仍不能使
范缜屈服。
范缜平时穿着朴素，性格朴实直爽，勇敢而不畏权贵，常有不同于世俗的独
立见解。他的主要思想保存在他的著作《神灭论》中。
《神灭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形神相即”、“形质神用”。
首先在形神关系问题上，范缜抓住了“即”与“异”的对立。“异”是指
“分离”，佛教徒讲“形神相异”、“形神非一”，称人的灵魂可以脱离形体而
独立存在，人死以后形亡而“神游”，精神（魂魄）跑到佛国或依附于别的形体，
灵魂、精神就成为三世轮回的主体、因果报应的对象。所以强调形神分离，是佛
教徒论证“神不灭”的主要根据。对此，范缜提出“形神相即”，他说：“神即
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即”，义谓“接近”，
哲学上则有“结合”、“涵蕴”、“渗透”等含意。“形神相即”，就强调了精
神与形体不可分离，所谓“形神不二”，形神“名殊而体一”，把形神看成同一
实体的两个方面，同时范缜又断言“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肯定了精神必
依附于形体而存在，随形体灭亡而灭亡，较彻底地克服形神平行、形神二元的缺
陷，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
其次，范缜提出“形质神用”的命题，用统一的观点说明形神一元论，进一
步深化了对形神关系的考察。范缜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
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肯定了形体是物质性的实体，神是由
形体派生的作用，以为神之作用是依存于物质性的形体才能发挥。他还用刀刃与
锋利的关系阐发“形质神用”的命题。认为神用之对于形质，犹如锋利之对于刀
刃；锋利依附于刀刃而存在，两者异名而体一；同样，神用离不开行质，精神只
能依存于形体，而形亡必然神灭。
再次，范缜以“浮屠害政，桑门蠢俗”，揭露当朝宣扬神不灭的危害，阐明
自己阐释神灭的目的和良苦用心。由于统治者对神不灭的提倡和宣传，导致“浮
屠害政，桑门蠢俗，风雾惊起，驰荡不体，吾哀其弊、思拯其溺”。神不灭思想
及其传播，不仅给当时封建伦理道德带来极大的危害———“舍逢掖，袭横衣，
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而且也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
政治危机———“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磐于惰游，货禅于土木”。范缜
认为通过神灭论的宣传，和对神不灭论的批判，可以使“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
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
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为己，可以为人，可以匡国，可以霸君”。这
无疑是范镇站在世俗地主阶级的立场，巩固当朝的统治，医治当权的门阀士族的
愚昧。
在这部闪光的著作里，范缜一针见血地击中了佛教的要害。他的论点一传出，
举国哗然，驳斥范缜的人谁也驳不倒他。据记载，在齐武帝永明七年范镇在当朝
宰相肖子良的宾客宴会上，就信佛问题与肖子良本人及众宾客辩论，驳得众宾及
肖子良哑口无言。萧衍看到硬的压不住范缜，于是打算收买他。萧衍派王融悄悄
地对范缜说：“凭你的美才，何愁当不上中书郎呢？可你偏偏发表这样怪僻的议
论，太可惜了！应赶快放弃它。”范缜禁不住哈哈大笑说：“假使我范缜是卖论
求官的人，早就做上尚书令、尚书仆射这样的大官了，何止一个小小的中书郎呢？”
千年前的一部《神灭论》，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光辉和坚持真理不为名
利所诱的伟大人格。
/* 34 */第三部分初唐四杰———王杨卢骆
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骨气翩翩，
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
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
———明代王世贞《艺苑危言》
初唐四杰都是少年有为且才华横溢。骆宾王7 岁即能咏鹅为诗，被称为“神
童”。杨炯年10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16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
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20岁即为邓王府典签，
“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但是在仕途
上，他们又都是坎坷不遇的。由于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
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之下的雄杰之气，因此当官也只是卑微的小官 ，
最终的结局都很悲惨。
或者正是这种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命运，使得他们在唐初的文学创作上不为
世俗所左右，能独树一帜。当时的大臣上官仪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
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
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
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
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
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
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他们的创作洗涤六朝之锦丽，突破
宫廷诗的束缚。闻一多说：“正如宫体诗在卢骆由宫廷移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
时代由台阁移至江山塞漠。”
四杰当中，王勃居首位，他的诗感情细腻，风格清丽，似嫌柔弱，但又不缺
雄豪旷达，如那首被人千古传诵的送别之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以真切
情感歌颂深厚友谊的同时，又向世人展示了他宽阔的胸襟。首句即见出气象壮大
：高耸嵯峨的城阙被雄壮开阔的三秦之地所拱卫。借助于“风烟”的渲染，更显
示出离别的惆怅和伤感。次句“与君离别意”，形成彼此的亲近感，“同是宦游
人”，则是为着形成对友人规劝的情感基础，是为着安慰其“离别意”。第三联，
诗意突然出现升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何等之襟怀和气派！这便为
尾联，规劝友人：“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打下了雄厚的思想和情感基础。
全诗文字质朴、意境开阔，具有一种充实壮健之美。另外，王勃的文章以《滕王
阁序》最为著名。《滕王阁序》一文，叙述洪都之人杰地灵，描绘登上滕王阁所
见之壮景，自叙身世，抒写仕途失意之悲哀，其中对滕王阁周围景致的描绘，尤
为人称道，作者将山景、水景、市景、乡景、远景、近景、动景、静景尽收笔下，
互相配合，互相映衬，显示出优美开阔之意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一联，成为千古绝唱。
杨炯的诗风是刚健而又精辟凝炼的。在他的诗歌里，洋溢着昂扬慷慨之气，
“壮而不虚，刚而能润”。其中《从军行》最为有名，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从军报
国的热情和渴望：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风阙，铁绮烧龙城。雪暗凋
旗画，风多杂骨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诗人心情振奋，表现出生逢盛世
大展鸿图的豪情壮志，诗里充满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而在写法上，则直抒胸
臆，有一股雄直劲遒之气，这已开盛唐雄浑诗风的先声。杨炯也有一些诗篇，极
富俊逸抒情。它在悠然的情思中表现出一种天然的诗的情韵。如“相思明月夜，
迢递白云天”，“行人断消息，春恨几徘徊？”，“美人今何在？灵芝徒有芳”，
“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写得空灵飘洒，含不尽之意如在言外，韵致天然
诗味无穷，绝似盛唐诗歌。因此，他在唐诗的继往开来中，其功之卓绝，实在足
以彪炳千秋的。
卢照邻擅长七言歌诗体，较为出名的是《长安古意》。此诗借古喻今，描绘
了初唐时期长安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诗人把笔锋从宫廷引入市井，出现了万民
狂欢的情景。长安人流如潮，以致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然而在歌
海舞潮之中，都有生死相恋的执著。双方剖明心迹：“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
鸯不羡仙。”这种爱情形式和表述，热烈、真挚、大胆，如闻一多所说，比起
“病态”的宫体诗来，“气魄”不可伦比。诗中还写了御史、廷尉等执法人员邀
结一些纨绔子弟宿娼寻乐，违法犯禁的丑恶行径，也写了豪门将相相互倾轧，对
统治阶级进行了深刻批判。行文对仗精巧，句法蝉联，以赋为诗。
骆宾王擅长五律和七言歌行体。诗风刚健雄浑，气魄非凡。他的《帝京篇》
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被称为姊妹篇，两篇内容相似，共映生辉。另外骆宾王
在参与反武的起义中写下了一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使他名声大振。武则
天读完这篇骂她的檄文，竟然感叹是宰相的失误，而使这样的贤才流落在外。这
篇檄文开首便痛陈列数武则天的罪行劣迹，写得痛快淋漓，犹有义愤贯流其中。
然后，极力赞美徐敬业起兵之声势和正义性，气势充畅，一泻千里。最后对朝中
诸人晓以情理，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结束，有雄睨一切的气
概和横扫千军的力量。它的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程度容当商榷，但它创造了以
气势、文采为载体去表现政治内容的范例。
/* 35 */第三部分清音悠悠响非凡———孟浩然
孟诗胜人处，每无意求工，而清超越俗，正复出人意表。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淡得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
———闻一多《唐诗杂论》
孟浩然，襄阳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比较简单平淡，他生活的时代是开元盛世，
他的大半生都在隐居和漫游中度过，和山水鸟虫结下了缘分。然而却不能说他的
心境诗中冲淡平和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