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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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界不少知识分子仍热衷于两种身份：一是相对于权力阶层他是“王者师”，为政府各项决策建言献策，即使有时表面上与政府在个别其实无关宏旨的观点上有分歧，最后也可以凭借体制内的力量对这种分歧加以弥合；二是相对于普通民众他是“精英”，为民众释道解惑，对民众指手划脚。这也影响了张从思想上彻底地投向民间；其次，天则经济研究所表面上是民间机构，但与我们所言的民间是两回事。从其服务对象看，新崛起的中国资本阶层与知识阶层是其真正定位。张同时还兼备经济学界的精英身份。阿罗曾指出过，在任何规模的组织中，都存在“精英控制”。哪怕是一个号称最民主、最讲公平与公开的组织，它也是由一个相对较小并自命不凡的群体所操纵。如果将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看成一个泛组织的话，那么这个组织显然也是由少数精英所把持着。少数精英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定规订制，对不符合这种规制的学者，一律排斥在外。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精英身份的取得在初始阶段是凭借“先占优势”而不仅仅是学术水平。中国的格局注定了民间研究的式微，而官方研究尽享信息资料（社会科学院可以得到官方的所谓内部甚至带密级的各种信息）、话语权力（中国没有民间媒体）的优势，这也是中国精英经济学家基本都是从体制内生长出来的原因。这些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政府的经济学家，其研究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政府的”视角。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人自诩在研究中将排除一切价值判断，甚至他们中还有人将面孔装扮得很“民间”，但他们的立场却是很明显的：始终与政府站在一起，并作为政府推行经济政策对象的相对面而存在。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对象的相对面而存在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在改革已经触及到最深层次因而也出现了最大面积的利益格局调整时，这种相对面的性质就越来越显露无遗。“精英”经济学家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无视老百姓们关注的社会公正问题，无视改革开放以来财富（包括国有资产）向少数人集中的事实，用各种时髦理论来一方面为政府继续推行这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想使老百姓们明白，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惟有忍受才能得到救赎。甚至反过来，对于老百姓中任何不满的声音，他们不是检讨由他们出谋划策后的政策是否有问题，反而责备老百姓心理承受能力不足。
　　更为危险的是，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集团，尽管数量比较少，但由于政治上比较强大，可以用很少的费用组织起来；而普通老百姓因经济地位的式微而日益远离决策中心，同时因缺乏公共基础使得他们组织起来的费用十分昂贵，所以既得利益者与少数“精英”走在一起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有人指责一些经济学家一个口袋里装政府给的钱，另一个口袋里装改革后崛起的新贵给的钱，这毫不奇怪。
　　张所言的何将“学术思想”与“某种外在的需求特别是政治需求和政治的变故联系在一起，会妨碍学术的进步与理论的发展”，其所言的“政治需求”与“政治的变故”，在我来看，其实不过是民间一股对改革路径进行审视与反思的思潮，而何的确是在回应这股思潮。张以及中国经济学界处在精英地位的人士一贯倡导的彻底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其实与既得利益阶层以及政府意愿都是不谋而合的，从此意义上讲，他们的学术思想才真正与政治需求联系在一起。尽管何清涟绝不是中国惟一饱含忧患意识的经济学家，但何清涟的忧患意识与“精英”经济学家相比，有独特之处。少数“精英”们有时也强调忧患意识，有时他们的忧患意识表面上甚至比何还要强烈，但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与何清涟截然不同——何所考虑的是，改革可能会因路径的选择而造成更大的不公平，从而损害普通百姓的利益，并最终损坏改革自身；而张以及其他“精英”经济学家担心的是，如何使民间能接受这种由改革造成的不公平的事实，使改革能按现有路径继续进行下去。
　　这种视角上的差别是产生分歧的原因，这种分歧最终引发争论，则是因为位置的不同。在何之前，其实指出应该更重视改革中的公正问题的人不少，但他们的边缘位置无法构成对张及张这些“精英”思想的威胁；而何的《现代化的陷阱》则以其在民间及人文学者中巨大的影响力，对张及张这些精英们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才是张一方面将何的书说成不是学术著作，何不是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又“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与多位学者讨论并获得赞赏”、“再花半年时间做发表的疏通工作”，来主动找何论战的原因之所在。
　　算不算学术著作？
　　让张先生自认为最中要害的“批评”，莫过于指出《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不是学术著作；而这一点也是最让何女士无法接受的一点。
　　我且先不说我的结论，先搬出经济思想史上的几桩个案：
　　一是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一生除了到死也未完成的《和谐经济论》残篇以外，并没有什么标志性或建构性著作，有的只是为一些报章写的经济时评及讽刺性短文。即使是《和谐经济论》当时也被视为“至多不过仍是戳破他那时代的浮夸之辞”，用张先生的标准衡量，是十足的大众读物。这样一个人物，也能算经济学家吗？的确如此，巴师夏活着时，“在经济学的星座上，他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海尔布鲁纳语），以至于巴师夏本人临死前为此忿忿不平，并自认为这个世界应该“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兼知名作家的逝世而感悲痛”。但时过境迁，一百多年后，法国以及整个西方经济学界终于将其重新发掘出来，承认他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共和派与自由派经济学家，其各种文字及《和谐经济论》，一起结集，一版再版，没有人再说它不是学术著作，没有人再说巴师夏不是经济学家。甚至在中国号称自由派的经济学人士，也在知其然或不知其然的状态下，对这个人物毕恭毕敬起来。
　　二是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在消费分析、货币史和理论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稳定政策的复杂性论证”；哈耶克同获此殊荣，则是《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一书。但在经济思想史上，他们最著名的著作却分别是《自由选择》与《通往奴役之路》两书对新自由主义的完整而富有影响的阐发，并使得新自由主义从学术走向民间，成为民众的自觉诉求。不知张先生是否知道，《自由选择》是弗里德曼在一篇电视解说词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前言中公开宣称：“这是一本政治书。我不想以社会哲学论文这种更高雅虚妄的名称来称呼它，以此掩饰这一点，尽管我未尝不可以这么做。”如果不是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群中有那么高的声誉，我不知道张先生会不会也说此二人著作不是学术著作，只是大众读物。
　　三是经济学家科斯。科斯出名之前，他的文章曾被萨缪尔森等人讽之为“散文”，那才真正是“粗劣的观点加上一堆极简单的加法”。科斯反过来斥萨氏：“小时候我就听人说，拙于言的才唱；在经济学界，拙于现代经济学的才偏爱数学。”萨翁又以美国第一个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家的身份断言，制度与产权学派注定了要早死。但令他尴尬无比的是，十几年后，科斯也同荣膺此殊荣；建立在“交易费用”这一中心概念之上的制度与产权学派现在正对主流地位发起冲击。
　　四是经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鲁纳。尽管《世俗哲人》一书奠定了海尔布鲁纳著名经济思想史学者的地位，但我敢保证，以张先生眼光看来，这部书更算不上学术著作，至多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样，是经济学家的传记书。（补问一句，谁说过传记作品就不能算学术著作？这是张先生定的标准吗？）但大概让张先生万万想不到的是，这部书不仅被西方经济学界认同，还成为世界上二十几所大学经济思想史专业的标准教科书。
　　据我本人接触到的一些今天看来的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张先生眼光看来，也算不得学术著作。配第的《赋税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至多不过是小册子，“资料一大堆外加一些简单粗略的加减法”，而当初这两本书的确是被类似于张先生的人这么批评的。亨利·乔治与霍布森，当时被人目之为“地下经济学派”，他们的书也被拒之于正统经济学门外，也不能算学术著作。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当时也不过是宣传的小册子，在工人阶级而非学术界流布最广，大概在张先生看来，也不是学术著作？
　　我手头正好有一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也是国内最早版）的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如果只看书名，或者草草一看内容，再加之此书特别畅销，张先生也一定认为这是一部畅销书，根本算不上学术著作。巧在张先生这种“独到的眼光”还真与美国某些人“接了轨”。在美国，黄先生这部书出版之初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此一问题。在美国，商业性出版与学术性出版分野十分严格。前者讲经济效益，后者讲学术信誉。如果将一本商业性著作（畅销书）不小心作为学术性著作出版了，出版社与学校的信誉与地位都会受到影响。有些人认为《万历十五年》“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业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故一些出版社不敢接收。幸亏耶鲁大学出版社排除成见，答应出版，才使得黄先生这本著作及其“大历史观”得以问世。此后，此书影响一发不可收，已经出版多个英文版本，不仅成为美国若干所大学教科书，而且成为汉学家必读之书。
　　所以，一部书算否学术著作，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上，怕不是可以用一个统一的规范可以衡量的。有些书可能作者在写作时也没有定位为学术著作，但时过境迁，这些书却可能因其充盈着此一时代最有价值的思想而被推上学术著作的位置。你张先生可以凭借自己现在占据的话语霸权地位，凭借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先入优势，说某部书不是学术著作，某个人不是经济学家，都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历史的诡谲在于，今天得势者明天不一定得势。多少年后，人们记不住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一个现在处于精英地位的谁谁，以及他有什么建构性著作，但可能记住了一个重视社会公正问题、从百姓与民间视角审视经济问题的何清涟，以及她的那部“算不上学术著作”的《现代化陷阱》。
　　是不是经济学家？
　　还有一个问题，何是不是经济学家。张说何不是经济学家，言下之意是怕舆论将何视为经济学家，或者何自视为经济学家。而何对此说也很敏感。
　　其实我倒以为，中国一些成熟的媒体对何的定位都很准确：经济学者或人文学者。“者”与“家”一字之差，内在差别却很大。据我理解，学者，就是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是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可称为“知识分子”？远非如此。中国与外国在这一点上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为与国内某些精英经济学家的思路合拍，我也不妨先搬搬国外的观点。一是美国著名史学家霍夫斯塔德的观点。霍氏认为，知识分子一方面固然与他们的专业知识或技术知识分不开，但另一方面仅仅具有专业或技术知识却并不足以享有“知识分子”的称号。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有超越职业本身之外的求真精神与节操。这种求真精神与节操会引导他们去关怀文化的基本价值，如理性与公平。西方之所以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与促进实现者，最重要的根据就在于此。
　　另一观点是以色列社会学家康非诺提出来的。他综合各家观点后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这些特征：一是对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都抱深切的关怀；二是他们常自觉怀有一种罪恶感，认为国家之事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责任；三是他们倾向于把一切社会问题都看成是道德问题。
　　霍氏及康氏这些观点与中国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大抵相近。中国历史上“士”这一阶层与西方所谓“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一致。孔子说：“士志于道。”这里的“道”即基本的社会价值，“士”是这种价值的维护者与实践者。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得更贴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思想对后世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余英时先生曾感叹道，中国历史上自周以后，“有史言其高标自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李膺，有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有后世叹为“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东林党人……无不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见证。
　　何符合中外关于知识分子的标准。有时，她对所谓“人类关怀”的兴趣甚至超过她对经济学本身的兴趣；或者说，她之所以从事经济学研究，与其说是出于求真的欲望，毋宁说是出于求善（价值判断）的需要。中国古人说“士”“志于道”，“游于艺”，或说“格物致知”后言“道”，都讲做学问是一种达“道”的手段。何就是这么认为的，她至多不过将经济学研究作为“艺”，目的在于“道”，即维护公正的社会价值标准。所以，何是一位学者，是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
　　但经济学家就不同。经济学家是专门家性质，有些类似于自然科学家。“家”这一称谓本身就是言其在此专业领域内造诣很深。张就是这样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承认，就经济学研究来讲，张胜于何。所以，他能指出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缺陷，包括对哈耶克的误读，这并不奇怪。
　　对于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者，也存在两个市场的评价。对于张这样的经济学家，自然有一套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与话语系统规约，也自然有一套日益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界接近的评价系统在对其研究进行评价，中国经济学界这几年所谓“经济研究现代化”与“规范化运动”，就是这种评价系统正在构建中的标志。而对于经济学者，更多地以一种人文知识分子的标准进行评价。何与张都忽视了这一点。张以为何在经济学界没有市场，但作为一个学者，何在人文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与市场远甚于张；而何认为自己经过了市场检验，但也没有指明这个市场评价标准其实有异于评价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著作的市场标准。
　　就价值判断问题而言（即所谓“经济学家讲不讲道德”问题），我曾这样作了区分：作为知识分子或者说学者，维护、甄别与赋予价值判断是其基本职能；而作为专门家，包括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中可以不进行价值判断；但经济学家一旦进入知识分子角色，则必须讲道德。即“经济研究可以不讲道德，但经济学家作为知识分子要讲道德”。何与张两人都没有区别开。
　　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者之间的区别，使得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