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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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作为知识分子要讲道德”。何与张两人都没有区别开。
　　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者之间的区别，使得是不是经济学家的争论显得不很重要。但怕就怕经济学家有“经济学者情结”，而“经济学者”有“经济学家情结”。现在偏就有一些“精英”经济学家，一方面说经济学家可以不讲道德，另一方面又的确有“知识分子”或者说“学者情结”，甚至连“思想家”的称谓也敢于领受。包括张，在他写批何的文章时，在他也对所谓写学术随笔津津有味时，潜意识中何尝没有充一把“学者”的想法？但张却反过来认定何有“学家情结”。而无论何有无此情结（何自辩称她其实从未称过自己是经济学家，也不想挤入这个圈子），但“情结”却也是争论缘起的诱因之一。
　　是否可以整合？
　　我是较早指出何不被经济学界精英重视的人。在一篇文字中，我这样说，“站立于民间视角，伫立于精英之外，何是孤独的。两年前。她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哀叹为什么中国经济学者没有更多的人涉足公正这一带有根本意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这种因少有同行者而孤独的表现。站立于民间视角，伫立于精英之外，何又是寂寞的。这种寂寞不仅表现在她过去的思想与学问几乎都被控制着中国经济学界的‘精英’们冷落，而且表现在她的《现代化的陷阱》也不被控制着中国经济学界的精英们重视。于是，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现代化的陷阱》曾风行一时，但何以迄今为止，对其发表议论的多是经济学圈外人而非圈内人。在此情境下，何的《经济学与人类关怀》是否会遭到同样的待遇？从我目前接触到的一些所谓‘圈内人’对此书的态度看，前景似乎仍不容乐观。”
　　但张主动挑战于何，然后两人间的争论激烈如斯，我没有料到。不过我倒想：尽管张表面上说何不是经济学家，书不是学术著作，但如此之重视何，这是否反证了两种视角进行整合有可能性？也是否为经济学界的更大限度的宽容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一些精英经济学家们，为了使自己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在政府任何一项政策出台前，都先为其进行充分的舆论准备；出台后，又从多侧面多角度为这项政策进行支持性论证。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但仅有经济研究的“政府视角”容易造成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瓦尔·贝胡所指出的：容易将国家看成一个“巨大的整体”，这个巨大的整体“拥有统一的偏好，统一的存贷支配权，并实施统一的生产计划”，使得国家之内任何个体及任何群体的利益因“包含于一个容器”之中而受到忽视甚至受到威胁。
　　因而，中国经济研究的民间视角也就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需要有人能像何清涟这样，以巨大的心智的独立与勇气，对政府经济政策从百姓的角度进行臧否，并对经济研究的“政府视角”形成制衡，促使政府在考虑每一项经济政策前，不仅仅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考虑，而且从达到目标的路径是否合适的角度考虑；不仅仅考虑到国家的整体的利益，也能更好地兼顾到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尤其是中国的普通工人、普通农民的利益；使得这项政策能成为真正体察民情、体现民意、集中民智的产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成本。
　　所以，两种视角有必要进行整合，互为犄角，互相制约。
　　同时，经济学界必须有更大限度的宽容。为此我以为，张与何都应该更心平气和一些，尤其要清楚，谁也没有骄视自己低视对方的资格。张及其他把持着经济学界的“精英”们所要做的是开门揖客，让所有有价值的思想及学者在经济学圆桌上都有一个位置，面前都有一杯茶；你尽管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你至少要让他在圈内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况且人人都知趣，当客人自知无法适应经济学主流的那套规范与话语系统时，他自会另投他门。对于何，我也想说几句。要珍惜民间立场的可贵，但不能以民间立场而自觉高于他人，更不可凑合几位同志，宣称有一个什么“民间思想村落”，且这个“村落”也不让别人进入。因为一旦到了此时，“民间”也就不“民间”了，边缘的身份与底层的体验也转化为另一种精英心态。而在当前，这种危险性又真实地存在着。
　　但无论如何，我都有这样一个印象：何清涟是一只猫头鹰，在黄昏时候飞过狐群鼠社，发出的声音尽管不好听却充满了不朽的智慧。而我们另一些把持着经济学界的“精英”们则是“领头雁”——弗里德曼的老师弗兰克·奈特所说的那种“领头雁”：它总飞在雁群的前面，有时它回过头来才发现其实雁群已经离开它的指引转飞别的路线，于是，它又赶紧飞回去，再又飞到群雁前面，俨然仍是一个带路者。

　　文化中的文化

　　
　　？　肖夏林
　　九十年代的中国，恐怕没有一个作家学者像余秋雨那样在文化的“高位”上，把文化当作伟大旗帜，为文化而文化，充满中华文化的使命感，享有呼风唤雨的“文化”的号召力，像他那样成为一个文化“旗手”，让所谓“中国文化”的旗帜海内外迎风飘扬。
　　《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两本散文集是文化散文不说，余秋雨无论在什么地方发表演说谈讲访谈，谈的无不是文化，而且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常常引起文化轰动引发文化争论成为文化注目的中心。在海外，余秋雨简直成了“文化”的名片，文化的象征。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港台海外的华人世界，人们一提到余秋雨，就会马上想到风尘仆仆的文化，风尘仆仆的文化大师。
　　一
　　“我这些年，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中华文化最好的内核传达给更多的读者，在中华文化圈里，把很高深的道理，用很平易的方式体现出来，同时也不失去文化的那种情致。我现在所做的是在善良和互爱的前提下重建一种文化心理秩序，如果不这样做，中国就太寂寞，在这个领域里就太无望。”（《英才》，1999。7）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在这段石破天惊的自白里，余秋雨毫不客气地确认自己独一无二地担当着中华文化重建的重大使命，是当代中国文化无可辩驳的文化大师和精神领袖，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救世主。没有余秋雨“中国就太寂寞，在这个领域里就太无望”，没有余秋雨中国文化就死水一潭，中国文化就没有未来。这是余秋雨再一次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宣告。
　　余秋雨不愧为大教授大演说家，说话总是天马行空惊天动地。“我是个教师，是不拒绝、不害怕说话的”（《北京青年报》1998。9。13）。所以，余秋雨什么话都敢说，这是余秋雨语惊天下的演说智慧和一的文化“风范”。
　　但是，当我们在余秋雨九十年代阵阵文化声浪中沉思体味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的希望和未来时，却发现，除了以他和他的散文为中心的出版轰动文学文化论争盗版文化、商业炒作和文坛骂街等弄得我们一头文化泡沫外，他对中国文化内核的创见，他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秩序”的成果，他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又在哪里呢？伸手去摸，睁眼去看，那些让余秋雨自己激动的所谓“文化”，又全然让我们目瞪口呆，不见文化的真踪神迹。
　　这几年所谓以余秋雨为中心的文化热点文化论战，其文化的旗帜下基本上是商业的欲望、商业的操作。这些文化热点，就是所谓余秋雨批判热。这带来了强大的余秋雨名人效应。这种名人效应保证和振兴了文化旗帜下的名人经济。“批判名人是当今持续名人效应发展名人经济的最重要手段。所以，许多作家都雇枪手或寻衅、诱人批判自己，制造名人轰动效应。余秋雨在这方面倒是堪称大师，但这种名人轰动效应基本上是由余秋雨以文化的崇高乃至神圣的名义挑起和发动的。一九九八年著名的《山居笔记》长达两万五千字的长序《可怜的正本》，一九九九年初发表的更著名的《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这两篇堪称人间最高典范的战斗檄文，以自我崇拜和妖魔化批评家为两大理念，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引发了新一轮轰动文坛内外的余秋雨热及批判余秋雨热，《霜冷长河》《山居笔记》在文化热中获得了空前的商业成功。所谓“文化”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其中的文化秘密很难让今天浮躁善良的读者识破。但作家学者们使用起这个经济模式来，却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在九十年代，能与余秋雨比肩的恐怕只有王朔，而王朔在余秋雨面前恐怕也自愧弗如。因为，王朔实在不能与翻云覆雨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余秋雨相比。所以，有人称余秋雨为中国最有文化的隐形商人，最谙商业的文化专家。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出版、特别是在一九九四年完成《山居笔记》的写作之后，誉满中外。这时他基本上结束了文化研究和文学写作，完全大众化，完全媒体化了。他基本上是以旅行、演讲、媒体访谈、城市文化顾问等文化为“生”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宣传自己和自己的文化散文使自己更加有名，为自己和自己的每一本书作更好的文化商业活动，这自然是在文化的大旗下进行。余秋雨当然也就志得意满地成为大众文化舞台上的超级明星。虽然他还在写作，但《霜冷长河》的写作则是一个名人的既无文采又无思想又无文化的明星式写作，平庸的《霜冷长河》及数年如一日在媒体间重复的“文化”话语，显示了余秋雨在学术上在文化上在文学上的贫困。这与他在媒体间的频频轰动经久不衰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的余秋雨“星”位越来越“明”，名人经济越来越繁荣，但文化上却越来越空洞，越来越没有底气，因而常常在记者读者的质问中手忙脚乱。他所谓的气定神闲只不过是一种故作潇洒。
　　二
　　这些年，针对余秋雨的媒体化、大众明星化，许多喜欢余秋雨散文的人，许多对余秋雨越来越在演讲访谈中重复自己炒作自己的行为不满的人，感到困惑甚至愤怒。他们曾要求余秋雨少在媒体露面，回到书斋多读些书，多做些研究以提供有深度的文化声音。
　　对于这些善良的吁求，余秋雨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三日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访谈时一脸的不屑，他说“电视台报纸采访我的人很多，我只接受了十分之一的采访”。他认为“曝光率高是一种很有责任感的行为”，“而且曝光率高，不是说哪一个文化人想曝光就曝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要建立一个沟通点，让文化和当代的广大读者结合，然后让中国的转型有更多的文化气息”。这意思很明显，一是嘲讽批评者水平不高上不了电视，二是说当代文化人除了他谁还有资格能上电视传媒宣讲中国文化让“中国的转型有更多的文化气息”。这似乎让不满者哑口无言，因为中国没有人敢像余秋雨那样自称文化大师和中国文化的“原创力”，更没有人有著作像《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那样每星期在世界各大城市排行榜占据前十名（余秋雨告诉我们）。而且，他指责说，写文章批评他的人本身也在传媒上。并说鲁迅、郭沫若在“五四”以后和老一代文人的最大差别就是占据了文化传媒系统的很大地位。中国文人需要用文化与这个社会沟通。这是余秋雨逢人就讲的经典例子。这一方面说明他今天行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暗喻他是当代中国文化上的鲁迅、郭沫若。他今天从事的就是当年鲁迅、郭沫若的工作。余秋雨这样回击别人，虽然看起来很有力，但就时代背景、个人身份、发言姿态及文化使命而言，余秋雨与鲁迅等五四一代人则完全不同。当年的鲁迅等虽然在媒体上活跃，小说《阿Q正传》也发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但他们一直是作家学者诗人战士，是学者化了的作家，作家化了的学者，更是文化良心和社会良心。他们是社会最执着最强大的批判者，并常遭到当局的通缉。鲁迅他们那一代人自己办报办杂志自己发行，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书斋，更没有成为大众娱乐明星，到处歌舞升平游山玩水和文化骂街，而且从来就不屑于争当一个大众文化明星，这与今日中国众多学者作家明星化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五四这一代大思想家们在激烈的社会批判和相互批判中，也从来没有像余秋雨这样，非常专制地打倒批评和批评家，并把他们判定为文化杀手和刑事犯罪分子。鲁迅他们是真正的思想家作家，他们无愧于他们的时代，所以他们庄严肃穆伟大。余秋雨举这个例子虽然自认很“智慧”，却很不理智，但足以欺骗那些该欺骗的人。
　　针对热衷电视，在电视上什么文化什么美学都谈的批评，余秋雨的回答更令人玩味，“电视是我的主要专业，戏剧学院一个非常重要的课就是电视文化。我们的电视导演班我就是主课老师”。“‘著名学者’学的是什么，电视学呀。”（《北京青年报》1998。9。13）别人批评他作为一个学者不要成天呆在电视里作大众文化明星，他却说电视学是他的主课。即使他是“电视文化”的主课老师，但他在电视上并没有谈电视学也没谈电视文化。谈电视文化，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授可能比你戏剧学院余秋雨更有资格，但他们怎么就没有到电视上讲电视学呢？所答非所问。偷换概念、障人耳目是余秋雨对付批评最拿手的好戏。余秋雨所谓的我是电视学的主课老师，“电视是我的主要专业”，那你余秋雨这方面的论文专著又在哪里呢？余秋雨显然把电视专业与明星专业混淆起来。
　　对于文化界和读者劝他重新回到书斋读书充电，不要来回重复自己，他就倡导作家走出书斋以积极影响社会来回避这个问题。这是余秋雨一贯玩弄聪明的地方。他简直像个外交官，既回避了问题核心，又不能说他未做解答。他声称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电视等媒体可以将高深的文化大众化，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应该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而且九十年代的许多学者都这样做了，像杨东平、秦晖等之于教育环保等社会问题，像贺卫方、梁治平等之于社会法律，但他们谈的都是沉重的社会问题，严峻的制度文化问题。余秋雨的文化中从来没有这些沉重的话题。他谈的不是凌空蹈虚的文化，就是自己的书，自己的散文，自己的论战，自己的名誉，自己的人生，朋友的嫉妒，盗版集团和文化杀手对他的谋财害命等等，都是他余秋雨自己的事务，与文化民主思想自由社会正义毫无关系，但这是他最津津乐道的。当然这与他所谓的中国文化重建的使命更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恰恰是一种真正的文化破坏。他名义上是著名作家学者，但他在文化中的行为却是一个十足的自觉的问题明星。
　　在今天，没有多少人反对作家走出书斋，但你说话必须够作家学者、专家的水准，而且不能像明星那样胡乱说话，更重要的是不能就一些无聊的问题特别是个人问题翻来覆去地说话。作家学者必须不断回到书斋不断观察社会，才能不断回到媒体，深刻表达文化的理性思想的呐喊。余秋雨的问题是他说话太多、重复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太少，自诩太多、商业太多、明星气太多，而文化学者的气息太少，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反感。
　　面对这种不满，余秋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