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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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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结果是:共判刑四十人,开除党籍五百五十六人,给予其他党纪政纪处分的八百九十七人;对二千二百五十一位被害人遗属,逐户走访,妥善处理了遗留问题。”这和《江永县志》大事记所述: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界牌公社文革大队出现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并波及县境一些乡镇,县人武部立即派干部下乡制止。一九八七年,对被杀人员进行平反;乱杀人犯分别受到法律制裁和纪律处分”,是能够相互印证的。由此,《我们一起走过》里的《八月的逃亡》中的描述,也可以确信无疑。
  我把史书上的有关段落抄摘于此,说明了一个事实:不能忘记的历史,历史也决不会忘记。而《我们一起走过》中记录的种种,正是将来编撰中国或湖南的知青运动专史的人们所需要的。
  历史是不应当轻视的。我们的民族似乎可说是非常注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民族,可惜,它好像又是容易遗忘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民族。重视用历史的教训教育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可以激励大家为防止历史倒退,制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作出努力。

  怅望千秋的历史情怀

  
  ? 罗成琰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情怀。古人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千岁忧”当然指向未来,人们关注和思考着千百年以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但它同时又指向历史,是人们对自己所走过的漫长而又曲折的历程的一种回眸与反思。无怪乎中国古代的文学一直对历史一往情深,怀古览古吊古之作比比皆是。即使是一些描写现实的作品,也常常浸透着悠远的沧桑之感,今天与昨天遥相呼应。
  实际上,历史情怀是人们以自身的生命去感悟和体验历史,是去历史长河中寻找属于自己生命结构的那部分底蕴,是去破译构成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的文化密码。作家常因历史情怀而博大,作品也常因历史情怀而升华。
  李元洛先生的新著《怅望千秋——唐诗之旅》便是这样一部弥漫着历史氤氲的作品。作者站在二十世纪末,远眺千秋之前的唐代,与唐代诗人对晤,与唐代诗歌神交,说不尽的历史感喟,道不完的人生咏叹,作者种种复杂的意蕴和情思尽在“怅望千秋”四字之中。
  人们走进历史,并不是盲目和莽撞的,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扬弃,人们在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缘的灵魂,在发现那些使自己激动和震颤的事件。李元洛先生自云:“在纷纷扰扰琐琐屑屑的日常生活中,在酒绿灯红人欲横流的滚滚红尘里,我常常怀念和重温千年前的唐诗,如同晤对一位能以心相许的朋友。”“与那些出色的唐诗与唐诗人相对,炎炎酷夏,手捧的是一握使人心肺如洗尘俗顿消的清凉;凛凛寒冬,身拥的是一团即之也温生机不息的炉火。”正因为作者把唐诗和唐代诗人视为心有灵犀而可神交的友人,所以,他才充满激情地去亲近和拥抱它们,用自己的生存体验和审美感受去重新诠释与激活它们。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这样一部以唐诗为审视和论述对象的著作,为什么没有去寻章摘句、引经据典、训诂考证,追求所谓的学术性,而是把艺术的聚焦点投射在诗人不幸的身世、悲剧的命运、绝世的才情、桀傲的性格和高贵的灵魂的描述与塑造上。作者写杜甫,主要落笔于他晚年的漂泊和病体的支离,落笔于“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人生况味,落笔于他虽然日暮途穷,却仍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以一己之心担荷天下人之苦难的良知与人格力量(《怅望千秋一洒泪》)。作者写王昌龄,突出的是他傲视权贵,嫉恶如仇,脱略世务,不拘小节,作者对这位“诗家天子”竟然不幸屈死于恶吏之手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正人君子往往受制于得志便猖狂的小人,有的甚至死于其手,这真是历朝历代都花样翻新地上演的悲剧。”(《诗家天子》)作者写柳宗元,刻意营造的是寒江独钓的意境,抒发了柳宗元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境况中,远谪南荒离群索居的孤独和坚持信念不随俗浮沉的孤傲。(《独钓寒江雪》)作者在抒写上述诗人生活的痛苦和孤独的同时,还上升到了生命与宇宙的层面,对小与大、偶然与必然、短暂与永恒、天长地久与易折易逝之间不可消解的矛盾进行了紧张的思索,对人生和宇宙的终极意义进行了“天问”般的探寻、追求和呼唤。
  历史情怀不同于历史理性。它面对历史不可能冷静客观,无动于衷,一副铁石心肠。相反,它常常显得多愁善感,儿女情长,并注入了作家的主观情感和生命体验,历史与生命融为一体。李元洛先生在该书中既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唐诗之旅”,又真实地展示了自己的生命之旅和心路历程。作者同唐诗仿佛是一种异质同构关系,唐诗中的一些意境、意象和情感唤起作者多少身世之感和生命之慨。六十年代初,作者曾经万里迢迢,远赴青海谋生。迎接他的是辘辘的饥肠与冰冷的荒凉,可他也与唐代边塞诗中的明月撞了个满怀。一轮边塞的圆月,正从群山之上涌出,圆在高原纤尘不染深蓝如海的天空。作者油然记起李白的诗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轮边塞月给了作者极大的慰藉,作者甚至感到哪怕历尽磨难,只要与李白的边塞明月千年后实地相逢就感到很满足和富足了。唐代诗人对时间和生命特别敏感,他们的许多诗篇都表现了韶华易老、青春不再的感伤和珍惜青春与生命的永恒主题,“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少年安得长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李贺),“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杜荀鹤),这些诗句激起了作者强烈的共鸣。作者感觉仿佛是在转瞬之间,自己的青春已不知去向,中年也下落不明,李商隐的夕阳已斜挂在向晚的天空,于是,作者不禁蓦然心惊,怆然回首。但作者仍在赞美青春,向往青春,甚至期待自己的夕彩能在一夜之间变为壮丽的朝霞。作者不仅在《全唐诗》里进行他的“唐诗之旅”,而且追踪千年前诗人们的足迹,跋涉在唐诗中出现过的名山大川与名胜古迹中。长安、渭城、灞桥、兴庆宫、大雁塔、华清池、曲江池、五台山、庐山、滕王阁、永州、浯溪、龙阳、南湖、汨罗江这些唐代诗人们游历和吟咏过的地方,都叠印上了作者的屐痕。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时间已逝,而空间犹在。作者在这里寻寻觅觅,寻觅诗人们当年的身影,感受诗人们当年的境遇,捕捉蛛丝马迹般的历史信息,抒发千年后一己的情怀。主体生命的介入,使唐诗变得生动与鲜活;而唐诗一经与作者的生命历程联系在一起,又使作者变得博大和丰富。
  历史情怀并不要求人们钻进故纸堆,一味沉溺于古旧的岁月。它倒常常与现实关怀密切相连,甚至充满着现实批判激情。将历史延伸到现实,又将现实回溯到历史,历史与现实互为映照,互为发现,使现实批判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使历史反思充满着强烈的现实感,这是历史情怀所追求的境界。《怅望千秋——唐诗之旅》便是这样。作者怅望的是千秋之前的唐代,立足的却是二十世纪末的当代。当代的社会现实、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潮,不能不影响作者对唐代诗人与诗歌的审视和评价。作者也不能不将两个迥异的时空系统(实际上也是两个迥异的价值系统)进行比较与判断。作者的价值取向是明显的。他惊羡唐代诗歌是千花齐放的花园、万珠咸集的宝库,他心仪唐代诗人旷世的才华与人格的魅力,他把景仰的热情和礼赞的词汇都倾注给了唐代诗歌和诗人。而当他返观现实,他的神情顿时收敛,目光变得严峻,嘴角甚至挂着一丝丝苦笑与冷笑。他把当前拍天的商潮和动地的钱潮砰的一声关在门外,而遁入自己世外桃源般的小小书房,宁愿去倾听千年前诗人的孤吟独唱。他愤慨当今之世,观念日新而世风日下,物欲横流人欲也横流,拜金主义无孔不入,那种以心相许不计贫富和门第的真纯的爱情,大约只能从诗经从汉魏乐府从唐诗人中去寻找了。他尤其抨击现在的文坛阴柔琐屑平庸世俗之风日炽,格高调远黄钟大吕之作难逢,作品粗制滥造,作家自吹自擂。与唐代诗歌和诗人相比,不啻有霄壤之别。当然,我们可以指出作者的姿态过于偏激,言辞也不乏刻薄,甚至流露出厚古薄今的情绪,影响了作者现实批判的深度与力度。但是,历史情怀又无法像历史理性那样完全理智地从历史法则、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取和评价生活,而是时常听凭心灵和情感的驱遣,注重人性的完善,追求情感与道德的世界,对现实作出情绪化的臧否。这样,作者的偏激与片面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我们甚至不妨把它视为“深刻的片面”或“片面的深刻”。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千年以前杜甫凭吊楚国诗人宋玉的诗句,抒发的是一种深切的历史情怀。他肯定没有想到千年以后又有一位作者引用他的名句来凭吊他以及其他唐代的诗人们。人生代代无穷已,历史情怀也将绵绵无绝期。
  (《怅望千秋——唐诗之旅》,李元洛著,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10月版)

  读父亲的《荞花,那片苦涩的云》

  
  ? 颜 夏
  父亲的新书上市好长时间了,一直说要为父亲的新书写一篇类似于中学生读后感的书评,却因固有的拖沓使我的允诺几近敷衍。好在书评并不是妙龄少女,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贬值,冷却下最初的满腔热情,或许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这本书。
  说起来《荞花,那片苦涩的云》还算不得是父亲的第一本书。多年前父亲出过一本诗集,叫《湘西短笛》,规格大小类似于列车时刻表,虽然书的份量不盈数十克,却素来为父亲看重,至今仍珍藏在卧室巨大的书柜中。后来他好像还出过一本写沈从文的书。
  兴许因为是从写诗过渡到做文章的缘故,父亲的散文保留了很厚重的诗的痕迹。他依然遵循着这样的原则:斟酌每一个字,加以苛刻的挑选,使其不至于落入平庸的套路。时常我会惊诧于文字的精致和新颖,以及几个伶俐的文字是怎样巧妙地激发出一份活泼泼的情致。比如说,你怎样看这段描写茶叶飘香的文字?“(那茶香)荡漾来,荡漾去,就是流不走。仿佛抓起一把空气,用力一捏,也会有一撮清香,甚至放进茶杯可冲得开来”……有时我突发奇想:将父亲的文章裁一段下来,放在茶杯里沏上新沸的水,恐怕也会氤氲出故乡清明茶的清香吧!
  饱蘸对故乡的挚爱之情,是父亲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无论是多年以前的《湘西短笛》,还是这次的《荞花,那片苦涩的云》,故乡,始终是父亲作品立足的基点,行文的背景。他写他的小山城,写打花带的湘西姑娘,写毕兹卡人世代相传的矛古斯舞,也断想着故乡的梯田……故乡的那些人,那些散乱的轶事,无论是苦涩抑或是甜蜜,于父亲,都是不会褪色的过去。他的文章,像是飘泊在外的小船,船舷边流着他乡的水,船上却飘着自家的炊烟,而且连那炊烟,都要固执地飘出故乡的模样。我怀疑这么多年来,父亲根本就不曾改变过,其实他一直就是那个背着背篓、不时回望的农村孩子,无限痴情,不无羞涩。
  说到故乡,我和父亲肯定有着各自不同的定义。在父亲的意识里涂抹着一片又一片厚重绿色的故乡;在我,只是生命最初几年,两眼尚混沌时一些朦胧的绿影子。初长成后,城市灰色的钢筋水泥就隔断了我眺望故乡的视线。陪伴过父亲童年的水牛,父亲年轻时踩过的水田,工作过的生产队,喊过的号子,做过的文章,在我,只是仅仅属于父亲的陈芝麻烂谷子。我想我的脉搏早已应合了城市的节奏。只是在阅读父亲文章的时候,我才看见故乡有如沉浸在水底的画,慢慢上升、凸现而逐渐清晰。刹那间我意识到:在那深山的深山里头,在无数个电线杆子的尽头,父亲的故乡,其实也就是我的血液开始流淌的地方。
  我有一位朋友,在京城里从事建筑业,成天和钢筋水泥打交道,脑子里盘算着的是利润、回扣,他的身上能扑腾出石灰的味道,性格里浇铸着生意人的特点:精明、市侩、实际。我将父亲的书送给他时,原也不曾奢望他能读懂什么,更没想到有一次一起吃饭时,他突然说他很喜欢这份礼物,他说他也是个从农村走出的孩子,他说他在四川的故乡一样,管母亲的父亲叫家公。那晚他说了很多,神情是无限的向往。由是我知道:看似再粗鲁的人,心里也有一块细腻的田地。水波荡漾的时候,禾苗摇曳的时候,便是故乡的风温柔地吹过的时候。父亲的书能起到如斯之效,让在这个喧嚣世界苦谋营生的人休闲夜读时能呼吸到一口新鲜空气,倒是一件意料之外、却也让人欣慰的事。
  但也有人对这本书不以为然,譬如说我的也在京城上大学的弟弟。他不无歉意地对我说本来是准备沐浴焚香拜读父亲的大作的,但翻了几页后终于不忍卒读,虽然不至于味同嚼蜡,却也无甚滋味。我知道他不能接受父亲作品中散漫的温情。比起父亲的文字,他更喜欢王朔的调侃,梁实秋的休闲,王小波的金属幽默以及日本小小说作家星新一式的悬念结局。遗憾的是作品的风格是由作者的性格以及他的过去所决定的。正像是深厚的底蕴、丰富的阅历可以使一些大手笔“笼天地于形内,挫百物于笔端”;坎坷的经历,世故的心态可以使一些写实作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锦衣玉食可以滋养出各种闲情逸致。一切的一切决定了我那背着背篓从山村“拱”入城市,且天性纯良的父亲既不会打牌,又不善饮酒,连做起文章来都不得不踏踏实实,只能用心去耕耘一些朴实清新、蕴含深情的文字。
  按韩少功的说法,我们不能理解作家,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作家。套用此模式,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不能理解作家的作品,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作家的作品。”读书本来就是一个私有化的过程,我们按各自的标准去评判、理解并加以吸收或排斥。任何非议的存在都是合情合理的。父亲的书很可能和某些人的口味达不成共鸣,但这却抹煞不了他为这本书所耗费的心思。
  有西方的谚语说:“人过了三十,就不再是他自己了。”这些年来,我亲眼看见父亲是如何为生活和儿女所拖累,如何在苦心经营刊物的同时,费心费力地供养一双儿女上大学,忙碌中不能干自己乐意做的事。这本书,算是父亲多年辛勤耕耘的物证,不仅在精神上给予父亲以慰藉,也使我因此对父亲满怀敬意。考虑到这个因素,这本书的出版,在这个选择文字近乎是选择清贫和寂寞的时代,其价值远非是“利润、收入”能够衡量的,也算是不多的精神能够战胜物质的情形之一。
  书无完书,父亲的这本书自然离“完书”还差得远。文字的某一优点明显突出的话,它的弱点也就容易被显露出来了。在我看来,父亲似乎强于叙述抒情,而弱于议论思辨;而拘泥于故土题材和文人世界,绝少涉足其他的领域又是父亲写文章的缺陷。比起我喜爱的作家韩少功,父亲的文章涵盖的东西似乎还少了些,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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