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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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正是在这个纪念馆我第一次见到普希金儿时的画像原件：松软的头发，粉红色的小脸蛋，小小的鼻子，厚厚的嘴唇，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身上穿着一件白领淡黄色的儿衣。我仔细端详过那幅镶在椭圆型小镜框里的画像，想从中找出这个俄罗斯血统与黑奴汉尼拔后裔血统相结合的标志，想看到他早慧的影子。普希金自幼博览群书，八岁能用法文作诗。是法籍家庭女教师的培养？是家中的藏书和常来作客的文化名流的影响？还是混血所致？也许是这些情况的总和，加上他个人的天赋与勤奋。
我一个人躲在书房，
丝毫也不感到惆怅，
我常常在惊喜中
把整个世界遗忘。
这是普希金有关自己童年的写照。稍大之后，他不但没有把“整个世界遗忘”，而且牢牢装在心中，成为时代的号角、人民的喉舌。
普希金十一岁进了皇村学校。皇村位于彼得堡以南二十公里的地方，原是皇家的离宫，后改成贵族子弟学校。皇村学校学期六年，课程主要是文科。办校宗旨是培养一批忠于沙皇的国家栋梁。如今那里也建成了纪念馆。
我在皇村纪念馆五层十四号参观过普希金的单人宿舍：一张铁床、一口木箱、一个写字台、一面镜子、一个洗脸盆。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使老诗人杰尔扎文为之震惊的《回忆皇村》，就是在这里他萌生了争取自由的思想。皇村公园里耸立着一座纪念碑，学生时代的普希金，他坐在长椅上，右手扶腮正在沉思。
普希金身材不高，体格健壮，曾徒步从皇村走到彼得堡。他的思想一直在飞跃式地发展。在皇村求学时，正值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爆发，他写诗倾吐了爱国热忱。几年以后，他面对专制制度的罪恶写出了《自由颂》、《致恰阿达耶夫》等诗篇，手抄本很快流传于世，在读者中影响很大，使反动统治集团胆战心惊。沙皇决定惩罚这位年轻的诗人，把他流放到南方。殊不知他在南方，接触了外地的激进革命者，扩大了视野，激化了观点，创作了奔放的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茨冈》等。不管在怎样的条件下，普希金总是在追求更高的境界，用诗、用剧本、用小说，以至用论文。
普希金在南方流放期间，因得罪了当地的总督，又被押送到北方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那儿是他祖籍的领地。如今，米哈伊洛夫斯克也改建成普希金文物国家保护区的纪念馆之一。我在这个纪念馆里参观时间较久，细心地观赏了每个展品，了解了每项活动。
普希金在偏远的农村里，在孤寂中，接待过从首都专程去看望他的普欣，皇村学校的老同学，十二月党人。他们的思想相通，但普欣不愿意让普希金卷入危险的政治斗争中，使这位天才受到伤害，同时又怕普希金不能严守纪律，泄漏机密，故没有把十二月党人准备政变的事告诉他。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人军事政变失败了。
在镇压十二月党人的一片杀气中，普希金公开宣布自己是十二月党人之友。沙皇尼古拉一世继其兄登上皇位加冕不久，为了笼络诗人，平息民愤，便演出一场“赦罪”诗人的戏。
他把普希金从流放地召到皇宫。
“如果十二月十四日你在彼得堡，你会怎么办呢？”皇帝问。
“我会站在叛乱者的行列里。”诗人答。
沙皇毕竟不是个庸才，接着说：“从今以后，你的作品由朕亲自审查。”听起来似乎在抬举普希金，实际是加强了对他的著作的控制。普希金对新沙皇抱过幻想，也想做些妥协，但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没有低下“不肯屈服的头颅”。他无愧为伟大的诗人，披肝沥胆地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他对十二月党人坦露自己的预言：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黑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
这首诗，这颗心，由一位不畏艰险的女性穆拉维约娃冒着寒风白雪，千里跋涉带到了西伯利亚。正服苦役的十二月党人奥多耶夫斯基立即和了一首诗：
我们悲痛的工作决不会徒然消亡，
从星星之火会燃烧成熊熊的火光——
莫斯科阿尔巴特街五十三号。这是普希金结婚后的住所，也已建成普希故居纪念馆。
诗人长期经受统治集团的迫害，南行北往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到了三十岁时，他渴望营造一个家，享天伦之乐。一八三一年初，普希金在这栋二层楼的楼上租了五间房子，作为新婚之用。
在这个故居纪念馆里集中展示了普希金夫妇在莫斯科的生活。
普希金夫人——纳塔丽·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1812…1863）是莫斯科有名的美女，使无数男性为之倾倒，上自沙皇，下到法国军人丹特士。普希金对她一见钟情。“我初次见到她时，大家刚刚发现她的美，我爱上了她，我的头昏了，我向她求婚。”普希金一八三○年四月五日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冈察罗娃的父母一度拒绝普希金的求婚，一则因为女儿还年小，纳塔丽当时不满十九岁；二则因为普希金处在当局的监视之下，被视为危险分子；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爱情激发了普希金的写作热情。订婚之后，结婚之前，他有一段创作旺季，即后来被文学史家称为“波尔金诺的秋天”。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在父亲的领地波尔金诺村，他竟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后两章，写出叙事诗《科洛姆纳的小屋》、《别尔金小说集》和《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萨列里》、《石客》、《瘟疫流行时的宴会》等四部小悲剧，童话诗《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以及抒情诗多首。我们从当时他写给未婚妻的信中，也能体会到他那欢快的心情：“我的天使啊，现在天下惟一妨碍我吊死在我这无聊的堡寨的大门上的，就是你的爱。”（1830年9月30日）
普希金赞美纳塔丽是“天使”，是“圣母”。
莫斯科升天大教堂如今也是纪念普希金的重要场所了。
一八三一年二月十八日三十二岁的普希金和二十岁的纳塔丽在升天大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我结婚了，我感到幸福，我只有一个愿望，我的生活不要发生任何变化——我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时刻了。这种状态对我是如此之新，以至于使我觉得我像是重新托生了一般……”（1831年2月24日致普列特涅夫的信。）
我忽然想起在克里姆林宫的博物馆见过的几件展品：普希金结婚时戴的帽子、手套和戒指。传说结婚仪式上交换戒指时，普希金手中的戒指不慎落地，接着，他手中的蜡烛又熄灭。普希金顿时脸色苍白，嗫嚅说：“这一切都不是好兆头！”婚后，普希金夫妇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只住了三个月，便迁往彼得堡。
彼得堡市莫依卡十二号是普希金生平最后一个寓所，也已改为故居纪念馆，恢复了他住过时的七个房间的原貌。多少年来，国内国外参观者络绎不绝。故居临河，这是一栋三层楼房，普希金一家人在这里度过生平最后四个月。普希金在这里写成了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为《现代人》杂志写了一些评论文章。这里还陈列着他的未写完的作品的草稿。普希金的写字台上有一个墨水瓶，上边有个阿拉伯黑人小孩的雕像，也许它常常使他想起自己的黑人祖先。这里还陈列着一只羽毛笔，已经没有羽毛，只剩下光秃秃的羽管。普希金写作时喜欢啃笔梢。
故居纪念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普希金的书房。书架上摆满俄文的和其它欧洲语种的著作。书架前是个小方桌，旁边放着一把靠椅。普希金去世前，坐在这张靠椅上，望着满墙的书籍，挥手说：“永别了，我的老朋友们。”
小黑河在二百年前是远离彼得堡的郊区。普希金为了维护普希金家族和妻子的荣誉，在那儿与法国浪子丹特士进行了决斗。如今，小黑河已划入彼得堡市区，是凭吊普希金的一个重要地点。乘地铁来到小黑河车站，一出车厢便可看到一座普希金雕像。他身披大斗篷，目光射向远方，给人以肃穆的感觉。
一八三七年的正月底，在那严寒的季节，一辆雪橇从这里把负了致命重伤的诗人送回了莫依卡寓所。
普希金生前表示要把他的遗体埋葬在圣山教堂的墓区里。他在那儿安葬了自己的母亲，他要永远睡在母亲的身旁。沙皇害怕诗人的葬礼会形成民众的示威游行，故下令在宪兵的监督下，深夜偷偷把普希金的棺材从彼得堡运往圣山教堂墓地。
葬礼时只有几个人在场。坟头立了一个木头十字架。一八四○年，普希金夫人为他在墓上树立了大理石方尖碑。碑上刻着：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生于莫斯科
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死于圣彼得堡
如今，普希金的墓、圣山教堂，还有他母亲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他外祖父的领地彼得罗夫村和他的好友沃尔弗家族的领地三山村，都包括在普希金纪念保护区之内。这个保护区占地数百公顷。世界上大概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为一位文学家创办过规模如此巨大的纪念保护区。
导游员说：“参观这个保护区，向您作说明，只能用普希金的诗，才可传达全部的深情与大自然的美。”
漫步在保护区幽静的草原上，穿行在橡树、枫树、赤杨和菩提树绿荫蔽天的小径上，耳边响着不惧游人的小鸟的啼啭，眼前是清澈如镜的湖泊与起伏的蓝色丘陵，处处都充满诗情画意，仿佛空中也洋溢着普希金的诗句。我似乎听到了普希金的脚步声，他深沉地叹息，他和友人的交谈。我在这里感受到大自然与诗的结合。
每次来到彼得堡拜谒名人公墓时，我总会到普希金夫人的墓前去凭吊。这是一座黑色花岗岩大石棺，围在铁栏杆中间。每次都可以看到有鲜花摆在石棺上。这座墓，墓上的花总使我产生种种联想。
普希金不仅喜欢妻子美貌，同时也真正了解她的为人。年轻时，纳塔丽也许有些任性，喜欢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但与普希金六年共同生活中，他们日夜相伴，生儿育女，她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一八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她写信给她的大哥德米特里说：“……在大都市里很少有亲密的友情，因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圈子里周旋，更重要的是各种娱乐和上流社会的愚蠢和应酬，以至于没有时间认真对待友情。”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她那时已不留恋上流社会了。她的兴趣转向普希金的创作，甚至为出版普希金的著作尽过力。
普希金与生命诀别的时刻，让纳塔丽守护在自己的身边，并对斯帕斯基医生说：“她很可怜，她是无辜地在忍受也许今后还得忍受人间的非难……”普希金逝世后，纳塔丽服丧两年，严格地执行了丈夫的要求，离开了首都，搬到农村去居住。
可是多少年来，有些评论家对她进行谴责，说她不关心普希金，不了解普希金，说他们在精神上没有共同点等等。她死了，她无法对世人解释。最近，俄罗斯又发现了一些资料，证明她是普希金忠贞的好妻子。
纳塔丽一八四四年改嫁朗斯阔依将军（1799…1877），又生了三个女儿。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纪念馆陈列着普希金为自己的儿女们画的肖像。
普希金生前不希望他的儿女继承他的文学事业。大女儿玛丽娅（1832—1919）出生后不久，他便告诉妻子：“我决心已定：一旦我们的小玛丽娅幻想写上哪怕是一首诗，那么因为这一件事也要狠狠揍她一顿，让她连这种胡思乱想的影子也不要留下！”玛丽娅长大没有写诗，但她的形象颇引人注意。列夫·托尔斯泰描述安娜·卡列尼娜的外貌时，曾以她为模特儿。玛丽娅的丈夫加尔同的自杀，又给托尔斯泰提供了一个素材，使他把这一情节写在《活尸》中。
普希金其他后代的命运很有趣。普希金的长子亚历山大（1833—1914）的女儿玛丽娅（1862—1939）十九岁时嫁给了果戈理的外甥贝尔科夫（1856—1918）。而普希金的小女儿纳塔丽娅（1836—1913）的女儿苏菲娅（1868—1927）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孙子米哈依尔成了夫妻。他们的子女既是普希金的后裔，也是尼古拉一世的后裔。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许是多情。
离开普斯科夫国家保护区之前，我再一次来到普希金的墓前，向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告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来到此地，但我心中永远会怀念普希金，耳边永远会响起普希金的诗句。
胡适与杨联陛：论学谈诗二十年
？ 徐雁平
也许我们期待中的比较理想的《胡适全集》，真是要耐心等到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年才能面世。然而世界总在一天天地进步，在台北胡适纪念馆影印的《胡适手稿》（10册）、远流版的《胡适作品集》（37册）之后，有北大版的《胡适文集》（12册）；在中华书局的《胡适的日记》（2册）后有远流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8册）；在中华书局《胡适来往书信选》（3册）后有黄山书社影印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和北大版的《胡适书信集》（3册）。但还有一些工作要做，陈平原教授说北大图书馆的胡适藏书题跋有待整理，而他的书信还时有发现……一九九八年三月台北胡适纪念馆编印的厚厚的一本《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以下简称《书札》）更是让人惊喜，《书札》共收胡、杨书信二百○五封，其中胡适致杨联陞信有八十七封，而在北大版《胡适书信集》中只有十封，仅此一点，即可看出《书札》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同时也暗示《胡适全集》这一文化工程，是要靠海峡两岸和海内外人士的通力协作，才能功德圆满。
《书札》所收信件起于一九四三年十月，迄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它的编印缘起及胡杨交游的经过和书信的价值，陶英惠先生和余英时先生在书前有专文介绍。按余先生的序文，这些信大略可分为前期（1943—1944）和后期（1949—1958），前期是指胡适卸任驻美大使移居纽约的时期，书信的一个核心是关于《水经注》的讨论，其分量仅次于胡适与王重民的通信；后期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唐德刚语），他们除继续谈《水经注》外，还论说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报”的观念、南宋的会子、王莽新朝的“新”、六朝人名字中的单字加“之”、词尾性助词等等问题，书信一来一往，大多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在学术交流的进展中，也让人感受到“旧学商量加邃密”的真意。对于不甘寂寞却陷入寂寞境地的胡适（1891—1962）而言，和晚一辈的杨联陞（1914—1990）论学谈诗也许是他晚年中最感安慰之事。
他们论学二十年，达到了相悦以解、莫逆于心的至高境界。这一知性的乐趣，寓隽永于平淡之中，自始至终维系着两人师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后世读他们的书信集的人是不能不为之神往的。（见余英时先生序）
以书信（甚至包括日记在内）论学，到了胡适手中，可以说是将这一边缘性文体的功用发展到了兴会淋漓的极致，这不仅是表现在书信数量众多，而且信的长度也颇为可观，《书札》中所录信件有的长达七、八页（如胡适1954年10月11日致洪业杨联陞、胡适1954年11月15日致杨联陞两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