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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绾�1954年10月11日致洪业杨联陞、胡适1954年11月15日致杨联陞两信）。这一论学传统，在有清一代颇为盛行，它填补了没有学术期刊的缺憾，拓展了学术交流的空间。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教授在《从理学到朴学》的第五章“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网络”中特意指出：“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如钱大昕都以这种形式发表自己的书信，许多学者都借助这种方式可以得到学术界的中肯评价、认可和广泛注意。许多资深学者通过书信交换的方式，如梁启超所言，开始和需要解答疑难的学术新秀建立联系，与此同时，这些新秀也附带呈上他们的新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此大加赞赏，并说“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书信即著述，这对包括这本《书札》在内的胡适书信而言，应该是最恰切的评判。梁启超尝言“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以书信而言，胡适确实将清代这一盛行的论学传统发扬光大，在正在经历的快捷简省的电讯时代，就此而言，大概不会有逾其右者。
如果以书信论学只是承其形，那么在书信中所表示的一种宽容、平等、自由，就可视为得清学“正统派之学风”的神韵。梁启超曾以十点描述此学风，持以衡量胡适、杨联陞论学书札，基本上吻合，其中尤以第七、八两点在《书札》中表现得最充分。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有很多文章认为开一代风气的胡适四十年代之后在学术上走下坡路，但至少在《书札》中是感觉不到的。胡适依然挥洒自如，有博大精深的气象。他之所以能入此状态，是与杨联陞的激发大有关系的。这也就是棋逢对手。杨先生的治学特点，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在为杨氏所著《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1969年版）所写的导言中指出：“杨联陞的学问出于他把一己的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因此他擅长于对浩博的资料进行精密的分析并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转引自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67页）五十年代杨先生在西方汉学界正开拓疆土、勇猛精进，而胡适宝刀未老，再加上相似的知识背景和学术兴趣，所以在书信中往往要“斗”上好多回合。他们的交锋常让人想起金庸小说中论剑的最高境界，输赢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切磋中的快乐。胡、杨在《书札》中所展示的学术高度在某些方面恐怕为后人难以企及，而其中所蕴涵的一种如梁启超所言的“温厚”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缺乏的。“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温厚宽松自然是源于学问上的平等，有这种氛围方能谈得上学术上的独立自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杨联陞在给胡适的信中附寄了一些他的中国古代文法讲稿，引起了关于“所”字的往复讨论，一月三十一日杨先生复信：“您对于‘所’字的分析，非常细密，读了佩服得很。不过我还想保留我的‘所是代名词而有时带副词性’说，因为这跟我的两个重要假定很有关系。”余英时先生在序文中指出“杨从胡真能择善而从，而不致把胡的限制变作自己的限制。对于胡立说过当的地方，他往往献疑质难，不稍假借。例如有关全祖望七校《水经注》的问题、《檀经》之‘檀’是否‘檀施’之‘檀’的问题，杨都不同意胡的‘大胆假设’。”而杨向胡的求教往往是“小扣大鸣”，获益匪浅。如胡适就杨著《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1952年版）所引发的关于南宋会子问题的讨论，澄清了杨著中的一些含糊断语；而杨先生一九七三年发表的“最为社会学家所激赏”的《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也得益于一九五二年他与胡适的商榷。《书札》所附录的一篇《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也容纳了胡适的意见。胡适对他的批评也是虚心接受：“你们指示我《赵一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短文里对于谢山有过分严厉的贬语，我很感谢”（1954年10月X日），“谢谢你们对我短文的批评！这正是我最愿意得到的反响”（1954年10月11日）。关于王莽国号之“新”的问题，胡适在做结论时，也说“并不敢坚持己见”（1956年4月22日），这完全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毫无惟我独尊的霸气。他们也不是将书信论学视为私密之事，从《书札》中可以看出周一良、裘开明、赵元任、陈观胜、全汉昇、陈世骧等参加了讨论，有时胡适明示杨联陞将信给他们看，私人性的书信在此获得了宽泛的交流环境。
对于《书札》的学术价值，我实在无力多说什么。但其中所展示的自四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初期的华裔汉学家群体，倒让我很感兴趣，除上段末尾中所列举的几位外，还有李方桂、房兆楹、何炳棣、刘广京、邓嗣禹、王伊同等，他们是让汉学在“海外发新枝”的代表人物。其中杨先生更被誉为“海外中国文化的媒介”，余英时先生认为他“所接受的西方汉学主要是在技术的层面，他真正继承并发扬的是二十世纪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文史研究的传统”。杨先生又把这种“训诂治史”传统通过授课、著作、书评、学术会议、私人接触等方式引植入西方汉学界，以防止他们的“断章取义”、“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等流弊，以使中国史研究在美国取得学术纪律的尊严。像杨联陞先生这一类的“媒介人物”先后还有一批，如萧公权、黄仁宇、周策纵、夏志清、张光直、张灏、叶维廉、林毓生、杜维明、余英时、刘若愚、黄宗智、许倬云、汪荣祖、叶嘉莹、梅祖麟、李欧梵、王德威、孙康宜等等，皆是研究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不可不注意的群体，他们不但将中国学术引入西方，而且将他们在海外的融合中西的研究成果“回流”于国内。近十几年来他们对于大陆学界的影响尤为明显，譬如，他们在大陆出版的著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在各地的讲学给我们带来了清新的空气，这种空气有一部分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遗风，而另一部分则源自于对西方学术的广采博收。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
朱学勤先生在为林毓生先生的《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版）所写的“编后记”中说了一段让人无限感慨的话：“当时的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惟一孔道与资源，待到大陆开放，我的上一代人也就是林、余、杜的同代人出洋看世界，首先看到的是台湾学者捷足先登的背影。”再以上文中所列的数位代表人物中，的确也证实了当代大陆学术史上一段令人扼腕的空白。在《书札》中，我们也能读到赵元任和杨联陞帮助在台湾的梁方仲、全汉昇、劳干、李济、严耕望赴美访学的文字。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胡适在致杨联陞的信中谈到他们培养人才的计划：
我去冬在台北时，有一天，蒋孟麟兄约了台大、中研院七八个朋友谈话，说有一位朋友曾对他说，哈燕学社颇想在台湾做点有益于学术（文史方面）的事，所以他（蒋）约我们谈谈。谈的结果，由沈刚伯、刘崇两先生起草，把意思归纳成几条，大致是希望哈燕学社与台大、中研史语所发生“人的交换”，每年有二三人从哈佛到台北，利用史语所的资料，做点研究，同时也可以给台大带点“新血”“新力”去；同时每年由哈燕社资助一两位“自由中国”的文史学者出来到哈佛作一二年的研究，使他们可以得点“脱胎换骨”的新空气、新生命。
而在此时，海峡这边的学者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的漩涡。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了他与翦伯赞于一九五五年在参加荷兰莱顿大学举办的第七届青年汉学家会议时，由于政治这根弦绷得特别紧，因此作了一些蠢事，失去了一些朋友，对费正清等也壁垒森严拒人千里；而在杨联陞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致胡适的信中说，这次会议“正好叶理绥、费正清也去了，都与周一良谈过，（周一良在《历史研究》那篇《西洋汉学与胡适》文中曾说费正清是文化特务，见了面倒很客气）”。两种叙说稍有出入，仔细品味，冰冷的政治底下还存有一丝温暖的人情。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胡适在日记中留下了一首诗，是“寄杨君及周一良君”的，诗云：“喜见新黄到嫩丝，悬知浓绿傍堤垂。虽然不是家园柳，一样风流系我思。”胡适此诗中洋溢着发现两位新学人的喜悦，而今胡、杨两位先生均已乘鹤西去，但流存于世的书札遗文却依然散发着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一方面固然足以供后世读者凭吊二十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沧桑，但另一方面也必将会激发来者的弘愿，踏在前人的遗留的业绩上，重振‘中国文史之学’！”（见余英时先生序）。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论学书札》，台北胡适纪念馆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3月初版）
黎锦明晚年二三事
？ 黎牧星
一九九九年三月，我住进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老干病房，得知黎锦明先生与我同住一层楼，便立即前去看他。
走进他的病室，只见他半躺着，面容清瘦，颧骨高耸，双目微闭，一顶绒帽盖到了齐眉处。我轻声喊：“黎先生，我是您的读者，来看您了。”我说是他的读者，是我在中学时期读过他的作品，知道他是二三十年代的知名作家。这时，他的夫人符立志女士也在一旁叫他。他睁开眼睛，点了点头，但说不出话来。他因吞咽困难，不能进食，靠输液补充营养已有几个月了。
此后，我经常去病室看他。符女士赠我一册《黎锦明中篇小说集》（收其中篇4部，1987年香港南方书屋出版），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他早年在北京读书，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影响，随后又得到鲁迅先生的关怀与教诲。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侥幸》（后改题《小画家》），是一九二四年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六年，仅十年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十部，中篇小说六部，文学论述三部，近百万字，成就是可观的。一九三○年他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令人惋惜的是，他在解放后由于脑病等原因，基本上辍笔了。
锦明先生一九六六年六十一岁，是步入晚年遭受“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的。那时挨批挨斗，工资被克扣，每月仅有十五元生活费。而使他更为痛心的是多年的藏书和收集保存的资料被洗劫一空，他的著作也被当作“封、资、修”横扫了。他曾忧心如焚地说：“不要文化，会亡国啊！”他一度神经错乱，只身外出，流落他乡，家人和亲友四处寻找，才把他领回来。直到粉碎“四人帮”，他才摆脱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后在党的关怀下，在省、市政协的帮助下，他先从农村搬到湘潭市居住，一九八六年又从湘潭迁到长沙，过上了宁静的生活，精神的创痛也逐渐得到恢复，生病医疗也有了保障。他所在的单位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对他住院治疗是甚为关切和支持的。
锦明先生越到晚年，越怀念过去。他对于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是眷恋的，对于自己过去所写的作品甚为珍爱。但他近百万字作品，手头仅剩孤零零的一页。这还是“文革”中他从小女儿买回食盐的包装中发现的。他如获至宝，将它用清水漂洗、去污、晾干、压平，保存了下来，他以为这辈子只能留下这“一页”了。但还幸运，一九八二年，他看到康咏秋先生收集、编选的他的小说选复印件（这个集子后名为《黎锦明小说选》，198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真是喜出望外。他在该书序言中深情地写道：“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我的这些东西自然是属于‘四旧’之列，成为横扫对象。自此，家中片纸只字，荡然无存，我不但与文学彻底绝缘，而且与文字也绝缘了。没有‘四人帮’的被粉碎，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我是根本不可能见到这些旧作的，当然更谈不上重新出版了。”接着，他又说：“今天，我之所以有勇气让它与读者见面，只不过是为了让大家看看，在我国新文学曾经走过的一段路程中，也曾有过我这样的作品存在。它的价值，仅在于它曾经跟随新文学的前驱者做了一点呐喊助威的工作。”这自然是他的谦词。他的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值得后人认真研究的。
与此同时，锦明先生也常追忆鲁迅先生对他的爱护与教育。一九八一年，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由康咏秋先生为他代笔，回忆了他多次与鲁迅先生交往、求教的情景。他第一次拜访鲁迅先生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鲁迅刚到广州不久。他连当时鲁迅房间的书堆了一地，让他在桌子旁边坐下，平易近人地同他交谈的细节，都记忆清晰。一九二七年十月，他以海陆丰农民斗争为背景、较早反映农民运动的中篇小说《尘影》写成，在“四·一二”政变后的严竣形势下，出版社有顾虑，不敢出。鲁迅看了原稿，对内容作了肯定，欣然为之作序，热情支持它的出版。一九三五年三月，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黎锦明的作品作了中肯的评价，称他为“湘中的作家”，作品中“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他深受鼓舞。一九九四年在他九十岁诞辰时，他的内弟符荫辏匾夤剂寺逞冈谏鲜鲂∷刀蛑械囊欢挝淖郑魑倮裣蛩氏祝指咝耍涔以谛√匝鄣牡胤剑辛⒛印�
锦明先生到了晚年，体弱多病，但对生活仍是热爱的。在湘潭市居住时，他常去公园锻炼身体，去邮亭买杂志，并将看过的杂志十本一捆，编号，署上黎艮甫（幼年的名字），放进阁楼。也许是想留存备用吧，可惜后来被人拿走。到长沙后，有较长一段时间由符女士搀扶，在院内散步，行走不便时，坐轮椅在门外看云，看风景。晚上看电视，必看新闻联播，也爱看人与自然一类栏目。他看到那具有野性的活泼可爱的动物，神情特别专注，好像完全陶醉在大自然中。
锦明先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文革”中，儿女们受他的连累，吃苦不少，但如今都有了工作，有了幸福的家，使他放了心。他想给子女们留点什么。他一生俭朴，两袖清风，物质上谈不上留下什么遗产，他也从不朝这方面想。他认为，惟一值得留给儿女们的，是他失而复得的著作。于是，他将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郑重地签上名，给每个子女和孙子辈各送了一册。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日，黎锦明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享年九十四岁。据他老伴符女士事后告诉我，她和子女们已将他的骨灰盒送回老家——湘潭县石潭坝乡长塘村，与他已故多年的老父亲黎松安葬在一起。（黎松安老先生是晚清秀才，长于诗词书法。他秉性刚直，一生不仕，潜心居家教育子女，其中八个儿子以后都成了专家、学者，人称“湘潭黎氏八骏”，如黎锦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