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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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忆故人
？ 张国擎
在我的日记中夹着一张普通的礼仪电报收据，那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下午三点四十分由镇江发往南昌市第一附属医院特优病房内科四区五十二床的。收件人是朱焕添。内容是夹在鲜花里的祝愿，盼他早日康复。
后来，我从他夫人那儿知道，他的病情很重。
再后来，从突然中断赠寄《百花洲》刊物中感觉到了老朱的不幸，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够从医院出来。再后来，朱子南先生告诉了噩讯，遗憾的是老朱的追悼会已经开过多时。当我从邮局书店的《百花洲》上读到真正的噩讯，我无言以对这位年长于我、宽待于我、诚识于我，却未曾谋面过的兄长。
作为作家，与刊物的交往，那是多种多样的形式。而我和《百花洲》恰是罕有的故事。一九八五年，我应邀到杭州初阳台创作园参加首届开园仪式，应邀的还有著名学者毕朔望等。我因工作关系，没有能够留下来写作原计划中的中篇，三天后即回单位了。不久后的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南昌的信，信中提及杭州一位我认识的人，并介绍相识。写信者系《百花洲》文学刊物的编辑邹镇。邹镇说，从上海回南昌时，可能到镇江来看我，并希望有作品给他。这封信，我没有在意。一星期后，又一信，说是不能到镇江了，希望能有作品支持他。我也没有重视，也没有回信。又是一个星期后，一封来自南昌的信，让我认真地对待起来了。如此连续对一位从来没有见过面，没有读过作者只字片言而去三封信，实在是少有。这次信中，邹镇非常恳切地说他想组到一些好稿。
什么是好稿呢？也许文学编辑们能说上一通。但是，作家们坐到一起，很难说拢这一话题。问题就在这个“好”字！各种不同的眼光，能够说得出“好”的，怕也是“You can't step twice into the same river”。于是我更有另一种难言，那时的我真正是默默无闻，退稿如云，不见哪家报刊垂青于我，连个笑脸都少有。对于邹镇的信和热忱，我少有搭理。但在这几信之后，我还是把手边一组三篇小说寄于他。这是已经有过几番退稿，而且多家编辑一致认为没有达到发表的程度。只有《清明》的孙叙伦，念念不忘，说是自己没有定稿权，否则他是一定要发的（若干年后，他还那么记得其中一篇的主人公“冯老八”）。寄于邹镇，并非敷衍，实在是自己钟爱那组小说。倒也是怪，不久，邹镇来信说已经送审。过了几天，说是通过了一篇《二先生》。又一星期，说是发稿了。后来就没有消息了。过了一阵子，邹镇说是离开了《百花洲》，稿子问题，他让我直接找蓝力生。我写了一信给蓝力生，蓝很快回信说，发一组有困难，还是先发《二先生》。
不久，《二先生》在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百花洲》发表。
一九九○年前后，《钟山》徐兆淮转来消息说《百花洲》的洪亮向他打听我的地址。接着，在南京徐兆淮家遇到洪亮。一别有日。洪亮来信说希望强化《百花洲》的散文，盼我给他写些。正好我手边有几篇，便寄于他（《远远地看你》《故栖》）。一九九二年，我在深圳采访，洪亮知我正经历了深圳那场股票风波，也在写这一题材的报告文学。但是否给《百花洲》，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这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资让我去采访的。在一次通电话时，洪亮让朱焕添与我通话。他那浑厚而一锤定音的感觉使我久久难忘。后来，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百花洲》几乎用整本的篇幅登了《最后的晚宴》。我与朱焕添的电话就多了，许多时候，是他主动来电话。后来，是我打给他多。他向我打电话是打听一些选题，而我打电话则是向他寄稿。记得有些时候，百花洲出版社数人都分别与我约稿，造成了个别同志说我乱投稿。解释是没有用的。朱焕添同志知道后，多次在电话里对我说，没有想到像你这样并不愁发稿的人会一点不计较我们的态度。我说，我的吴域文化小说能够在全国有一点点的立足，首先是功归《百花洲》，鉴于此，我不会计较一些同志的态度。后来，他发表了我的《煮火》（就是孙叙伦念念不忘的“冯老八”），接着台湾又出了单行本。我写信告诉了他，并寄了一本台北远流版的《煮火》于他，他非常高兴，兴奋地给我来电话聊了很长时间，谈到了我以后的作品，他说我的中篇普遍很长，希望能短一些。而我说，长短应视内容而言，对于我的作品在《百花洲》发不发，我并不很强求，只是希望我推荐的作品，尽可能上。在有一期只能上由他责编的一篇中篇时，他打电话问我，我说把我的放下，上我推荐的那篇。他在电话里说，我真的想不到你会这样热忱对待别人，你的那篇，我一定会安排。后来，他没能安排上便出国了，出国回来后，住院了……
从此，我与《百花洲》恢复到了“陌生”的时代。
文学刊物，应当是作家的“家”，更是各种流派的“沙龙”。在中国，刊物因人而生存，每个编辑都以自己手上有自己的“作者”为生存条件的做法，实在叫我不能理解。常常遇到国外的同行，听说他们那儿也有这种现象，但他们并非因人而异，而是因流派而聚。中国的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台湾也一样存在。有好多次，痖弦来信总是说岛上的作家抱怨他们发表了太多的大陆作家作品，使岛上的作家生计成了问题。据说，许多刊物的编辑常常以自己能组到稿而在编辑部地位显赫，这种现象是否正常，我不能说。但这也多少反映出一种工作的能量，仅此而言。
我没有与朱焕添见过面，他在电话里虽然说过多次希望我能去看看南昌，话语中又多次有要我能够谅解的意思，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又颇费解。现在想起来，我是明白了一些。朱焕添以他宽容待人的胸襟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对作家与编辑部的一些误会，他总是主动地向作家联系解释，使人感觉到并非是作家与刊物的“稿件关系”，而是朋友。刊物与作者，自然应该是朋友。先是朋友，再是“生意”，事情可能就好办多了。刊物退稿，作家也不会有什么怨气。这正是先辈郑振铎他们那一代人的风格。这样的人，现在是少了。在无数次通话里，我认定，朱焕添正是这样的人。许多与我一样感觉的人，正是冲着朱焕添同志这样的胸襟去的。朱焕添先生走了以后，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感觉到了庐山的凉意。这倒也无所谓，文坛四季转着吹春风也是一种正常。
七年的交往，没有能够见一面，通话无数，竟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这大概也只有像我这样的作家才有的事，如今的年轻一代，有哪个会不知道刊过自己多部作品的刊物门朝哪开？主编何貌？
不知我做的到底对错，但有一点，我是要抓紧补课了，免得留下遗憾。
王实味与胡适
？ 程巢父一九九四年十月六日，全国第六届书市在武汉开幕，黄山书社以提前赶印的《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参展。十六开影印本，四十二巨册：二万六千元。惜无力购藏，艳羡不止。后来在南京、苏州、上海、武汉等古籍书店及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见到，唯望架兴叹而已（数年来此书已成各大城市第一流书店如“上海书城”镇店之籍）。五年来魂牵梦萦而不得亲炙之，今秋始购得一部（当然不是原价）。书未来，夙夜企盼；书来日，“内欣欣而自美兮，聊愉娱以自乐”焉。它在胡适研究领域，其资料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殊不知此书仅印二百部，弥足珍贵！此文为藉助此书文献的开局之篇，兹略识之。
王实味与胡适的交往始于三十年代初，仅通数函，未曾谋面。原因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上，决议设立“编译委员会”，聘任胡适为委员长。王实味寄了一部译稿给胡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王致胡之信：适之先生座右：月前致书冒渎，并寄上拙译样稿恳先生校正，行将匝月，未蒙赐复，想系先生多忙，无暇应此渎烦。思之不胜惶愧！果如所云，请先生即将寄上之译稿及原书掷还，俾免系望。
多扰清神，维先生谅之。
即颂道安王实味 十一月九日通讯处：上海福履理路建业里东巷七十一号这封信应属王致胡之第二封，此前，即十月十一日或十二日（依第三信定此信日期，见后）随同译稿尚有一信，今不存。
王实味，一九○○年生，河南潢川人。早年考入北大，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共，后自动脱离。曾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当过小职员，在家乡教书。原名叔翰，笔名实味最早出现于《创造月刊》。在三十年代初，他大概已成为一位很有功力的翻译家了，故而敢于主动向编译委员会寄稿。编译委员会简章第二条规定：（一）历史部选择世界史学名著，如时代史、各国史，或一种学术或一种运动专史之类，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
（二）世界名著部选择在世界文化史上曾发生重大影响之科学、哲学、文学等名著，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
（三）科学教本部审查国内出版之各种科学教本，依据实地需要，延请专家编纂适用之教本。我想王实味所译大概属第二类。
迄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王又有致胡第三信：适之先生座右：阅报见先生近已返平，不知前上各函俱承鉴及未？拙译样稿寄上已九十日，敢请务于最近赐一结果！先生为国家社会多劳，味所深敬！然既主持译事，似亦不宜如此偏废。心爱贤者，敢贡愚忱。尚希鉴谅！祗颂道安王实味三十三年一月十一日通讯处：上海福履理路建业里东巷七十一号此信二十年前中华书局编印《胡适来往书信选》时不载，台湾胡颂平生前亦未见此信，故其于一九九○年十一月最后校订《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亦未涉及，惟《秘藏书信》辑存之。
因为三个月王实味没有获得回音，信里已经微露埋怨情绪了。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教养大都不差，仍然保持了容忍气度与敬重尊长之礼。看来王实味似乎没有正式职业，在靠译书投稿维持生活，故有紧迫之感。此段经历只有靠刘莹夫人（今已九十三岁，未知健在否？）或其哲嗣来证实了。
这期间胡适在北平忙些什么呢？时值“九·一八”以后，国事纷纭，胡适在忙他们的《独立评论》和学人干政。迄五月三十日，事情有了结果，胡适才给王实味复信。文曰：实味先生：尊稿为审查所搁置，延误甚久，十分抱歉。现已取回，送呈先生，千万乞原谅。
有几处有审查人校记，想先生不见怪。匆匆，问安。
胡适上 廿二、五、卅实可惜译稿未被采用！当年编译委员会的稿酬是很丰厚的，其简章第六条：译稿与编稿，由委员会酌送稿费，约以每千字五元至十元为率。
这稿酬在当年的实际价值如何估定呢？若以单身人过平常生活，每月十元足矣。即王实味的译稿为编译委员会收购，王则可得稿酬数百元，可以维持数年的译书生活。而译稿若被接纳，王、胡的交往或可能延续下去，不一定后来王就必向左转。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购、阅书及投稿都极方便，他就不一定会离开上海，阴差阳错地去那是非之地，写那《野百合花》，种下亡于非命之因。中国真糟塌了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翻译家和杂文家！
假鲁迅事件真相
？ 余开伟二十年代末期，曾经发生过一起有人冒充文坛泰斗鲁迅招谣撞骗事件，当时曾经轰动一时，成为读者关注的社会新闻。然而，时移世易，年湮代远，这个事件现在早已被历史淡忘，鲜为人知。只是在有关史料和鲁迅先生著作中尚有记载，可作轶闻趣事聊为谈助，事情经过是这样：当时上海政法大学学生马湘影（字萍痕）女士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遇到一个自称“鲁迅”的人，此公向她吹嘘其小说集《彷徨》销了八万册，但他并不满意，扬言不久将创作惊世骇俗的小说让人们耳目一新。而且，这位自称“鲁迅”的人还告诉马湘影女士，他在杭州苏曼殊大师的坟旁题了四句诗，并将此诗抄录送给了她。诗文如下：我来群寂居，唤醒谁氏魂？
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
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一、一○、十七年临别时，这位自称“鲁迅”的人还答应马湘影女士今后可以写信求教，他一定热情回复。天真单纯的马湘影女士因为年轻缺乏社会经验，出于对鲁迅先生的仰慕，竟不辨真假，信以为真。一个月后，她果然写信给“鲁迅先生”表达求教之诚。原信全文如下：树人先生：我们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至今已多久没见面了。前在杭时，蒙先生允萍时常通信及指导，但是我在杭时，也曾有信寄曼婻女士转先生，并又有疑问请问，但是至今已二月二十一号了，也未见复，不知先生究因时间关系？抑没有收到耶？使我很念。
腊月二十三回沪至家，至今已将一月，而在正月十五十六考上海法政大学，今已上课，但是，唉！不愿写了，如果先生收到了此信，希望先生抽空复书，至盼。
马萍痕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来书寄上海金神父路法政大学马湘影收鲁迅先生接到马湘影（马萍痕）这封来信后非常惊诧，感到十分蹊跷。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这位女大学生，从未与她见过面，不知她信中所述从何说起。为了弄清事情真相，他当即复信马湘影，“说明我不到杭州，已将十年，决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别，所以她所看见，是另一人。”《鲁迅日记》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记载：“午得开明书店所送《神话研究》及转交马湘影信，即复。”
马湘影女士接到鲁迅先生复信后，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已经受骗上当，闹成了笑话。为了揭穿骗局，维护鲁迅先生声誉，当面向鲁迅先生陈述事情经过，她由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朱国祥陪同访问了鲁迅先生。马湘影女士还当面将那位假鲁迅抄录送她的在苏曼殊坟旁的题诗拿给鲁迅先生看。鲁迅先生看了这首诗后啼笑皆非，指出“那首诗的不大高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去’呢？自然总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鲁迅先生很感谢马湘影女士认真负责的精神和一片赤诚，对她进行了一番安慰。后来经过调查才弄清楚，那个冒名“鲁迅”的人叫周鼎夏，是杭州松树场小学教师。如此“为人师表”不免使人慨叹莫名。鲁迅先生为此曾写了《在上海的鲁迅启事》在报纸上发表公开辟谣，以示与杭州那个假“鲁迅”毫不相干。
鲁迅先生在这个“启事”中声明：“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也名鲁迅，我毫没法子的。但看他自叙，有大半和我一样即有些使我为难……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了杭州’，其实我是书店也没有开，杭州也没去，不过仍旧躲在楼上译了一点书。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这样用笔来混饭吃。因为这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那还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