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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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魏玛化”的预期相反，各方面民意调查表明，俄罗斯近一年来倒是出现了“中派化”趋势，安皮洛夫与日里诺夫斯基等极端派已不成气候，俄共与“家园”等左、右派也在衰落，而“祖国——全俄罗斯”和“亚博卢”等中左、中右派则影响上升，尤其在去年经济再现危机而叶利钦总统的行为又日益变得乖戾和病态的情况下，这种通常显示社会情绪稳定的“中派化”就更令人纳闷了。
　　于是，现在很多人对“俄罗斯之谜”感到困惑不解，有些学者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便从“俄罗斯传统文化”中找原因，认为俄这个民族特别有忍耐力，有逆来顺受的文化传统。其实，说穿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民族差异、文化传统问题，而是宣传上有一定的误导。首先对“俄罗斯现状”要有客观的评价。如今的俄罗斯的确处于困境，尤其与处于经济增长期的中国相比很能令国人沾沾自喜。但其实困扰俄罗斯的许多问题在中国不仅也存在，而且有的并不比俄乐观。例如俄社会如今最敏感的国有资产流失、拖欠工资、失业下岗问题等，中国决不比俄罗斯来得轻。只不过我们的新闻媒体习惯了“报喜不报忧”，老百姓无从知道罢了；只不过素来缺乏社会保障意识的国人不以为这是个问题，也无法谈论这类问题罢了。如今俄罗斯传媒充斥着关于“暴富的寡头和贫困的大众”的激烈抨击，那里的贫富分化也的确比许多中东欧国家更严重。但就最能反映贫富分化程度的统计指标——居民收入分配吉尼系数而言，按俄罗斯政府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一九九四年为零点四○九，一九九五年降为零点三八一，民间大多数专家学者估计得更严重些，为零点四○○至零点四○五不等（吉尼系数为“○”表示绝对平等，为“一”表示绝对不平等，在这两极之间数值越小表示越平等，越大表示贫富分化越严重）。而中国大陆一九九四年据社会学家李强为首的一个课题组调查统计，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按户计的吉尼系数为零点四四五，按人计为零点四三四。一九九九年据经济学家李实为首的课题组调查统计，按户、按人户、与按人计的吉尼系数分别为零点四○九、零点四四四和零点四四五。因此，哪里的贫富分化严重便一望而知。
　　关于俄罗斯经济滑坡程度的数字也是如此。如今俄罗斯逃税成风，统计外的灰色经济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但俄的实际经济实力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并不像数字反映的那么糟糕则是肯定的。有人说，如今的俄罗斯是人人都喜欢把事情说得越坏越好，反对派喜欢说坏自是理所当然。自由知识界与传媒要张扬社会批判精神与迎合大众情绪也不奇怪。而政府呢？有趣的是政府也喜欢说坏——由于近年来叶利钦频繁更换政府，更换的理由自然是原政府不好，而新政府也喜欢宣传自己面临的形势如何严峻，以显示自己的回天无力。然而他们又总是位子没坐热便被撤换，来不及为自己评功摆好。当然，西方近年来与俄关系越搞越僵，他们也就越来越难得说俄的好话了。于是俄罗斯的情况是否真的那么坏，便很值得研究。以这些说法与喜欢说好的舆论相比较，就更须谨慎了。看来俄罗斯仍将艰难地继续她的转轨历程，直到柳暗花明。

　　财富的“图腾”

　　
　　？　陈彩虹
　　一九九九年《财富》全球论坛年会招引了国人的高度关注。全球五百强中有六十强首脑参加上海的年会论剑。电台、电视、网上、报纸等媒体蜂拥而至，大量的时间和版面让位于仅为三天的会议，将国人对于财富的向往心情激扬得可以。那几天，豪华的座机轰鸣于上海天空，一帮富可敌国的公司或集团纷纷报告出它们巨额的资产量，加上各媒体“透漏出了”这些公司老板们个人的巨额财富，大抵是只要有点心高且气血尚足的中国人，都会生长出这样那样的财富幻想——巨头们在论坛上的讲演与研讨，恐怕是由于强大的财力支持来得“金贵”而被争相报道。什么时候，咱也生长出几十个、数百个巨头来，或者说，自己就是一大老板，到下一届、再下届年会上以自己强大的财力背景来纵横捭阖？这是不是在说明当今世界上，“财富就是力量”？如果说，以往的《财富》论坛年会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遥远感，那么一九九九年的年会，则在国人心头有了相当的亲近，当然更是分量。对于部分中国人来说，甚至于着了迷。无形中，在我们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在本来就有着极大热情的财富追求中，一个“图腾”的形象更加清晰了，这就是对财富的高度崇拜。
　　中国人是过怕了穷日子的。当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满怀着“国强民富”的信念，展开了一场富国而后富民的财富创造运动。国人“忘我”地劳动将个人对于财富的追求融合于全社会财富的共同增长之中，民间普遍流传着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财富谚语，实则为那个时代关于财富创造与分配的经济制度的俗世之言。在广大的劳动者获得了人身的解放而迸发热情的支撑下，在共同富裕的大麾下，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多年财富高速发展的历史。不论将其归结于什么样的发展动力与原因，就是在今天来看，那段历史也是有着清晰可辨的对于“穷日子”坚决摒弃和对于财富热切期盼的基本驱动。如果我们认定，那时的计划经济制度对于财富创造信念与热情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激励和保护；或者我们认定，那时的计划经济制度虽然有着对于财富创造的某种不适应，但它终究没有抵挡得了新生了的劳动者对于财富创造的高昂热情，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将终极的动力划归到人们对于财富追求的根基上。不管是个人还是家庭、还是社会，我们从来就没有舍弃过对于财富的崇拜，财富一直就是一种我们内在的“图腾”。在我们时不时地诵读毛泽东的“落后了就要挨打”语句时，历史巨人心目中远大的抱负原来亦是俗世里最为基本的财富观。
　　当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演化、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而走入当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时，我们会发现国人升腾出来的财富崇拜，有着极为明显化和强烈化的趋势。由此一趋势来看文化大革命，这场已为千夫所指的罪孽历史剧，倒成就了国人对于财富光明正大而且是快速得很的祈求愿望。如果说，对于财富的崇拜本是世间人所共有的基本特性，而合其意来“生产和供应”相应的经济制度与政策则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与繁荣，那么，对于国人来说，文化大革命就还有其奇特的“贡献”——它泯灭人性中最基本的财富欲望，制造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极至性渴望，一经获得财富追求的空间，那种对于财富的向往就如同狂风暴雨般猛烈而不可收拾。这应当可以用来解释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如此之迅速地走向财富创造之巅，每年以平均近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而傲视天下的过程。本来就不可能消灭得了的财富“图腾”，硬性地抑制而得到的结果是更大规模、更加猛烈地后续爆发，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性的力量。
　　正是这样的财富“图腾”存在，翻开任何一本历史书，你都可以在财富“图腾”的旗帜下理解相当多的事件，甚至于你也可以书写几近真实的历史，虽然写作者可能远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举例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但在财富“图腾”之下，我们有着相当清晰的理读线索，这从早期的经济学学术著作都可以找到诸多的例证。马克思《资本论》所讨论的，就是在个人对于财富的崇拜而来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分配过程，剩余价值驱动了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沿着如此线索走下去，你将清楚地把握一种历史的演进精髓。生活当然是理论的前提，又是理论的基本支持。人类社会生活中如此的财富“图腾”事实，从经济学的先圣们那里开始，“社会中人”很早就被学界确定了一种特殊的性格：“经济人”。人类的历史演化到今天，人们可以对“经济人”的假定说三道四，但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得了它。更值得加说几句的，是人类社会运用自己的智慧，在“经济人”的假定之下，通过确定的组织形式，制定大量的制度与政策，促进社会在财富方面的巨大进步，在最大的程度上，将对于财富的崇拜，转化为对于财富的真实占有。
　　在马克斯·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中，他认为，“获利的、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的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第一版第７―８页）显而易见，韦伯在此决不是简单地重复前人已经定了位的“经济人”的本性，而是要为自己论证资本主义的精神来自于何方，又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何作用作好铺垫。与以往观点有所不同的是，韦伯将人在“获利欲望”上的规定性绝对化起来，注入了基本“人性”的味道，舍弃了此等“欲望”对于历史阶段的联系，倒是将其他方面“精神”的东西，加入历史的视野中来考察。对于韦伯的如此观点，当然会有种种不同的甚至于是强烈不同的声音。不过，不能否认的经验事实是，在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历史中，“获利欲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就是在视财富或追求财富为“粪土”的年代里，在我们每个有意识的人的心目中，都怀着一个“财富之神”，只是在那个历史时期，这种“财富之神”是躲躲藏藏、隐隐约约的，没有明显化，更没有外在化而已。
　　一般而言，人性中对于财富崇拜的“图腾”激励着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如果一个社会对于这种追求没有自身强加的抑制，财富的创造就是不可限制的，因为它是欲望的结果，欲望又是从来没有边界的。但是，财富的创造是必须受到自然资源限制的。自然不能够告诉我们做什么，但它能够以其存在表明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但往往不能做什么，意味着人类“欲做什么”就必须为此作出重大付出。一条大河横在人的面前，河并不能够告诉我们如何过去，但它会告诉我们，你是走不过去的，你必须造船或是造桥，你必须付出；石油并不能够告诉我们如何使用，但它在地球上的存储量告诉我们，那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质，它对于你的消耗石油欲望是限制了的，你无端地耗费它，你最后将无它所用而停止所有的石油为能源的驱动设施。“经济人”能够创造出一种又一种的历史奇迹，但“经济人”永远不可能超越资源的边界虚化出某种奇迹来。更为突出的，是“经济人”在财富“图腾”之下至极性的财富创造，必定走向竭泽而渔的境地，会制造出人类生存方面的种种灾难性结果。在本世纪的历史经历中，我们已经演出了无数次惊人的悲剧，至于工业化、城市化等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人类新品种的疾病、饮水问题等等，至今还在不断上演着新的悲惨场次。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纪结束之时所必须深刻思考的，是在人性中财富“图腾”的激励下，那些没有止境的创造财富的活动，那些对于自然的无限制的攫取与掠夺，究竟是在创造着人类社会的幸福，还是在制造着人类社会的悲剧？
　　可见，财富的“图腾”是把双刃剑。它能够激励人们去创造财富，从而创造幸福；同时，它又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孽生出灾难来。财富从来就不是幸福的等名词，财富的“图腾”从来就不是一种恒在幸福的驱动源。创造财富只有与创造幸福相联系，它才是人类价值的和人类意义的。否则，创造财富只不过是一杯自己酿造的苦酒，耗费着资源却得不到幸福，还可能得到巨大无比的痛苦。
　　对于时下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问题就更加紧迫而富有价值。中国人的穷日子过得多了，也就有着对于财富的更加热切盼望，财富的“图腾”也就日益显化，对于财富的敬畏和对于财富人格化的敬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走到了信仰的前列。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在发生着相当程度的变化，那种“图腾”式的崇拜仍然存在，但财富的概念却在悄悄地增加着“公共财富”的内容——不但是那种能够掌握在手的、产权清晰归己的财富应当创造，那些不在手的、产权不归己而必须共有的财富，如清洁的空气、清澈的河水湖水、干净美丽的居住环境，都应当去创造。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对于个人财富创造欲望的限制，对于资源采用的节制，和对于公共财富的珍惜与保护，更不用说过于浪费了。这显然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财富“图腾”崇拜，而非那种初级的物质财富欲望。“公共的”其实就是自己拥有的一份财富，如果为个人攫取更多的产权归己的财富而失去了公共的财富，人类社会的生活就增加更多的痛苦而不是幸福。在国人的心目中，我们还远远没有这等对于财富的崇拜，“公共的财富”通常是作为非己的财富来看待的，或者是作为“他人”的财富来看待的，永远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的财富就不是自己的财富。这等初级性的财富“图腾”，激扬着人们无限制地对于公共财富的浪费或是无限制地攫取。当我们看到长江上游森林植被被破坏得相当严重时，当我们看到近海的渔民不得不“休渔”而维持往后的日常渔业生活时，我们的心不是在一阵阵地发紧么？我们的这等财富“图腾”越是外化和显化，我们对于这等财富的追求热情越为高昂，我们是不是会离国人的福址越来越远？对此，我们是否应当生出应有的警惕？
　　时下我们正在热热闹闹地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的增长。政府官员、企业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都为此耗尽了心思。这显然还是那种简单性的财富“图腾”在支持我们的行动。是的，中国人的物质财富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财富的创造还应当更多地加以实施，但那种试图依靠浪费性的开支来保证某种数量的指标实现，不能不说是财富“图腾”的过于激励了，或者说是财富“图腾”的内涵过于狭窄了。我们生活中的温饱已经不存在问题。城镇居民住的虽然还不宽敞，但八千万平方米的空置房在表明，这里存在的是分配制度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住房的供应总量不够。肥胖症的出现，现代空调病的产生，等等，都表明我们生活中已经有了相当部分的浪费而不是正常的需要。如此事例，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对于财富的追求，都在我们的自然环境等方面制造了亏空，以一种浪费而双重地失去了国人的幸福。我们是不是要做些改造我们人自身的工作，以便这等地球上高等的灵长动物自觉地深入到人性中去树立起全新的财富价值观，让那种对财富的追求力量，转化为人与自然万分和谐的适配过程，减少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病？西方人在这方面觉醒了，东方人呢，我们呢？
　　一九九九年《财富》全球论坛在中国举行，提升了国人对于财富的追求欲望。这并非是件坏事，相反，它是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