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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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 书屋絮语邵水游
阡陌纵横向学未敢忘忧国王 昊
侯咏梅
阡陌纵横 教育的使命与文学的使命刘克敌
尘影斑驳 蔡元培的“决斗”裴毅然
尘影斑驳 喟叹一声罗家伦张晓唯
释疑解惑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汤伏祥
释疑解惑 不可救药的误读李兆忠
话到嘴边 关于巴别尔的《骑兵军》王 蒙
王天兵
话到嘴边 喧嚣文化刘心武
湖湘人物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张宗子
湖湘人物 万点星子齐明时周立民
湖湘人物 齐白石的“蔬笋气”冰 静
炉边闲笔 概念的文化逻辑季广茂
炉边闲笔 亥姆霍兹与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褚孝泉
炉边闲笔 窃书剿说大不德王子今
炉边闲笔 流水无弦毕可生
炉边闲笔 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张新颖
得书识人 十年一觉才识梦李 峻
得书识人 “平生自问尚无羞”黄 波
翻读古典 苏格拉底的雅典石定乐
翻读古典 罗马公元前43年纪事曹瑞涛
白银时代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姜广平
边走边看 吻完就擦嘴老 圈
边走边看 道在屎溺间蒋 蓝
女性立场 红颜似水伴东坡李 锋
女性立场 只眼看虚妄莫 天
女性立场 海上花开花又落桑 农
来稿摘登 在残忍之外李明月
来稿摘登 战国策派的歧路伍 国
来稿摘登 一次次犯错李明月
来稿摘登 盛宣怀与哈同承公侠
封 二 人 物杨 晖 画
封 三 “Summer Light”，ink and colour on paper，144×28 cm（x2）李永存
《书屋》二〇〇五年第三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邵水游
“于廉俸之外不取一文”，曾文正公自警自励之言，让人佩服与欣羡。然到咸丰四年之后的曾国藩，人予百五十金退百金，留五十金，还慨叹读书人之苦，家庭之累，当官之穷，同一人前后风格迥异。看其日记、书信，诸篇所记的拿金银及高档药材送家馈友，想来别有况味。
读完《傅斯年全集》，知先生在柏林读书期间，每每向陈寅恪先生借钱度日，遍见窘态。在给胡适先生的书信中，他谦称国外读书鲜有长进，为生计所困，难有心思向学。后来，傅、陈两先生专业一致学问却殊途，单就学术心态而论，出身于大户人家的陈寅恪先生学问确实做得优裕宽松，这恐怕是日日为生存发愁添压的贫寒学子难以企及的。
所谓“吃饭哲学”，不外乎是指衣食无忧之后，素淡二、三人之学问的一种底子。底子厚，心里清洁，学问类似于玩票，不显仄狭，纯粹文章，钻得深，拓得宽，一以贯之，硕果累累，大家即成；底子薄，为稻粱谋，苦行僧式的做作，心烦气燥，柴火气味浓重，烟雾弥日不散，生计尚可，与真正的学问到底隔得远，且喧哗的成分多，口号式的分贝高，自落俗套。这两种学术样态，也是奈何不得的。曾国藩的感叹，傅斯年先生的“不长进”，应是有由头的，他们代表学人的一类生态。
道德文章，大概是先得道，然后才可讲究德的。若整日为生计压迫，为言说困厄，向来难有道的通达，“宁静以致远，澹泊以明志”，底子薄的人为之，常显矫情；底子厚的人，不言自明，不淡都不行。坐怀大乱者，难得平和心境，术乏专功，何来道？不来道，只讲德，空谈无益啊。
时下，学术之流弊甚多，司空见惯，实是有情可原的。学术规范之要义，可以形式上的禁格，却难扫学术之外潜在的动机与手段，应试教育当可检讨。
面对着条件极为艰苦，却肩担民族大义救亡图存重任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和他们的作为，傅斯年们似的“不长进”也不尽然，再想想当今学界的诸多怪象，颇为不忍。向学未敢忘忧国，大至大处
，言行与事象诸在，令人叹服，是为楷模。学界前辈若此，后人当如何，扪心应自知的。
虚文与实在，无用与有用，抑或不中不西与即中即西，应放在大处言说与操作，不然纠缠于概念的界定，拘泥于小处的计算，深陷于功利的讨巧，道德分离，或不道不德，学问没有重量，无所依托，难免会空疏、小气，终其一世很难阔大起来的。学问乃天下公器，实当关乎宏旨。
中国历代书法家——
杨 凝 式
杨凝式（公元873—954年）字景度，号癸已人、虚白、希维居士、关西老农；曾佯疯自晦，时称“杨疯（风）子”。华阴（陕西华阴县）人，居洛阳。唐昭宗时进士；历仕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乾祐中官至少师，人称“杨少师”。性诙谐，长于诗歌，尤工书法。为承唐启宋之一代书学大师。“宋四家（苏、黄、米、蔡）”均深受其影响。
其书学欧、颜、柳而入“二王”之室，然变晋、唐楷行书匀密成法，自成一家；真、草、行各体无不精绝。自谓“十年挥素学临池，始识王公学卫非。草圣未须因酒发，笔端应解化龙飞”。其行草笔势遒放，驰骋恣肆，如横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快目。黄庭坚论其书学造诣：“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下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阑。”“杨少师书，无一字不造微入妙，当与吴生（吴道子）画为洛中二绝。”《宣和书谱》称其“喜作字，尤工颠草，笔迹雄强，与颜真卿行书相上下，自是当时翰墨中豪杰”。后人每以“颜杨”并称。
杨氏喜遨游佛道寺院，遇山水胜概，辄援笔书壁，故手书墨迹传世甚少，而以《韭花帖》为其代表作。该帖正书而略带行体，舒朗空灵，清秀洒脱，尤在单字结体上独出机杼，行气纵贯，萧散有致，敛锋入纸，深得王羲之《兰亭序帖》笔意。其晚年所书狂草《神仙起居法帖》以草书为主，间夹行体，人称“雨夹雪”；结体宛转流畅，变化多端，点画狼藉，天真纵逸，展现出韵律节奏之整体美感。《卢鸿草堂十志图跋》深得颜真卿《祭季明文稿》之神髓，错落有致，气势开张，朴茂雄浑。《夏热帖》则字画奇古，雄健纵逸，凝重潇洒，锋芒灼耀，结体富于变化而不失法度，有天地间尤物之称。
清代刘墉《论书绝句》云：“绝爱杨风草法奇，西台晚出尚追随。相门华组甘抛却，五代完人更首谁。”
（万 方 文）
向学未敢忘忧国
——续说《边疆人文》
？ 王 昊 侯咏梅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涉及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诸多领域，曾涌现出大量学有专攻且有所成的学者，他们在边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既专且博，且具备高素质的科学研究能力。抗战时期，尽管战争对家国及学人命运影响至大，但大批内地学者云集西南，为促进西南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繁荣学术发挥了巨大作用。与同时期的诸如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学校的社会学、民族学研究机构相比，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建立的时间相对迟晚，研究力量也不雄厚，但就后来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而言，却毫不逊于他人，且独具特色。室内同人大都能独当一面，研究室主任陶云逵主要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邢公畹、高华年主要从事民族语言研究；黎国彬、黎宗主要从事人类学及边疆人文地理调查。这一研究范围的划分也大体与“边疆人文研究室章程”所规定的“本室工作暂分边疆语言、人类学（包括社会人类学及体质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四组”相契合。1942年春，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酝酿筹备，这年夏正式成立，到年底时，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可观。除着手印行学术刊物《边疆人文》外，还“自三十一年七月至十月，分组在云南新平、元江及罗平工作，工作报告在印刷及整理中者计有：甲、台语系：邢庆澜（即邢公畹）：罗平仲家语言调查。黎国彬：元江摆夷及其地理环境。乙、藏缅语系：黎宗：杨武坝汉土胡市之研究。高华年：新平窝尼语言研究、鲁魁山纳苏语言与文字。陶云逵：鲁魁山纳苏之社会组织与宗教”〔1〕。由此一点，便可看到这支研究队伍的精干和高效。不过，后来因为人事变迁、学校迁徙，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同仁们或亡或散，到抗战结束时，这支较为精干的科研队伍，竟然落得名存实亡。研究人员只有邢公畹、黎国彬仍服务于南开。到1947年底，《边疆人文》第四卷合刊终于实现了当年“一俟印刷环境较佳，改用铅印出版”的愿望，但是它却成为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留存世间的绝响。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旨在“以实地调查为途径，以协助推进边疆教育为目的”〔2〕，一方面为当时云南省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提供社会调查的参考文献以供修筑铁路使用；另一方面，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也是南开大学的领导者为战后能继续发展南开教育做出的前瞻考虑和初步准备。抗战前的南开大学，向来重视应用学科在教学和科研中的作用，而且尤以经济研究和应用化学研究独步国内，享誉海外。不过，令人颇感尴尬的是，南开似乎素来不太重视人文学科建设，大学创设之初，张伯苓等“参与筹备者均主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为原则”，在科系设置上主要考虑到自身办学条件和社会需求，虽有文学院，却是以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专业为发展重点。抗战军兴以后，南开大学横遭焚毁，损失惨重。南开与国立北京、清华两大学合组国立西南联大，虽然三校并不以学术声誉和地位互争高下和优劣，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融洽的合作关系，但南开留给后人的印象却像是处在北大、清华的羽翼之下，被北大、清华的光辉遮蔽着。其实，对于南开大学的发展大计，尤其是人才问题，南开的诸位领导者时时牵挂于胸，不曾有半点马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争态势发生明显逆转，同盟国将取得最后胜利已被明眼人看得分外清楚。1942年2月张伯苓致函蒋梦麟和梅贻琦，“太平洋战争爆发，暴日徒自速其败亡，我与同盟国之最后胜利为期当不在远；而我抗战停止之时，即我三校复校之时。展望将来，弥感兴奋。关于敝校复校事，拟先做人事上之准备。现时敝校教授人数，在西南联大占全校不及十五分之一，较之敝校战前相去悬殊，将来复校必感才荒。前此因无急需敝校遂未多聘新人，兹为复校计，不得不有所增聘，以为复校之准备。先生爱护敝校素所铭感，且我三校本以往一贯合作之精神，及将来互相协助之友谊，区区之意，定可赞助”〔3〕。其实，早在此前南开已开始招贤纳士，而南开在人事上稍稍有所举动也会引起北大、清华学人的关注。1941年8月17日，冯文潜在日记中写到：“访宗岳（即邱宗岳），宗岳说昨天老饶（即饶毓泰）来谈到请人事。宗岳兄说，南开不行，无劲。饶说，听说你们现在很活跃吗。文院还聘史学教授。岳兄对我讲，这倒是对于南开一件好消息。至少还不至让人看不起，说我们完了。”〔4〕同年，9月1日早晨，杨石先来找冯文潜，并送上陈序经来函，“其中有致坚（即黄钰生）一信，谈许烺光事，云‘弟意将来文学院缺人才，人类学与历史关系较密。或者将来历史系可以加以人类学与人文地理’”〔5〕。这一点认识虽是陈序经个人意见，同时也反映了冯文潜、黄钰生等人的普遍共识。后来成为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的陶云逵，也是一贯强调边疆研究要重视历史与人类文化学的结合，而他全力投入南开边疆人文研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陶、冯、黄、陈等人确实有着共同的研究志趣和方向，这种共识就为南开边疆人文研究的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
有意思的是，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建立占尽当时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她的建立可谓担负了战后为南开大学人文学科发展建基铺路的使命。南开能够顺利开展边疆研究计划，确乎是个机缘。一者，云南地方当局计划修筑石屏至佛海的铁路，决定拨款委托一个学术单位调查筑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族风俗、语言和地理环境。当时的云南省建设厅厅长龚仲钧、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等人与张伯苓交厚，深信南开大学能够承担此项工作，所以同意拨款南开，以资助研究。二来，当时南开大学的领导者也正为复兴南开大学做着筹划工作，而借此机会不但可以推动南开的学术研究，进而扩充人才，亦可以将南开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融入边疆教育，造福边疆。而联大社会学系的陶云逵，由中央研究院转来的邢公畹，联大毕业生黎国彬、黎宗，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生高华年等人的相继加入，更为边疆人文研究室注入了学术的活力。
说到南开边疆人文研究的领导者，除了主持研究大计的陶云逵外，还有一个核心人物就是冯文潜。陶、冯二人一个主持研究工作，一个负责后勤工作。他俩一个干劲十足，学术上毫不马虎，“刚毅”之气甚盛；一个沉稳内敛，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但却都能倾全力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其实，冯文潜在筹建研究室时用力最著，对研究室的贡献并不亚于研究室内的各位同仁。“他对南开大学有极深厚的感情，事业心非常强烈。他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不担任职务，而以‘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包下了研究室的一切后勤事务。与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打交道的是他，与联大有关方面打交道的也是他。”〔6〕除此以外，在研究室成立之初，为开创研究条件，冯文潜不辞劳苦的奔忙，采购笔墨，租借房屋和用具，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终于在西南联大西门外的新校舍附近“落地生根”。虽然冯文潜没有具体参与边疆人文的研究，却是边疆人文研究室的灵魂人物。1944年1月，陶云逵因病去世后，冯文潜便成了研究室同人的主心骨。此后的三年间，冯文潜依然默默地为邢、高、黎等人做着“幕后”工作，虽然困难不断、压力不减，但是用冯自己的话讲，“有一个知心的庆兰（即邢公畹），有一个可爱的国彬，什么都担得起，担子根本就不是个担子了”〔7〕。
说到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工作的学者，付出的艰辛最大，开创的事业最新，调查的成果丰富，心系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学人们深入边疆地区，抱定了投入和牺牲精神，进行开创性工作，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潘光旦在为费孝通《鸡足朝山记》的序中，曾提及陶云逵的勤奋，“云逵有似从前所称的轩使者，到处采风问俗，他兴趣最博，对任何比较有意义的景物，都要作细密的端详，详实的记载，到一处，记一处；我相信如果他生活在三千年前，能和周朝的旅行家姬满结伴同游，而合写一本游记，结果一定比徐霞客的还要周到”，“云逵在西南边疆游迹最广，是一个‘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的人”。作为陶云逵的同事和学生，邢公畹、黎国彬、高华年等人的调查足迹也遍及云南的山山水水，而且他们大都单枪匹马的从事工作。黎国彬先生曾回忆当年调查时的经历，那时“遇到不少麻烦和困难，学术调查实际上成了一场探险考察。在前往元江等地期间我染上严重的热带病，一连多日，反复发作，不能行走。病情略好之后我又让当地人抬着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慢慢前行，十分艰难。当地疟疾、霍乱、斑疹伤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