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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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前行，十分艰难。当地疟疾、霍乱、斑疹伤寒和痢疾到处肆虐，不时听到和见到死人之事，的确十分危险”〔8〕。在专业学术圈子之外，似乎没有多少人能将关注的目光投射给这个群体。但是这个群体的知识分子却并没有因为无人注意、物质条件艰苦和简陋而放弃研究。“中国学者投身于田野调查，从基础资料的搜集做起，开始对中国各民族的群体及其文化进行研究，意义在于表现出学者们的民族自尊，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国人开始真正地、务实有效地从事中国民族学研究。”〔9〕
　　抗日战争时期的连天烽火与动荡的时局并没有影响学人们致力学术的平静心态，以及健康的研究风气。1943年9月，当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杨成志致函陶云逵，细陈中山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状况和研究条件，并极力邀请陶云逵移砚中山。杨在信中讲：“在弟意想中，若能得如吾兄者肯来敝所任教，将来人类学组更可得到伟大之发展，而且现在中大各学院（文、师、法、理）有许多门人类科学课程，未审吾兄住久昆明想变换环境否？大概坪石生活程度比昆明便宜得多，每人必需生活费（食住）月约五百元，教授薪金（正薪四百八十元）照目前计算，月可得三千元左右，由昆来坪可由校补助旅费四千元，未审尊意如何？若本学期未能抽身时，由下学期起亦无妨，总望吾兄决意变换环境，其余当可商量的。”不过，陶云逵并未因此半途废弃南开的边疆研究工作。不见“利”思迁者，并非陶云逵一人。1944至1945年间，南开大学获得两个赴法国深造的名额，学校本意派黎国彬前往，但黎先生却想继续搞自己钟情的研究，表示割舍不下科研和教学，拒绝了这个很诱人的机会。黎先生在如此机遇面前，尚能泰然面对，心态平静，不放弃自己的学术志趣，确非今日一些学人所能比肩。再说到学人间的切磋交流，当年，费孝通和陶云逵二人同在呈贡的魁阁社会学工作站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分属不同的学术派别，各有自家师承，研究方法和侧重的理论不尽相同，却在共处的四年中着实地领会到“反对”的建设性。即便是后人考察二人的一段交谊，也能切身地感受到学人之间健康无邪的人际和学术关系。没有文人相轻之气，没有派性上的党同伐异，没有片面的诋毁贬低他人研究的语言，而是“表现出对其他学派的兴趣，肯定其他学派的长处。这种学风对中国民族学更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10〕。在民族学研究上，陶云逵较为重视历史学的作用，他运用民族学理论来分析历史文化问题，从丰富的史料中搜求大量民族学材料，通常能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考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知灼见。他这种对纵向历史发展变化的考察和历史传统的研究，正好弥补了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学“功能学派”的一些研究不足。陶云逵与另一位民族学学者吴定良讨论人类学问题时，也曾表示“虽学过体质人类学，奈因兴趣改变，今后恐不能致力此道，前集材料，兄如需要当奉赠”，并建议吴“关于我国种族源流支派问题，体质与文化双方研究均极重要，吾人异轨同趋，希若干年后，对此问题能获较清楚之答案”〔11〕。吴定良对此见解也深以为是。当时学界中这种互求真知，不以己私而垄断学术资源，不因学术观点不同而相互攻讦的学术风气，曾令费孝通感慨不已。他在《逝者如斯》的后记中曾经写到：在十分艰苦的抗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2004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这一规定主要针对当下学术研究中层出不穷的“失范”行为，力求扭转学风。此项规定立意甚好，可是，反过来想想，学术研究本是学者个人行为，单凭一纸规范来约束学人，统一个人“表里”，似有可笑之处。如今的大学往往需要明星来装点门面，学者则需要“规范”来规定学术行为，真是有点让人哭笑不得。民国时代，不是没有造假的学术，也不是没有平庸的学人，但是学人中的大多数人在变幻繁杂的社会环境中，大都能恬淡自守，他们所表现出的职业操守尤令人钦佩。
　　原来总认为做民族学、社会学研究，不像写小说，可以纵横驰骋，虚构、想象与现实结合，可以对素材任意加工和取舍，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便在于有一份证据讲一分话。而且学术研究对于圈子以外的人似乎没有多少趣味可言，可是，在看过邢公畹先生的小说《红河之月》后，却被其深深地吸引了。记得在编辑《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一书时就和责任编辑交换过看法，我们的共识就是：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这本书中的“冯文潜联大日记”最具价值，从思往怀人的角度欣赏，则觉得张怀瑾先生的“联大岁月拾零”和邢先生“红河之月”最为耐看。邢公畹先生把自己调查经历作为素材，写成极为吸引人的纪实体小说，行文看不到刻意雕琢之笔，而笔尖流淌出的却是他对西南各族人民的深切同情。这篇小说为后人勾画了一幅边疆社会人文风貌，描绘出当年西南各民族真实的生活状态。而在后人看来，这篇小说还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国要保持长久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不能忽视对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1943年的“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大纲”中有一段文字很让人惊心，“滇省西南摆夷之语言与泰国及缅甸人之语言同属台语系，泰国当局藉此为口实，宣传种族一体之谬论”，同时，“石佛铁路自元江而南，即进入广大之摆夷区域，在在均须与此辈边胞发生接触。即其地今虽设流，但未改土，故土司势力仍强”。正因为如此，边疆人文研究室决定“对其语言作详细之调查，而明其究竟。一方面编译简明日用词汇手册，以备本路员工之实际应用；一方面将研究结果提供政府参考，以为设教施政之张本”〔12〕。开展研究学术进而为社会现实服务，比较同时期的民族学研究群体，可以发现各团体研究兴趣不同，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进一步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道路也就不同。如前所讲，南开的边疆研究仍然走的是“认识中国，服务中国”的老路：重视历史，关注现实，服务社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北返复校，冯文潜、黎国彬、邢公畹北上，高华年、黎宗、赖才澄等人分别他就，“边疆人文”实已“星散”。然而，对于“边疆人文”，冯文潜先生的热度仍然不减，到解放后，还在南开园内举办过“边疆人文”的文物展览。可惜的是，这一丝努力也没有挽救回“边疆人文”的最终命运。1952年暑假后，南开大学取消学院建制，文学院内的中文、历史两系各自清点财物分家。从此，承载着南开边疆研究学术薪火的“边疆人文”资料没入历史的角落。《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一书的主要策划人梁吉生教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求学南开，后留校任教，他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十分留心，曾在历史系库房的角落里找到了极为珍贵的“边疆人文”物品清单。如今，边疆人文研究室的老人们大都天人永隔，“边疆人文”的大部事迹也已不可考，这些都让人深为抱憾。事隔六十余年后，再睹“边疆人文”，竟然觉得那些留在草宣纸上的文字是如此的鲜活，学术价值、社会价值依然，不能不让人慨叹当年学人的执着为学，以及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抗战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条件远不如今，但他们的学术态度和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却是今天一些沽名钓誉者所远远不能比的。
　　注释：
　　〔1〕〔2〕〔3〕〔4〕〔5〕〔6〕〔7〕〔11〕〔12〕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345、507、117、121、361、153、354、354页。
　　〔8〕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学人自述》（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9〕〔10〕王建民著：《中国民族学史（1903～1949）》（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25页。

　　教育的使命与文学的使命

　　
　　——从《文学兴国策》说起
　　？　刘克敌
　　几乎是同时诞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互相影响和制约又互相促进和发展的复杂关系。在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和动荡的二十世纪，文学和教育，可以说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文化更生的强劲的推进力，它们的贡献不可谓不大，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就在“五四”时期。而白话运动的迅速繁荣也直接导致教育的变革，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全国中小学语文课本逐步废除文言、改用白话就是明证。1935年胡适在一次演讲中就指出：“我对于教育还是一个门外汉，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不过，我们讲文学革命，提倡用语体文，这些问题，时常与教育问题发生了关系。也往往我们可以看到的问题，而在教育专门家反而会看不到的。”〔1〕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在大力提倡白话文学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教育进行改革。胡适当时一再提倡的，就是一方面创造具有活力的白话文学也即所谓的“国语的文学”；一方面将这样的白话文学作品大量引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也即造成所谓的“文学的国语”，让它们成为新的国语规范，并逐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的语言。〔2〕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老大之中国何以战败？人们自然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寻找原因，而在不断地思考与争论中，人们逐渐意识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育的落后。与此同时，一些外国传教士也在探讨中国战败的原因，其中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最为突出，他在战后不久所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中，详尽地探讨了中国战败的原因，在当时影响极大。而附在该书末尾的一个小册子《文学兴国策》（此处的“文学”指的是文化教育，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则鲜明地把教育与国家的兴亡问题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教育的落后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落后，也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此书一出，其认为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兴亡空前重要的说法即给国人以巨大的震撼。从此，一个“教育救国”的口号开始流行，大力兴办新式教育成为晚清时期一个有声有色的运动。那么，《文学兴国策》是一本什么书，而能够对国人有那么大的影响呢？
　　《文学兴国策》是由日人森有礼编辑的一个主要由美国各界人士谈论教育的小册子。森有礼于1871年出任日本驻美国第一任大使，他对美国的教育一直非常关注。1872年2月3日，他向美国文化部官员及其他各部和议员发照会一份，并向美国著名大学校长、文化人士等发函，称欲了解美国的教育制度和实际情况，并征求他们对日本发展教育的意见。他的举动在美国引起热烈反应，他最后收到了一大批关于美国教育的资料和对发展教育的意见，凑足后森有礼将其汇总整理，就是这本《文学兴国策》。该书被送交日本政府，引起重视，在认真研究后付诸实施。从那以后，日本的教育发展很快，至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各类学校已有三万多所，教师人数达到了九万多人，在校学生有三百多万。而中国的教育在此期间，则基本上没有变化。由此，林乐知认为，日本之强在于教育，而中国之弱也在于教育，因此中国要富强，首先要办教育。这就是林乐知要翻译介绍此书的原因。《文学兴国策》全书共收十五篇文章，内容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美国教育制度的情况以及对日本教育发展的建议。应当说，真正令中国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是关于教育重要性的论述，即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是民族兴旺的关键。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重视教育则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反之则国家贫弱、民族衰败。毫无疑问，这些论述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其现实针对性。
　　传教士的热心介绍，加上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使国人开始意识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兴办新式教育的重要性。《文学兴国策》是1896年4月出版的，同年的6月，就有大臣奏请广开学校，7月又有山西巡抚胡聘之要求对传统的书院进行改革。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请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创议终于出现，而朝廷在听取了传教士和一些大臣的建议后，也终于同意开办大学堂，体现了把“教育救国”这一思想付诸实施的决心。在光绪为兴办京师大学堂所颁发的诏谕中有这样的说法：“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一个“急”字，就明显地流露出教育可以救国的热切愿望。
　　与大力兴办新式教育、以“教育救国”的呼吁相比，对于文学是否可能起到同样的救国救亡的作用，当时的文人学士基本上没有什么指望，相反的是对中国人“重虚文”而“轻实学”的批评和反思，因此在谈到新的教育制度的设立和教学内容的安排时，传统的文学课程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而最大限度给予重视的，当然是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3〕。不过，在一味学习西方教育制度的过程中，人们也发现，尽管西方教育以自然科学见长，但也并没有摒弃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按照陈平原的说法，“一旦需要为新式学堂（包括大学堂）立章程，都只能依据其时的译介略加增删。而西人之学堂章程，即便千差万别，不可能没有文学一科。于是，不被时贤看好的文学教育，由于学堂章程的制订，又悄然复归——虽然只是在字面上”〔4〕。
　　但文学教育的这种复出毕竟是被动的，多少有些不太光彩。中国那么悠久辉煌的文学传统，难道真的沦落到只有成为西方自然科学陪衬的地步吗？——在1900年之前，文学类课程所占比重真的是少得可怜，常常还不如语言特别是外国语言，因为它们毕竟更“有用”！不过，文学的这种被冷落不会太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东渡日本的轮船上，读到一部日本小说，领悟到文学原来还具有启人心智的巨大作用。到日本后，即在其所办报纸上以文学手段继续其未竟的事业，以所谓的“新民体”文章呼唤国民的觉醒，尤其是大力倡导小说。他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5〕。在这里，梁启超把小说的作用提高到吓人的高度，事实上也是提高了文学的作用。梁启超看到了小说等文学作品在宣扬维新变法、呼唤思想启蒙过程中的独特而巨大的作用，意识到仅仅让人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保证中国走向富强和强大，而一味地以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来培养人才，也不能保证这些人才真正能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关键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是否真正觉醒。而在如何让睡狮醒来方面，文学无疑是一个最为有用的手段。于是，一个本来为时人所鄙弃的学科，因着启蒙与救亡的需要，又重新获得人们的青睐，并最终与教育一起，成为在整个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