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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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为时人所鄙弃的学科，因着启蒙与救亡的需要，又重新获得人们的青睐，并最终与教育一起，成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风风雨雨，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的这种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之被重视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庸俗化和功利倾向，由此产生的副作用至今存在且有泛滥的倾向，实在是不能轻视。能够把看来“无用”的学科以“有用”的方式来使用它并发展它，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中常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对此非常值得研究。
其实，对于何谓“有用”，王国维后来也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他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就对张之洞所制定章程中缺少哲学一科提出批评。针对张之洞认为哲学为无用之学的说法，王国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今若以功用为学问之标准，则经学文学等之无用，亦与哲学等，必当在废弃之列，而大学之所授者，非限于物质的应用的科学不可；坐令国家最高之学府与工场阛阓等，此必非国家振兴学术之意也。”〔6〕当然，那时的王国维人微言轻，虽然见解深刻，却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相反，倒是历史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赋予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重要地位，这就是借助其对人思想情感的影响，从思想启蒙和民族救亡的角度来借重和使用文学，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对文学的看重，当然有助于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做好了准备，但其对文学自身特性和规律性的忽视，也同样导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整体成就不理想的结果。
教育的发展其实也是如此，同样被视作为启蒙救亡服务的工具，并和所谓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举措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运动。而其本身所应当具有的塑造人的心灵、拯救人的灵魂的功能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随着各类实用性课程开设得越来越多，真正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东西却越来越少。本来作为学校，应当具有文化的传承、创造和为一定的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但在所谓的满足特定社会发展需要（尤其是看来十分紧迫的启蒙救亡需要）的制约下，学校日渐成为单纯为社会服务特别是为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的机构，所培养的人才也只是一些实用性人才，所形成的一套以考试为中心的教学管理体系，严重忽视了对人的全面培养，以致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没有培养出多少真正对中国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这自然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在塑造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使人类更加远离动物性和健全人性方面，我们看到了教育与文学的使命其实是相同的。
同样的使命却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的。教育所给予人的，毕竟还有各种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教育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灌输和强制的方式，而文学给予读者的主要是启迪，灌输和强制往往是无效的。
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和文学，还不得不承担了另外一种使命，即呼唤国人的觉醒，以拯救我们的民族，教育救国和文学启蒙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奋斗不息的伟大事业，在他们眼里，自然也是非常的神圣。
在教育家看来，文学毕竟只是教育的一部分内容。只有全面提高国人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才是最好的救国救亡的途径；而在文学家那里，文学则是既能塑造心灵，又能启蒙救亡的神圣事业。
教育和文学，在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方面，看来还是有所不同。
1946年，冯友兰所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铭》中这样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氏此言如今几已成为经典，这是因为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的西南联大，以其特殊的身份，的确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既坚持学术自由，又成为民主堡垒，这是今人为之赞扬的西南联大的功绩。
诚然，当大敌当前、民族存亡危机上升为第一位时，每个人都有义务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当时的许多作家才会自觉地投笔从戎，走向战场。即使那些依然从事创作者，也把主要精力转向宣传抗日的救亡题材，这自然无可非议，却多少令人遗憾：因为毕竟对一个民族而言，从它的长远发展来看，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几声呐喊，更应该有从历史深处和文化传统角度对我们这个民族进行审视和剖析的研究，同时也需要那些真正表现我们民族之伟大和智慧的艺术杰作。
而且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教育，从反对科举废除科举开始，中经饱受历史巨变的影响而多次遭受挫折。到了世纪末，本来有了可以健康发展的机会，却又走上过分重视应试教育的老路。而文学，也在忍受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成为政治工具的同时，在世纪末同样沦为商品经济的附庸。这种从依附于意识形态到几乎堕落为商品社会中一件普通商品的过程，同样说明文学的未来不会比教育更好——如果不对这种现状进行改革的话。
培养人才是不错的，问题是培养怎样的人才。是培养他们赚钱的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还是应该有更重要的东西？
文学艺术走向市场也是必然的，但关键在于作家艺术家的心态是否也应受市场的控制甚至一味迎合市场的庸俗和实用的要求。市场所欢迎的难道就一定是好的或者有真正价值的？一个民族对于文学艺术的要求，是否应该有更深广和深刻的方面？眼下所流行的所谓“美女作家”也好，“用身体写作”也好，除了散发出浓厚的铜臭味之外，就是更加刺鼻的庸俗和低级趣味，文学的堕落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不值得深思？
（《文学兴国策》，1896年上海广学会初版，2002年1月上海书店“近代文献丛刊”之一。）
注释：
〔1〕胡适：《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胡适文集》第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2〕钱理群：《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3〕〔4〕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5〕《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1页。
〔6〕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25页。
蔡元培的“决斗”
？ 裴毅然
“五四”学潮之前，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曾力劝学生不要上街，学生队伍临出发前，蔡元培还在校门口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代向政府申请提出，希望学生不要影响正常学习与社会秩序，但学生群情激昂，坚持要上街游行，他也就让开了。可事后，蔡元培又完全站在学生一边，联合北京各校校长保释学生，抗拒各种摧残学生的官方压力。1919年5月4日当晚，蔡元培在北大三院礼堂大会上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许德珩、蔡海观等三十二位被捕学生保释出来。〔1〕
其时，由于京城政治圈内一些官员也或多或少同情学生，迫使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无法完全听从段祺瑞摆布，安福系、新交通系压制学生的计划因而不能实现。5月7日，三十二名被捕学生获释。不久，亲日官员也只得引咎辞职，上海和其他地方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至此，大家都以为事件已经胜利结束。然而，蔡元培则因事情闹大了，深感到意外，特别为营救学生得罪了当权的亲日派，京中又哗传政府将明令免其校长之职，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蔡元培不愿因个人去留致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于是，蔡元培5月5日递交了辞呈，8日闻已允辞，别任马君昶为校长。得此讯后，蔡元培担心这一消息发表后，学生会拒马氏到职再起风波，增加学生与政府之间纠纷，自己则有把持地位恋栈之嫌。同时，一位接近政府的友人也警告他：“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2〕
因此，蔡元培剃掉长须于5月9日悄然离京，后于《晨报》登了一则广告，引了《风俗通》与《诗经》里的几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已正式辞去。”表示闹大了的五四事件出乎个人意料，乃是社会过高期待，致使北大为满足各方社会呼求而不得不疲于应命。《风俗通》里原语为：“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蔡元培以被杀之马自喻，表示自己之所以离京实为苦于应接，萌生倦勤之意，亟思休息。事实上，蔡元培也确实身心疲惫，且愤于无聊无效的公文呈递，痛感不自由之苦，“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旁苦而无功的生活”〔3〕。
他先到天津，再到上海，最后悄然抵达杭州，寓寄从弟临湖依山之居，后又借寓西湖杨庄。他希望能像传统文人雅士那样，归隐西湖，息心听林，温习德法文，准备翻译一部《西洋美术史》或若干美学名著，决意不再回北大。然而，北大学生却认为蔡校长乃被逼离京，轰然而起学潮，5月19日北京各校罢课请愿，力促政府迎还蔡元培，惩办亲日官员曹、陆、章等人。北京高校的这一罢课举动，迅即获得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事情再次闹大。北大学生组成“南下代表团”，劝请蔡校长回校主持校政，由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带队。其他方面“劝回”的代表，纷至迭来，汇集杭州西湖。
虽经多方敦请，蔡元培仍不肯回北大。6月15日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称校长一职须承仰上级官僚鼻息，自己从1916年12月26日接到大总统黎元洪任命出为北大校长，已忍煎受熬两年半，决不愿再尝滋味。蔡元培还在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校长”，认为各方掣肘太多，借民国元年袁世凯之语抨击“北京是个臭虫窠”，对邀请其返校者答以“谨谢不敏”。同时，他在其他场合说自己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及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乃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北大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为胜利而陶醉，欲望会越来越高，自我约束力则越来越松懈，恐怕越来越难以满足。蔡元培在自述中说：“《易传》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4〕蒋梦麟后来评曰：“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太歪曲事实了。”〔5〕最后，迫于北大不能没有校长这一现实问题，7月14日，蔡元培与三十四岁的留美教育学博士蒋梦麟面商，请其代表自己到校顶职办差。
果如蔡元培所料，“五四”胜利之后，学生有点忘乎所以，竟取代学校当局，执行起决定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来，一旦所求不遂，辄搬出罢课闹事相要挟。教员如束以纪律或考试上要求严格一点，也马上罢课反对，罢课成为学生手中威胁校方与教师的万灵法宝。而且，学生还提出一系列极其过分的要求，如要求学校发放春假津贴以补贴旅行费用，学生活动的经费也要由学校补贴，免费发给讲义等等。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从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蒋梦麟描述道：“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6〕此时的北大，长幼全无，规矩尽失，当年不过二十六岁的梁漱溟也觉察到学生中有些人的自私，对道德规范的败落导致青年任意而为率性而行感到失望，“我们没有法律、司法的意念，……这是我们民族的弊病”〔7〕。
蒋梦麟虽然代行职事，但许多校内纠纷非蔡元培亲往而不能处理，迭经函电交驰敦请，蔡元培只得于9月10日离杭启程，12日抵京，重进北大执掌校政。1920年冬，蔡元培奉派赴欧美考察教育，于12月底抵法，先后到比、德、奥、意、瑞士、荷兰、英、美考察，于1921年8月中旬出席夏威夷太平洋教育会议后返国。其出国期间，北洋政府久欠教育经费，各校教职员向政府请愿，反遭警卫殴打，故而宣布罢教，各校学生起而声援，迁延数月，北洋政府乃为补发欠薪，表示歉意，各校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对教师罢教大不以为然，召集北大教职员痛责：学校教育青年不要轻率闹事罢学，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他坚决要求将罢教期间的薪水交出归公，得到教职员的附议〔8〕。此后，北大再未发生教职员罢教之事。
1922年10月，北大教务会议通过一项议案，因讲义印刷需要费用，规定需要讲义的学生必须先购讲义券，然后才可得到讲义。每学期每门课收入讲义费一元，平均每学期每位学生负担不过六、七元。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包围蒋梦麟总务长，要求收回成命。蔡元培闻讯，非常震惊，立即赶到现场，亲入重围，告谕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定。多数学生散去，但仍有一些示威学生不予理睬，鼓噪叫嚣，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蔡元培告诉学生，有关讲义费的规定由他一人单独负责。蔡元培气愤极了，袖子高高卷到肘部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地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学生在校长面前围成半圆形，蔡元培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相当距离。往日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谦谦蔡氏，这会儿被激怒了，成了一头正义之狮。
学生与围观者渐渐散去，蔡元培回到办公室。可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坚持要求取消讲义费，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教务长顾孟余出来打圆场，答应考虑延期收费，这才算将事情解决，平息了这场著名的“讲义费风潮”。蔡元培在自述中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十八日少数学生暴动”。事后，蔡元培深感焦虑，表示立即辞职。学生们得知后，翌日上午在大礼堂集会，共商挽留蔡校长之策，学生踊跃参加，座无虚席，登台发言者均主张挽留校长，台下嘘声一片，反对者竟至上台殴打，发生冲突。下午在原地重新集会，事前声明系商议挽留校长会议，不同意者不许参加，到场人数更多，一致决议挽留校长，对滋事学生请学校予以处分。旋召集教授会议，决议将为首滋事的学生冯某开除学籍。可是，伤心失望的蔡元培仍然决定赴欧旅行，再由蒋梦麟代理职事。“讲义券事件”后，因北大学生对过激分子的捣乱有所警觉，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起过风波。
在清华，“五四”过后也频起风潮，张煜全、金邦正两位校长接连被学生列队“欢送”离校，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