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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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不明智的选择。
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政府感到强烈的不满，但他毕竟还是政治顾问，他还天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为中国政府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理循分析了局势后极力劝说袁世凯参战，加入到协约国行列中。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威信，忙着为袁世凯政府与英、法、俄等国游说。在莫理循看来，对于危机四伏的袁世凯政权来说，加入协约国行列并参战，可以“起到提高国家声望的作用”。他还给袁世凯解释说：“中国的民族意识刚刚苏醒，当国民知道他们的国家与世界强国结盟为文明而战时，他们的新生爱国热情将得到鼓舞。另外，中国将通过为协约国制造武器而得到应得的利润；她的兵工厂将得以重组，并装备上现代化武器；在战后涉及中国命运的谈判中，中国会在和会上拥有发言权。”莫理循以一般的政治判断认为，袁世凯要在危局中翻身，应该把心思放在怎样和协约国合作并争取利益上，但他显然不知道，一贯对新事务无知的袁世凯对此并无兴趣。袁世凯一边在和协约国合作上应付了事，一边在加紧镇压内乱，并筹备自己当皇帝的登基事宜。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对外宣布中国民国灭亡，洪宪帝制时代开始。莫理循对袁世凯不顾他及国民的反对，逆历史潮流，葬送共和，恢复帝制感到非常厌恶、痛苦，他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1912年我满怀希望开始为这个政府服务，现在我的失望和当时的希望一样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他称帝八十三天后在紫禁城里死去，洪宪帝制时代也因此结束。在袁世凯死后，莫理循还在为黎元洪、徐世昌等政府效力，但他显然不是出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忠诚而做出的，而是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对共和的希望而努力的。他对黎元洪、徐世昌等人并无好感，认为黎、徐都是“丝毫没有共和思想的人”，但他继续为黎元洪、徐世昌政府献计献策，希望能维护中国的统一；在巴黎和会时，他还极力为中国争取利益而去得罪日本……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努力与“服务”都不能阻止中国军阀混战局面的发生，不能挽救中国继续被列强欺凌的局面，中国在黑暗中积聚力量，在黑暗中等待爆发。
1920年，莫理循这位老牌的中国通在走完了他的五十八年人生经历后，永远离开了尘世。
（引文均出自（澳）西里尔·珀尔著《北京的莫理循》，檀东鍟、窦坤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注释：
〔1〕（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
〔2〕〔3〕苏全有：《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5月30日。
不可救药的误读
——读《留东外史》
？ 李兆忠
作为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的开山之作，《留东外史》的问世，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是一个极大的尴尬。这部洋洋一百余万言的“巨著”，在对日本的不可救药的误读中，凸现了中国人精神的负面与深刻的道德危机，还有恶劣的中日关系下两种文化令人遗憾的“互动”。
这部以东京为舞台、以中国留学生和海外亡命客为暴露对象的异域小说，主要写了两件事：“嫖”与“侠”；共同的寓意不外乎：“大中华”摆平“小日本”。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所遭受的种种耻辱，由不肖生的如椽之笔，得到了想象性的洗刷。
整部《留东外史》不遗余力演绎的，是“日本是个卖淫国”这个神话，翻来覆去捣鼓的，就是“嫖界指南”的那些劳什子。号称“南周北黄”的嫖界领军人物周撰与黄文汉，一个仗着“顾盼多姿”的容貌，随心所欲地玩弄日本女子，自吹“除了皇宫里没有去嫖过，其余都领略过了”；另一个嫖侠结合，将痞子精神引入风流情事，发明了“吹要警拉强”五字嫖经，仗着一身蛮力和“日本通”的优势，在东瀛嫖场上生龙活虎，如鱼得水。
在中国浪子的眼里，日本女子的“淫”，总是与“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那种在郁达夫、陶晶孙笔下常出现的“淫”而“高贵”的东瀛丽人，在《留东外史》里一个也找不到，即使是偶尔写到一两件“清雅”的艳事，也显得十分勉强，压不住底子的恶俗。这个差异，显示了西风东渐历史潮流下留日学子不可避免的分化，在思想先进的“创造社”作家的眼里，日本女人已被赋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类似西方的“女神”而不能亵渎，而在思想陈腐、受道学毒害的中国浪子的眼里，日本女人终究不过是泄欲的工具。第九章，粗鲁无文、品位低劣的郑绍畋这样贬低日本女子：“日本不是世界公认的卖淫国吗？日本女子除卖淫而外，有什么教育？你到日本这多年，你见日本女子除了卖淫、当下女、充艺妓、做苦工几种，有几个能谋高尚的生活的？”——事实上，中国浪子的“嫖经”，大半与日本女人的“贱”有关，周撰声称：“日本女子有种特性，只怕不能时常看见，凡是时常看见的，只要自己不十分丑陋，就没有弄不到手的”。“日本女子的特性，就是不肯太给人下不去”。（第二章）作者甚至这样一口咬定：“日本人有一种特性，无论什么人，只要有钱给他，便是他自己的女人姊妹，都可介绍给人家睡的。”（第三十七章）
在近代以降国际秩序发生根本性逆转、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大中华”意识面临危机，变形为鸵鸟式的自我陶醉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具体到后起之秀的“小日本”，更添一层复杂的况味。黄文汉大白天带人去嫖娼，在那里遇上日本兵士，兵士问他：“大远的到敝国来求学，为何礼拜一的不去上课，却来这里胡闹？”黄文汉悖然作色道：“这话是谁教你说的？你知道我是来求学的吗？我说句失礼的话你听，我在国内的时候，听说贵国美人最多，最易勾搭。我家中祖遗了几十万财产，在中国嫖厌了，特来贵国研究嫖的。今日就算是我上课的时间，难道你可说我来坏了吗？”完全是一副无赖的派头。（第四章）胡庄等聚集赌博，被警察当场拿住，捉去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日本警察板着脸教训了他们，对中国留学生的“过于不自爱”和“柔和的性情”作了一番揶揄，不料遭来一大篇理直气壮的反驳。胡庄的嫖家赌客理论言之凿凿，不容置疑：“这赌博的事，在世界各国，也就止贵国禁得不近情理。至于一个月有二十多件嫖淫卖妇案，更不能专怪敝国人不自爱。男女之欲，越是文明国的人，越发达。敝国国人到贵国来求学，远的万余里，近的也有数千里，至多也须一年方能回去一趟，况都在壮年，此事何能得免？”然后对日本的公娼制度、艺妓和铭酒屋进行一番抨击，强调中国留学生嫖淫卖妇的理由，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贵国不是从有留学生才有淫卖妇的，是留学生见贵国有淫卖妇可嫖才嫖的。这样看来，贵国的淫卖妇，也就未免太多，贵国的人也就未免太不自爱。敝国人性情柔和，诚如尊言。大国民气象，自是如此。敝国虽弱，只要贵国少怀点侵略主义，则东亚和平，想不得由西洋破坏。”（第十一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汹汹叫嚷“日本女子贱”的中国浪子，偏偏在东瀛女子身上尝到了在自家不曾尝过的甜头，犹如老鼠掉进白米缸，大有乐不思蜀的劲头儿，正如书中一位小亡命客说的那样：“几多伟人学士，和下女发生了关系，还公然正式结婚，大开贺宴。”
平心而论，比之于“嫖”，《留东外史》在“侠”的描写上更有独到之处。作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始祖，平江不肖生此时显示了自己的真正绝活。
可惜的是，这种品位纯正的描写在《留东外史》里只是偶尔一闪的火花。其实，依不肖生对武术的精通程度，如果能有一副正常的心态，是不难写出一部表现中日武术对话的精彩之作的。
“大中华”的优越感在“爱国心”推动下，必然导致浅薄的夜郎自大，派生出敌劣我优、敌愚我智、敌魔我神的一厢情愿的想象。《留东外史》在这方面，可以说走到了极致。黄文汉在与日本武士的交手中，总是占上风，永立不败之地，他先是挫败身强力壮、号称四段的柔道手今井，又徒手击倒手握长刀的剑术手吉川龟次，后又施巧计，连续掀翻三名相扑巨无霸，还在最后一位大力士屁股上踢一脚。萧熙寿打擂台，向顶尖级的日本柔道高手发起挑战，却被作了这样的限定：“第一不能用腿，不能用头锋，不能用拳，不能用肘，不能用铁扇掌，不准击头，不准击腰，不准击腹，不准击下阴。”到真的比赛时，萧果然动辄得咎，连连被判“犯规”，一气之下，只好退出比赛。日本的一流柔道手被形容得獐头鼠眼，萎琐不堪，还没有交手，就连连退缩，一副胆小懦弱的样子，甚至以下阴被捏相诬。大和民族一向引以自豪的国粹、大名鼎鼎的“武士道”，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中国浪子颠覆。
的确，比之于“嫖”，中国浪子在“侠”方面的优胜简单明快，没有半点的含糊和自相矛盾，遇上无礼的日本兵士，该出手就出手；碰上爱管闲事的日本警察，想捉弄就捉弄，完全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根本没有一点“弱国子民”的味道。然而这种优胜，多半借助流氓手段。
如果说黄文汉们的行为有可理解的地方，那就是“小日本”对中国的忘恩负义及其狼子野心。在去箱根徒步游历、寻花问柳的途中，黄文汉遇上颟顸无礼、军国主义思想严重的日本陆军少尉中村清八。中村名为拜访，实际上是来炫耀“大日本”武力，鼓吹“日支共荣”（就是日本吞并中国）。中村的狂妄与傲慢，简直到了可笑的程度，居然说出这样的大话：“若论实力，不是说夸口的话，像现在贵国这样子，除已在贵国的兵不计外，只再有十万兵，就是不才带领，贵国四百余州，也不出一年，必能奠定。”（第十四章）面对日本军官的挑衅，黄文汉不急不躁，先是装孙子，引其入彀，俟其马脚全部暴露后，突然翻脸，一篇长长的、理据充足的痛斥，把中村驳得哑口无言，尔后，黄文汉猛地跳起身，伸出手臂，横眉怒目，要与中村决斗。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学子，中村只好赔礼道歉，无趣而退。
这是黄文汉惟一的一次真正体现人格尊严、值得称赞的行为。然而在令人振奋之余，不免使人感到另一种悲哀：留日文学中如此有力度的“抗日”表现，并不是出自以进步自命的“创造社”诸公——他们都沉湎于苦闷虚无的自我表现，而是出自不肖生这样的思想陈旧、游民气息浓重的文人！
然而，像黄文汉那样嫖侠双全、能文能武的“游民知识分子”，就能担当起抵御外侮、振奋民族精神的重任吗？尽管不肖生以如椽之笔，替受尽压迫的中国人舒了一口恶气，毕竟不是中锋用笔，着了他的道，中国人看日本的眼光只会更加歪曲、更加片面、更加离奇。既然作为大和民族勇敢与正义象征的武士都是如此不堪，那么一般的日本人，就无须多说了。这部洋洋一百余万言的小说里，有点人样的日本人几乎找不出几个，他们个个萎琐、小气、贪婪、顽直、死要面子、装模作样，甚至心术不正，作者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蔑视，抨击之语比比皆是。
《留东外史》产生于中日关系最恶劣、中国人的精神最昏黑、最绝望的时期——这是我们解读这部小说务必记住的一点。作者在东京旅馆的“阴霾一室”起草这部小说时，是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就是1914年的岁末，而小说第一部以“不肖生”的笔名由民权出版公司初版发行时，是1916年5月。这正是日本紧锣密鼓地向中国提出具有颠覆性的“二十一条”、企图吞并中国，中日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同样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最黑暗、社会最混乱、道德最堕落、“厚黑学”最猖獗的时期。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自从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一直到1917年‘五四’运动以前，短短七年时间里，一切内忧外患都集中表现出来，比起过去七十年忧患的总和，只有过之而无不及。”〔1〕孙中山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这样写到：“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2〕《留东外史》以非常的方式回应了这个时代，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立此存照”。
就像作者以“不肖生”自命的那样，小说一上来就坦称“古人重隐恶而扬善，此书却绌善而崇恶”，将道德姿态尽量放底，既给自己的堕落铺好了台阶，又顺理成章地迎合了时风。这一切当然都离不开作者的“留学”经验。包天笑在为向恺然（即不肖生）作的传中这样写道：“据说向君为留学而到日本，但并未进学校，却日事浪游，因此于日本伎寮下宿颇为娴熟，而日语亦工。留学之所得，仅写成这洋洋数十万言的《留东外史》而已。”〔3〕这段话可以与小说开宗明义的自我陈述互相印证：“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说是实心求学，一月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来，祖遗将罄，游兴亦阑，已渐渐有倦鸟思归故林之意，只是非鸦非凤地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写什么呢？作者将留日的中国人分成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实心留学的，第二种经商的，第三种是既不留学也不经商，专门吃喝嫖赌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到日本的大大小小亡命客。作者称前两种人与自己“无笔墨缘”，因为他们“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而后两种人却有“种种风流趣话”和层出不穷的“丑事”供自己揭发：“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着拳，丑事层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如此的写作动机与兴趣，决定了《留东外史》的格调。包天笑说这部小说，“所写都是吾国留日学生的异闻艳迹。其中所述，有影射某人某事的，凡是日本老留学生，都能指陈其事。”〔4〕民国文化史杂家郑逸梅也认为小说中的描写“十有九实”，可以证明这部小说有很强的纪实性成分。可惜的是，由于玩世的心态和低级陈腐的趣味，这种“影射”并不能给人多少艺术上的真实感。
《留东外史》问世后，引起新文学界的猛烈抨击，鲁迅将这部小说斥为“嫖界指南”；周作人认为它“不诚实”，不是“艺术”作品。〔5〕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留东外史》在世俗社会中引起巨大的轰动。小说一百六十章，分六集，附批语，历时十年出版。这个事实本身也在说明问题：一部现炒现卖的东瀛异域小说能够如此长久地畅销，显示着大众期待的满足程度，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小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