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政界往事 作者:徐磊-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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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载死后，代宗朝基本算是平静下来了，因为两年之后他也病死了。虽然五月初三刚得病，二十一日就驾崩，显得有些太快了，但无疑传位德宗是一次正常的顺利的权力交接。
大历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适的即位，宣告了代宗朝的结束，留下的仅有“大历”这个年号的余音。
尾声
唐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没有哪一个王朝可以比得上它的强盛，然而也没有哪一个王朝的前后变化有如此之巨，从这个角度来说，安史之乱实在是一场具有非常“意义”的大乱。然而乱后，唐朝毕竟生存了下来，尽管中晚唐都有点半死不活的样子，但总比八王之乱后立刻灭亡了的西晋要幸运了许多。
唐朝花了总共两朝八年的时间平定叛乱，肃宗从即位开始便笼罩在这场动乱的阴影之下，而代宗则需要在乱后花费很长时间来弥补战乱的伤痕。不管怎么样，从代宗手中交到德宗手中的唐王朝已经很平静了。代宗也没有把中央朝廷中对自己儿子的权力有威胁的人物留下来（怀疑代宗突然杀元载，是否也有这个原因在其中）。
肃宗是个很可怜的皇帝。而代宗最大的特点，似乎是他的优柔寡断。两位皇帝于才能上都没有突出的地方，还都受制于人。也许，肃宗身体不好对此有一定影响，而代宗则更合适用“自作自受”来形容，他一手提拔了几个人，最后又一手把他们毁灭。
当然，两朝都没有使唐王朝彻底走出阴影再度兴旺起来，而且代宗甚至还有点走下坡路。但不可否认，这两朝的承接对唐王朝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没有肃宗朝的铺垫，代宗不会很快结束战乱；如果没有代宗朝的平定战乱和一定的休养生息，德宗乃至于后面宪宗的所谓“中兴”都无从谈起。因此，肃代两朝可谓安史之乱后的曙光。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改元建中，肃代两朝彻底落下了帷幕，唐朝从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外篇
诗的王朝·唐代诗歌之我见（1）
诗的王朝——唐代诗歌之我见
公元618年，李渊废黜隋恭帝，改国号为唐，年号武德，由此开启了李唐王朝的基业，开启了这个“诗的唐朝”——这是颇具艺术眼光的闻一多先生的话。
是啊，还能有哪个王朝当得起“诗的王朝”之名呢？无论是帝王与布衣，文人雅士与贩夫走卒，抑或闺中女子与沙场男儿，都或嘹亮或低沉地歌唱着，只有唐朝才拉得出这么一支庞大的诗人队伍。就连盗贼遇上了诗人，也礼让三分——他们要的并非诗人羞涩囊中的那一点点可怜的银两，而是一首诗。居然连唐朝的盗贼都是这么风雅？
然而，公元907年，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朱温以同样的方式废黜了唐哀帝，建立了后梁。经历了将近三百年的辉煌，唐朝走到了它的尽头。然而政治上的结束，却没有终结唐朝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曾经伫立在长安的雄伟宫殿已然烟消云散，虽然这个诗的王朝在悲歌中结束，但这个王朝的诗却并未终结。在今天校园里的读书声，在孩童呀呀学语的声音中，在人们悠扬的诵读声中，它们一直在延续……
一、余韵
唐初的诗坛，仍有着六朝时的锦色。华丽的词藻，清婉的声韵，娇媚而又轻柔。诗中不乏的，是华丽的高阁，满园的花树，艳妆的美人。这是宫体诗的特点，或谓“齐梁之风”。
书法会令你雾里看花，譬如软弱的赵佶会写出瘦金书那样的字体。文学，竟也带有欺骗性。前有歌咏大风的刘邦，后有吟唱黄菊的朱元璋，而战场上更加英姿勃发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倾心的竟是柔媚的诗文。虞世南、褚亮等人，也深染着六朝文风。而印象中一脸严肃，又一贯喜欢与李世民“作对”的魏征，在诗的写作上再次与李世民唱着反调，他那苍劲而有力的诗歌使他在众人中显得很特别。然而，李世民毕竟不是吟着“玉树流光照后庭”的陈后主，他可以写出“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这样的句子和《经破薛举战地》这样的诗歌，因此，《全唐诗》开篇第一卷曰：“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就是这来自北方男儿的豪气，为南朝的婉转之中注入了风骨，仿佛一位善舞美人，柔肢不再无力，终于成为挥洒着飘逸的彩带翩舞于云霞之中的飞天——美啊……
美包含着两个不同的方面，如同色彩一般，有温暖之色，也有清冷之色。徜徉于柔美之中，清风忽来。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历来不乏仰慕者。衷情于道家的王绩，向往着像陶渊明一样的诗酒风流，于是他淡薄了功名利禄，衷情于琴书诗文，也不愿理会与己无干的政治，只在明月之下纵酒，憩于自己的精神天地中。
以为古人说的都是苦涩的文言吗？非也，王梵志的诗便露了玄机。如果说诗是雅文学，这位有名的“白话诗人”偏偏背道而驰地把诗写得朴实甚至是俗野。口语、俗语，对他而言都可以入诗，从语言上来讲，王梵志为诗歌来了一次“二次革命”。
唐代文人雅士宴集图
二、初成
唐初的宫廷诗，上官仪把它发挥到了极致，甚至自成一体——上官体，这是唐朝第一个以诗人命名的诗体。上官仪成就了宫廷诗，却也为宫廷所累，他被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上官仪的死却是强制性地收束了“江左余风”。
于是，四个天才少年意气风发地走来了。“王杨卢骆当时体”，几十年后杜甫仍怀想着“初唐四杰”。怀才易遭人妒，四杰非但没有收敛锋芒，反而更加张扬地展现着自己的傲岸甚至是张狂，睥睨着他们脚下的世俗。
天才似乎生来就是为了经受磨难的洗礼，而四杰又格外地饱受磨难。裴行俭当年对四杰的评价，不想却成为准确的预言。“炯虽有才名，不过令长，其馀华而不实，鲜克令终”。四人中，王勃渡海堕水，惊悸而死；卢照邻不堪忍受病痛折磨，投水而逝；骆宾王随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后不知下落；只有杨炯得善终。
四杰的诗作中，离别诗占了相当一部分数量。“多情自古伤离别”，但四杰的离别诗除了文人式的凄悲，又额外有着豪士的爽朗，正是这种豪壮的大气，反而又冲淡了原本的悲凉与无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又何必为远行而悲呢？于是，化悲凉为悲壮，化感伤为感奋，款款深情中或许会有泪水，但继之现出的是豪情的微笑。有了四杰树起的孤高一代的旗帜，唐诗终于告别了六朝文风，真正地踏上了自己慷慨激昂的道路。
而陈子昂将古琴惊天一摔，又摔出了一个“更上一层楼”的信号，摔出了他的精神气质，摔出了他的个性风采。诗如其人，在陈子昂栩栩如生的动人诗篇中，喷薄出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凛然站在幽州台上的他，迎风而立，不加雕琢地吟唱出一首《登幽州台歌》，使后世的文人志士们，随之泪下，随之感慨，更为之唏嘘。
唐诗之成熟，还表现在这时产生了一种新体，即七律。这就不能不提宋之问和沈佺期了，他们在七律的成长上功不可没。虽然这二人公认的“文人无行”，但宽容的唐人没有因人废诗。从长安的宫廷中走出，是宋之问的梦醒时分。前往万里之遥的岭南，宋之问可曾想到这是一条不归路？或许，早发大庾岭的他方显出一分诗人本色，悲凉之声令人恻然。沈佺期为人强于宋之问，但其才却又不如。德才在他们身上开了一个玩笑，竟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诗的王朝·唐代诗歌之我见（2）
还有，魏晋风度的刘希夷，以一颗感伤的心，感受着落花飘零与刹那芳华流逝的心痛。当雪白爬上曾是红颜少年的缕缕青丝之际，回首但看往事，空留下类似“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般的别样凄美韵味——“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一语成谶，《代悲白头翁》成为他永恒的悲歌。
按闻一多先生的话，刘希夷是带来了一个宁静爽朗的黄昏，而张若虚则是更加宁静爽朗的月夜。月夜，是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首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在诗史上无疑是个奇迹——月光之下，物我合一，情景相生，伤感而无奈，流丽而婉转，空灵而缠绵。“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有四杰的清傲，有子昂的慷慨，有沈宋的雅致，还有像刘希夷、张若虚那样的幽静，唐诗丰满起来了。
三、盛唐气象
韩滉《文苑图》
时至开元，大唐王朝如日中天，经济繁荣，生活富足，思想解放，个性张扬，但如果没有与之相配的文学，则这个盛世未免单薄。事实上大唐盛世根本毋庸为此忧虑。不必怀疑，现今能让你脱口而出的，必是八方雄视万国来朝的盛唐之音。
如果说盛唐的诗坛如同一个乐团，那么其中有边塞诗人豪放的军旅进行曲，有田园诗人清逸的天籁雅音，还有李白男高音一般高亢嘹亮的歌喉。这是一幕大戏，人物众多，曲调各异，然而激昂的主旋律却总是那么磅礴大气——这是盛世的长歌。
高岑为首的边塞诗派，或铺陈描绘着塞外的奇致景观，或尽情抒写着慷慨的报国之情，或擦拭着对故园怀想的一滴男儿泪。高适毫不遮掩对功名的追求，坦荡自信地写出自己想干一番轰轰烈烈地事业的雄心。岑参更构思奇险，妙笔生花，写出往往令人耳目一新的诗篇，“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黄沙莽莽黄入天”，三句一韵的诗一气呵成，不事停滞。诗家夫子王昌龄，七绝与李白携手比肩，更有悲壮之歌，其“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气，“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壮志，令人热血沸腾。王之涣的一曲《凉州词》，琅琅上口，一举奠定了他名家的地位。还有李颀、崔颢等人，也唱着同样的边塞之歌，这正是泱泱大国神采奕奕的盛唐气象。
王孟则领着一群诗人们在田园里或笑谈放歌，或畅饮美酒，在清雅的山林中，在幽静的月光下，寻觅着自己的乐园。王维诗画具工，才情并茂，将诗情与画笔结合，绘出山水田园的浊浊诗意，写出山水田园的生机盎然，“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生就的逍遥与禅悦。潇洒自由的高人孟浩然，飘逸散淡，如天上闲适的云，如水边悠哉的鹤，“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生就的悠闲与恬适。还有裴迪、祖咏、储光羲等诗人，无不细致地审视着田园山水，毫不吝啬地歌咏着这份优美，从侧面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安定，和乐观开朗的时代精神。有了这一分安宁祥和，盛唐气象更是锦上添花，丰富而多彩。
盛唐空前繁荣的文化，哺育出一位中国文学史上光彩照人的诗仙，这便是李白。李白是天之骄子，不然何以让贺知章一见即呼为谪仙呢？李白很傲，便是天子，也无法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然而李白并非目中无人，他所看重的，是像孟浩然、王昌龄那样有着诗文雅兴的友人。李白固然傲气，却并不狂妄，面对诗名在他之下的崔颢的《黄鹤楼》，李白可以停笔不写。这才是真正的潇洒，真正的傲岸。李白喜欢明月，在月下酌酒，在迷醉中放声纵歌。壮丽的山河，美酒与明月，是他写不完的主题。奔放与豪迈，高古与圆融，共同构成了李白诗歌引人入胜的风景线。李白唱出了盛世最强音！
四、低谷
安史之乱的暴风骤雨吹散了盛唐气象，只见乌云滚滚而来，悲声四起，文学似也受了感染，低下了盛唐高昂的头，而变得沉重起来。
由盛唐而入中唐的杜甫，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乱的全过程，目睹了各处的人间惨剧，用诗书写了一部青史。如果说诗仙李白是在壮游中高歌，那么诗圣杜甫则是在漂泊中低吟。杜甫诗中，充满了对国家前途的诚心牵挂，对黎民百姓的真心同情，毕其一生都没有丝毫衰减。杜甫自己又何尝不苦呢？然而，若有千万广厦得以使天下寒士安定欢欣，便是他一人受冻而死，也会心满意足，含笑九泉。这是何等伟大的胸襟，怎样高尚的情操啊！能不为之感动？能不为之泣下？……
大历的诗坛一片萧索，幸好还有十才子苦苦支撑。但，依旧是那样的边塞，却多了些哀思；依旧是那样的田园，却多了分荒凉。和盛唐比起来，风光不再，一切都被重创的悲风吹上了一层灰蒙蒙的萧索。
李益、卢纶的边塞诗，以低回的悲情代替了盛唐的激越，偶尔也有“回乐峰前沙似雪”的高亢，但依旧是“一夜征人尽望乡”的哀响不绝于缕。刘长卿的诗，如果以画作比，近于白描，他用简淡的笔墨抒写着个人的孤独寂寞，正像他笔下的“风雪夜归人”。和杜甫一样，韦应物也是由盛唐走向中唐的诗人，他回首望向盛世时的泪光，夹杂着对民生多艰的叹息，共同交织成盛唐余响。
然而也只能是余响了，大历诗人们不再有盛唐诗人的热忱，不再意气风发，在他们文人式的儒雅中，夹杂着文人式的怯懦。“独怜幽草涧边生”，他们如同涧边幽草，品味着幽谷的落寞。
诗的王朝·唐代诗歌之我见（3）
五、中兴
随着战乱的远去，硝烟散尽，乱后的满目疮痍也渐渐得到医治。虽然会留有疤痕的记忆与余痛，但唐人们毕竟重新开始了生活；虽然不会再有那样的盛世繁华，但这份安定已然难得。于是文坛又热闹起来，元白、韩孟、刘柳……脑子里突然想到了一个词：“文艺复兴”……
元白二人是挚友，交谊深厚，而且主张也一样。他们一起提倡诗要写得平易，因此不必为看不懂他们的诗而担忧。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于是便有了《新乐府》、《秦中吟》等作品。然而现实却和他们开了个玩笑，白居易的“时事诗”并不很为时人所重，倒是感伤诗、闲适诗等不胫而走，传唱四方。不谈《长恨歌》、《琵琶行》，便是短小的《花非花》，亦是唯美感伤，意境朦胧，令人沉浸其中而不自觉。白居易感伤着，为社会也为个人，各种失意最终让他躲进佛理中小憩，而这一歇却再也跨不出来。元稹则感伤着家庭的失意，当他拥有了宰相的富贵之后，想起当初“贫贱夫妻百事哀”，于是用缠绵悱恻之笔，抒写着对亡妻的悼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笔下的离思别有一番瑰丽的悲情。
与元白相反，韩孟诗派则故意把诗写得晦涩难懂。或许多少和韩愈文章功力深厚有关，韩愈就是在以文为诗，配合他的以丑为美，可谓另辟蹊径。除了韩愈，没有哪一位唐代诗人能想起来把打鼾写进诗中。险怪，同时也是孟郊的特点。韩愈则是雄奇与险怪兼得，从而成一代大家。
科场上少年得志的刘柳，同为“永贞革新”的风云人物，然而随着革新的失败，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几度被贬谪。人生的失意没有打倒两人坚强的意志——柳宗元是一副硬骨头，刘禹锡则是一副又硬又傲的骨头。“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有谁能像刘禹锡这样几次因倨傲的态度被贬，等回来时年近六旬却依旧昂着高贵的头而不肯服输？玄都观，刘禹锡九死未悔地在这里与朝廷纠缠了二十年。然而“硬汉”刘禹锡却为着友人同时也是恩人的柳宗元的早逝痛断肝肠。在诗歌上，他们也是两颗璀璨的星，不为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