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政界往事 作者:徐磊-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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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雁门解围，通鉴、新旧唐书上当然都要这么写。但据说当时李世民所投的云定兴军的情况是只能自保……
随后李世民随李渊到了太原。从小时候开始他基本上一直是跟着李渊各处奔走，这次全家当中李渊就只带了他一个去赴任，而把李建成、李元吉等人全都留了下来。推测他这样做是因为隋炀帝喜怒无常，尽快地赴任以免夜长梦多，当然就不能把全家都带上。但一个人去的话又太孤单，所以带一个儿子在身边有个依靠。而带谁去则说明了他的偏爱——他的确是偏爱李世民的。在路上，李渊悄悄地对儿子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这样的言行可不像是教育儿子要忠于朝廷，相反，这句话表达了李渊那若有若无的反意。
李氏家族是有野心的家族，乱世出英雄，这样的家族此时当然不会没有动静。看一个漫画中杨广说过一句话：“李渊这家伙生了一窝反贼。”不错，李世民就是那窝反贼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到处招兵买马，然后又劝李渊赶紧起兵。结果某一天出现这样一个情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站在桌边，手中握笔，满脸“怒气”；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年立于一旁，稚气尚未脱尽，脸上兴许还有些许委屈……“你这样说大逆不道，我把你拿去交给朝廷。”“你要拿就拿吧，我不会辞死的。”自然很难想像李渊真会这么做，也许李世民还真有些有恃无恐。
后来李渊因打突厥不利，隋炀帝千里之外派使者来将他下狱。李渊大概后悔极了，要李世民赶快回河东找李建成起兵，李世民则流着泪说：“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也就是劝李渊去做“贼”，真是有点可爱的天真，刘邦当年的做法当其时还能不能行得通，似乎欠考虑。其实我觉得太原起兵时的李世民还是有很浓的孩子气的，很有点像由德语转到英语的一个词：Naive。一场虚惊过后，得到释放的李渊则加紧了行动。最终在晋阳宫兵变中成功地干掉了王威、高君雅，然后正式宣布起义。
那么晋阳起兵谁是主谋呢？起兵之事，李渊一定想到了，李世民也想到了。问题是究竟是李渊教导李世民，还是李世民劝李渊。如果说是前者，则李渊并未有非常明确的指示要他去做什么。如果说是后者，则李渊并非完全没有想法。可以说他平时的一些言行无疑是播了野心的种子，那么他自己又怎会没有野心？有人说李世民是猜测着李渊的心思而后行动。其实李世民对于父亲想造反根本不必猜测，因为李渊经常把这个意思单独说给他听。李渊曾和宇文士及明确谈过起兵，这种事都能和外人说，自己的儿子又怎会毫不知情。只是李渊说的大都是理论，而要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落实到行动中，就要靠李世民出面了，因为李渊有种种不便不宜直接由他去做。父子二人配合得非常好，一个纵观大局宏观调控，一个紧抓细节积极运作，终于成功地起义了。然而这时有一件事，引起了后来的文人苏轼的注意：他看到李世民当时一味劝父亲起兵，却从未说过他的兄弟们该怎么办，觉得奇怪，猜测是他根本没想过他们，或许是故意的，想借刀杀人，免去日后之争。东坡先生的这个想法多半还是有点由结果推原因了，实际上当时只怕多半是顾不上这个的，而且也并没有完全不管啊，信还是发了的，不然李建成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从太原到长安，一路上比较顺利，就是中途打宋老生时有点麻烦，当时连日阴雨而且粮草也快用完了，害得李渊差点想回去。《起居注》和新旧唐书上关于这里的记载有些差异，《新唐书》上是李世民哭谏了一番之后，李渊让他去追回已撤退的左军，结果“失道入山谷，弃其马，步而及其兵”，着实辛苦；《起居注》则是李渊说了一番什么“宋老生乳臭未干（由此可见宋老生也比较年轻，只是李渊自己的孩子就不是乳臭未干了吗？），屈突通胆子太小”之类的话后便出兵了。有人曾以新旧唐书上写得栩栩如生而推出造假的可能性不大，的确是这样，毕竟编一个故事要比描述一件事难得多了。而且，写《起居注》的时候，温大雅更多的应该是凭自己看到的事情来写，如果是李渊父子之间的话，如果他们不说，他也是不知道的。可李渊他们也没有那么多功夫跟温大雅说当初我们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比如李渊那次说要把李世民拿送朝廷的话，温大雅就没记。李世民大概也不会去和温大雅说这些事情，所以在《起居注》中就只能看到也许是已追回左军之后李渊对外的表现了。
独步历史的天空——李世民（2）
后来兵分两路，按理应该让稍长的儿子自带一军，但李渊似乎更相信李世民的能力，倒是李建成要由自己来带。可以想见，李世民一直在李渊身边，平日里耳提面命，其能力如何自然清楚，而李建成则是平日在家里守家，又能守出什么本事来？李世民那边一路上招降纳叛，就是这时遇到了他姐姐平阳公主的人马。现代的人总是能从平常的记载里看出什么东西（尽管我也有点这样），我就看到一篇文章里说李世民是用阴谋吞并了他姐姐的部队……这个不符合逻辑，因为平阳公主和李世民当时都带的是他们父亲的人马，而且平阳公主也不存在什么野心要自成一派掌握兵权，所以此时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疑问。
李渊建国后，史书上记了这么一笔，说有人劝李渊立世民为太子，李渊也这样问过李世民，结果遭到李世民的拒绝。好像很多人都对此质疑，说如果有人这样建议，为何不大书特书云云。以我的猜测，首倡此议的人，会不会就是刘文静呢？他是首当其冲被李渊干掉的。也许当时的情况是，他首先这样提议，然后有些人随声附和。但随声附和到底只是附和而已，而且又是大家一块说的，有“法不责众”之说，因此李渊也不会真把附和的人都记清楚或确认为是李世民的人。很多人都是从太原过来的，对李世民更拥戴一些很正常，何况李渊当时应该是有心立世民，所以对此也不会过多在意。而日后想起此事时别的大概都记不清了，但是对那个带头的人却印象格外的深刻，所以刘文静后来的被杀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就是杀一儆百的那个被李渊记得最牢的“一”。当时的新生王朝尚未有太子，没有太子时立一个比有太子时废一个再另立简单得多。看牛致功的《唐高祖传》里（牛先生可是很拥护李渊的，而且也有些倾向于李建成），在此书中他认为李渊此时要立的是李世民，理由是：从时间上讲，封世民为尚书令在前，封建成为太子在后——问过世民之后，他不同意，所以封他做尚书令以为补偿，过了几天才立建成为太子。无疑这是说得通的。
那么唐朝立国，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一般一个朝廷初立封王时，多用这些古代大国的国号，到了后期则因为这些都用完了，所以只能用其他的字，于是什么王都有，典型的像太平天国，什么补王、对王、畏王、就王、顶王、听王、梯王，按一位朋友的话说，就是他们认识的汉字几乎全都用上了。相对而言，李世民的封号“秦王”是很威风的，不禁令人想到那个扫六合吞八荒的秦，那个雄视六国独霸天下的秦，再加上后来李世民的玄甲军也用的是黑色，和秦朝崇尚的黑是一样的，的确有一番“秦”王的味道。暗暗想到李渊的用意会不会正是如此呢？看他给元吉的封号齐，是战国时仅次于秦的大国。不过“齐王”在唐朝比较倒霉，凡是齐王基本上都不得善终，李元吉是一个，李祐是一个，后面还有一个李倓是死后加封的齐王，也算是一个吧。但是“岐王”就好了很多（唐末李茂贞也曾被封为岐王，但那时唐已无力控制大局，加之李茂贞并非皇室成员，因此不在考虑之列，不过，他本人倒也是善终，年六十九岁而卒。这里指玄宗的弟弟李范），不但平安过了一辈子，而且还颇有“好客”之名，杜甫、王维就常出入岐王宅府，李范死后还被追为“惠文太子”，可谓命好矣。看，虽然同音，但字不一样，差别居然就这么大。
武德年间基本上一直忙于统一事业的李世民，是李渊的一张王牌，是绝对的嫡系部队。不过这里不想多说他的胜利（前面乱世群雄那里说过一些），说一下他唯的一次败绩，就是征薛举的第二战。这是唐朝的开国第一战，也是开国第一大败仗。败的原因最大一条是李世民病了。他当时得病应该是真的，如果不病，应该不会轻易改变策略。只是他这一病，刘、殷二人掌管大小事务，改变了既定方针，最后也就大败了一次。但很难想像他们真的会先斩后奏，事前一点儿都不告诉李世民。而李世民也大概觉得战胜是板上钉钉的事，也就没再坚持：“打就打，你薛举已经是我手下败将了，怕你不成？”……这场开国大败仗，李渊丝毫没有追究李世民的责任——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对自己的儿子总如春天般的温暖。李元吉丢太原也是一例。丢了太原和败给薛举对唐朝当时来说都不是轻松的事，所以李元吉的责任也不一定比李世民重到哪去。相比较而言，李渊对李元吉起码还做做处罚的样子，而对李世民连样子都懒得做了，干脆省去，直接把责任推给了刘、殷二人。他二人的罪名是什么呢？看看差点成李元吉替罪羊的宇文歆，李渊给他的罪名比不听号令大败而归如何？要不是李纲，宇文大人就这样被李渊冤枉地杀掉了。刘、殷二人居然还能活下来？当是李渊自知理亏，没法杀他们，抑或是李世民求情，毕竟他是主帅。由此也可想见真正的“罪魁”到底是谁了。
不过以他那样的年纪成为唐军主帅，有些“老人”难免小看他。比如洛阳的王世充，就称李世民为“童子”。《说唐》里李世民有个别号“唐童”，大概就是源于此。然而那些比李世民大很多的人后来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千百年来，以二十多岁的年纪而平定天下，李世民不是唯一的人，但能够坐稳天下，他却是独一无二的。
独步历史的天空——李世民（3）
唐太宗李世民像
只不过那天下本来不该由他来坐，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玄武门之变”了。
武德年间的秦王，很像开皇时期的晋王杨广——不必奇怪，李世民和杨广很相像，这一点现在基本上是公认的事情。不过不同的是，李世民没有一个宠爱他的母后做后盾。
兄弟相争的起因，可以说是错综复杂。首先，李世民自己是有野心的——即使没有野心，后来都不见得能保平安，何况他本身就胸怀大志呢？房玄龄曾无意中对他说了一句话：“如果守藩端拱则怎么怎么样，必欲经营四海，则怎么怎么样。”这句话便露了玄机——李世民是不甘于做一介藩王的。很多人认为这是关于他的野心的最早记录。若说是白纸黑字的记录，可能是最早；但是李世民的野心一定比这还早。或许少年时就有了。这倒不是说他是什么天生野心家，但是他那个含义为“济世安民”的名字，他小的时候，不会没问过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吧——我们好像都愿意知道父母给我们起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依此类推而已。起兵太原，应该不单纯是为了避祸，其中也有雄心在作怪呢。
其次，要想夺嫡，就要有父母的宠爱。母亲一方是没问题，但问题是母亲死得早，就是支持也没用。而李渊，前面曾说过，他是偏爱李世民的。早年的一些事已经可以体现，而武德五年攻下洛阳之后，李世民风风光光地献俘太庙，比李建成回京时的简单记载是强了不少。当时李渊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写了一份诏书，着实夸了李世民一番，大意就是夸李世民“为自己解忧，是个好孩子”等等，当然原话可不是这么没水平，但意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此外《全唐诗》中还有一首诗，“和风拂世民，上下同欢宴”，其中“世民”是一语双关的用法。然后李渊又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十二卫等，通过这些可以看出来他此时应该是有废立太子这种想法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在扶植李世民。刘蓬春教授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封天策上将和领十二卫是改立太子的前兆，但有不同观点说这是他官职不能再进一步的象征。我更倾向于前者，至少后者的理由不能让人很信服。另外李渊也不是不能打破传统，不会一直认死理地坚守“立嫡以长”的规矩，比如他破格令平阳公主下葬时前后有鼓吹就是一例。禁军，一直都是敏感部位。禁军的统领权不是一般皇子能得到的，就算是太子好像也没几个。汉代的巫蛊之祸的主角刘据动用汉武帝的禁卫军也不是通过正当手段。当然，唐朝后来能掌管禁军的只有太子，的确也是受了唐初斗争的影响，可唐之前已经就是如此了。所以无论怎么看，李渊把禁军交给李世民都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此外，有一次李渊带着李世民到后花园去玩，还捉了条白鱼——这件事记在《薛收传》里，原因是捉到白鱼后让薛收写了篇什么文章。这篇文章我们现在是找不着了，但这件事却说明了李渊常带着李世民到处游玩。可是这样的话，那刘文静的被杀又做何解释呢？真的像某些人所说是为了打击李世民吗？我觉得刘文静此人性情褊狭，他气不过李渊重用裴寂冷落他，很可能转而一心辅佐秦王为帝，而且以他那样的性格若是表现在实际言行中也不足为奇。此时李世民在李渊眼中无疑还是个好孩子，而孙伏枷的上书中说要给太子诸王慎重择友之类的话，很可能提醒了李渊，要想让孩子不变坏，像刘文静这样从中生事的人绝不能留。再加上李世民和刘文静又是十分亲密，那李渊更不能让刘文静的馊主意腐蚀自己的爱子，所以他杀刘文静更多地像是一次为儿子慎重的择友行动。说实话我对刘文静倒没什么好感。李氏一家起兵之初，他就建议他们称臣于突厥。这可以说是“行大事不拘小节”，也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李世民就是被他教唆的。安国寺中的事件实际上可称作一次要挟行动，主谋应该就是刘文静。李渊对他印象不佳实在也怪不得李渊。由此可见，刘文静也绝不是什么道德高尚之人，当他有怨气之后，很可能真的会教李世民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教他不能甘心居于人下，或许还说过李建成什么，很可能是说他是个废物怎当得起太子，挑起了李世民取而代之之心。从李纲劝李建成的话中，我们可知当时两兄弟已有了实质上的冲突，没准也是受刘文静影响。兄弟不和，这是刘文静存在的重要结果。李渊当然知道这些，他绝不能再容忍这种行为，这就决定了刘文静的命运是必死无疑。求情时李世民自然还不清楚父亲的想法，所以难免心中有些不满。总之，正是有了李渊的偏爱，才会使兄弟之争成为现实，否则单是李世民自己有野心，而李渊从未同意的话，李建成还怕什么呢？
但是这事却是不能急的，偏偏李世民捺不住性子，在李渊还未完全决定时就做了几件傻事。我也倾向于杨文干事件是李世民“从中作梗”，至少，没起到好作用。李建成当然也并不纯洁，否则事后为什么对东宫的惩罚更重呢？李渊最终得知真相，而且气极了，对双方都做了处理。痛心之下，他看到李世民并不是他想的那样，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好孩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