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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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具有更高的价值，而在卢森堡，经济增长排列在第一位。平均而言，经济增长处于第二位，虽然在抽样调查中，意大利人认为同犯罪作斗争十分重要，而法国人则首先渴望一种“不一点无人情味的社会”。一种后工业的社会。　　　　
　　按照英格尔哈德的观点，一种新的趋势开始了。“经过长期的几乎不间断的经济增长之后，政治辩论的主轴从各种经济主题向着生活方式主题推移，其中包括一种那些寻找改变的人的社会组成的变迁。”他的材料与其说是令人信服的，不如说是发人深思的。他一再重提1970年、1973年和1976年的问卷调查，从中显示出，在一系列国家里，在1973年（估计在该年10月石油危机冲击之前）人们比1976年少些“物质实利主义”。换言之，我们在与摇摆无定的价值打交道，这些价值处于更为转瞬即逝的影响的之下。也许，“后物质实利主义”的气氛不太像70年代的一种特征，不太像是一种新的趋势。它完全可能是一个年代的危机的征兆，而不是事物有一种新方向的迹象。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20世纪70年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对于某些人来说，这10年正好带来了那种目标的实现（我在这里已经把那种目标的实现与战后光荣的30年岁月联系在一起），即带来了公民权利和相当的富足。事实上，有些人回忆起70年代，总是把它看做首先是在应得权利问题上取得重大进步的一个时代。妇女运动的女性积极分子们作这种估计肯定有其道理。另一些人有着不太令人满意的经历。实际工资被通货膨胀钉住不动；就业变得日益困难。在这10年中，这种情况开始触及到1968年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的“后物质实利主义”与其说产生于一种偏爱，不如说是产生于绝望，虽然他们的基本情绪有助于唤起保护环境、为少数派争取权利和争取裁军的新的社会运动。　　　　
　　到了70年代，政治家们有了特殊的困难。在德国，改革政治家维利·勃兰特让位于实干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施密特的社会民主党在这10年末尾之时，越来越摆脱离弃了他。在法国，瓦莱利·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徒劳无益地通过中间派，把手伸给了左派，他首先失去公众舆论的支持，随后于1981年的选举中败北。在1970年哈罗德·威尔逊出人意料地竞选失败之后，爱德华·希思1974年在大不列颠也遭受同样的命运（“谁治理这个国家？”），在经历了1979年的“令人不舒服的冬天”之后，威尔逊的接班人詹姆斯·卡拉汉的日子也没有好一些。在美国，早在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的辞职就把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置于动荡不安之中，之后，两位在职总统于1976年和1980年竞选连任失败。在这些事件的每一件的背后，都有一段特别的历史，然而在70年代，人们可能经常会听到那些有权势者说，在艰难的时代，重新当选连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太多的期望落空了，令人失望。在80年代，执政者们总是、而且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在选举中就当选，80年代是多么不同啊！　　　　
　　如上所述，对于过早地评价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应该小心谨慎为好。也要小心一些东西，如颠倒事实关系的、因此也会把人引人歧途的具体性。1970年1月1日也好，1979年12月31日也好，在我们论述的上下文关系中，都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必须指出，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是在一个漫无头绪、扑朔迷离的阶段中结束的。过去的成就制造了一些新的困难问题，这些新难题不再能够采用那些久经考验的方法加以解决。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结合为一种不安定的综合病症，有些人开始相信，末日已在来临，咄咄逼人。假如70年代靠本世纪末更近一些，从这10年中也许已经诞生出一个新的千年王国之统治（Chiliasmus）。很多人看到停下来好好思考的时代已经到来。如果说在这一种价值观念的讨论中，含有某种嘲讽，那么，它并不意味着这个题目没有现实意义。当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同时受到了压力之时，价值也受到了挑战，而且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曾经多次要求要有某一种趋势的转折。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并非来自左派，而是来自有派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的创新性的思想。此外，很多混乱的思想出自政治派别。人们从这类观察中得出的各种结论，必然会有某种个人色彩。我的基本出发点是，返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甜蜜现实之路是不存在的，虽然由于缺乏可信的替代性选择，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起初可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次优答案。而且，返回到前天的痛苦的梦幻去的道路更是不存在的，即不能回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代价之中去，这种代价为整整一个世纪的演变提了契机。前进的道路要求重新确立公民权利、生存机会和自由的内容。　　　　　　　　　
《现代社会冲突》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　林荣远译　　　　　　　
第七章　阶级斗争之后　　　　
　　　1．失业　　　　
　　滞胀是70年代及其种种难题的症候：除了人们愈来愈高的期待外，似乎什么东西也不行了，这一矛盾变得令人有切肤之痛。80年代有另外一些症候。其中之一人们似乎可以从中窥见，似乎一切都行，而且直至能做的都做，有时还超出这个程度。赚得很多，但是，也冒了很多风险，而最后也损失很多。在引起轰动的崩溃之后，随之在那些过于大胆猛冲勇闯的人当中，出现一些不太能够看得出来的恐惧。供给的曲线变化迅速异常，几乎无法观察全貌。但是，这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应得权利上，即注意在雷蒙·阿隆的时代之后，在那些改革和新的漫无头绪之后，是否产生了一个可能决定着未来冲突的、新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目光必须转向80年代的另一种症候，即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和居高不下、而且持久的失业之间的奇特的矛盾。　　　　
　　在70年代，失业就已经上升。谁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初看起来，这是经济活动放慢的一种正常的伴随现象。因此，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经济开始从70年代的危机中复苏过来之时，失业人数也下降了。然而，下降幅度比人们预期的要小一些，而且很快就完全停止，不再下降。还在80年代景气很好的时代，失业率几乎到处都很高，在一些国家里，甚至有所上升。在像德国、法国和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里，政府起初相信，100万失业人数会使它们的落选成为不可避免，但是，很快这类担心就被忘得一干二净。2％和3％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率，甚至把人们的视线引开，使他们不去注意在一些5000万到6000万人口的国家里失业人数超过200万大关的事实。5％的失业率开始被视为正常的，而10％的失业率开始被视为可以忍受的。　　　　
　　这并不同样适用于美国。在这一章里，首先特别要讲一段欧洲的历史（而且也不包括像瑞典和瑞士这样的欧洲国家，无论如何，还不描述他们）。如果对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和失业作比较研究，将会清楚地发现令人目瞪口呆的差异：欧洲的僵化性，美国的流动性和日本的家丑不外扬的做法。不过，我们还是暂时留在欧洲。　　　　
　　在一个经济增长时代的高失业，向我们提出了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劳动和公民身份地位的历史的问题。为了从经济发展问题开始分析，首先必须再次强调80年代增长的特殊品质。这种增长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令人惊讶的。奥尔森不是已经给我们讲过，要打破滞胀的僵化，必须有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革命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策的一种向供给方面的转折，而战争则用民主的手段进行，针对工会，也针对福利国家的某些利益。转折的发起者首先根本不是在严格熊彼特的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些政治家，如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其他一些在经济政策上追随这两人的不同政治色彩的人。　　　　
　　80年代增长的历史发展绝不是直线型的。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这个10年开始于一个深深的低谷。1982年之后，才可以在整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谈论高度景气。这10年行将结束之际，首先是在1988年和1989年，景气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度。比如在大多数国家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人们考虑到这里谈的百分比对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当于1950年的4倍。倘若把增长率折算回每年增加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那么，这个数量比在50和60年代大多增长得快得多。80年代是经济奇迹的10年。　　　　
　　但是，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奇迹？苏珊·斯特朗提出了已经多次引用的“赌赛资本主义”的概念。80年代的奇迹是靠债务和大胆冒险的资金运作滋养的，如果不说是靠投机的话。华尔街和伦敦的股市打破一切记录并非偶然，其他股市稍事犹豫后也紧随其后。有些人赚得的、然后又投入的钱，其规模超出一切想像，首先是从前闻所未闻的。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一切高度景气阶段；然而，80年代似乎是特别棘手的年代。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分析家，例如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或者彼得·杰伊（Peter　Jay），早已看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经济已经处于“深渊的边缘”。1987年春，一本未来学派的著作《1990年的大萧条》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这年10月，股市经历了第一次大危机，两年后又一次大危机紧随其后。股市崩溃不一定意味着衰退；有时候股票的市值似乎脱离了企业的发展业绩。然而在这10年临终之际，现实的国民经济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在这10年间，究竟可持久增长的成分有多大？奇迹到头来是一种视觉的错觉吗？无论如何，暗中的怀疑伴随着飞黄腾达者们刚刚得到的财富。　　　　
　　其中有一个原因，肯定在于明显存在的不成功者们，因而也存在于失业。在欧洲，80年代的增长对失业者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也许，认为它在某种方式上是建立在失业之上的论点，甚至也能说得过去。是的，有两种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同样数目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东西；另一种方法是：由较少的劳动力生产同样数目的产出。在80年代，后一种方法非常广泛传播。各国政府为其国家竞争能力忧心仲忡，它们允许雇主们把他们的就业人员缩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减肥后的企业的产量与从前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劳动量（用劳动的总时数来衡量）之间的关系，德国有令人信服的数字。直至50年代后期，两者都在提高，虽然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已经比劳动量的提高快了。不过自那时以来，两种曲线就分道扬镳了；今天它们呈反向发展关系。如果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00，1986年上升到400，而人均劳动量起初上升到110，后来在同样这个周期内则下降到66。从少得多的人的劳动中，产生了高得多的供给。　　　　
　　根据这类观察进行外推法分析，历来就已有过。因此，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几乎还不能为它们所动。特别是认为技术的发展会使人的劳动成为多余，这种思想在过去的200年间已经是老生常谈，经常重提，比起50年代关于自动化大辩论时，今天这种思想更难找到官方的追随者。然而，那些认为他们对这一切已经至少听过一次的人来说，应该小心谨慎为好。劳动的本质和作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今天，劳动不再是对社会问题的公开回答，而是本身成为新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劳动是工业世界的普遍的主题。一些重要的作者们很久以来就认识到这种情况。他们也发现了一种荒谬现象。现代社会是一些劳动社会，是围绕着劳动伦理和职业角色构建的，但是，它们也被一种幻素推动并向前发展，甚至可能是被一种日益变为现实的没有劳动的世界的前景推动向前。人们在成为公民之前，有职业，至少有临时性工作，无论如何，在他们出生之前，他们是作为消费者的。通往供给的世界，有别的道路可走，有各种歪门邪道，但是，正常的道路是从事职业工作。职业工作决定着收入、包括转移支付收入、社会威望、自尊自爱，以及决定着人们组织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从事很长时间的多天数的连续沉重劳动的日子被视为无法忍受的重荷，自从几世纪以来，尤其在工业社会里，享有特权的阶级是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很多人带着惊奇和嫉妒的眼光注意这种特权阶级。　　　　
　　这种荒谬现象以某些方式发展着，有着令人惊讶的影响。在劳动的社会里，人的生活有一种清楚的结构。在那里，孩子们正式进入职业世界之前，是生命的早期阶段；在那里，在每天、每周、每年，从事职业的人员都有一些时间不必劳动；最后是生命的黄昏到来，即从职业上退休。在100年前，甚至在50年前，生命的所有这三个方面都与一个第四个方面相联系着，即职业劳动。童年就是通过学习技能和熟悉各种价值，为劳动作准备；闲暇就是为了从劳动中得到休息，体力恢复和精力，为了能够接着劳动；退休是对长期的劳动生涯的奖赏。今天，这三个不必劳动的阶段，统统都有其自己的意义。它们的范围都增加了，而且他们往往被作为独立的范畴来界定。教育和培训的世界有着它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有些人认为，教育和培训世界之所以主宰着现代社会，恰恰是以牺牲劳动为代价的。闲暇产生了一个自己的。新的经济部门；不少人从业余活动中至少得到与从职业工作中得到的同样多的个人满足和社会承认。退休业已成为生命的第三个年龄段，它对于很多人来说将持续20年之久，或者更长，产生了它自己固有的结构，而且从“第三个年龄段的大学”直到政治舞台上的“头发灰白的豹子”，都是这样。　　　　
　　这种事情的发展对于劳动已经有了意料不到的后果。烦躁不安的新的保守派在赞扬劳动的美德方面，与惊吓得目瞪口呆的社会党人携手结为同盟，而同时，二者都不能为所有的人提供就业。实际上，他们关心的是社会和政治控制，迄今为止，除了职业劳动纪律外，还没有发明其他的机制可以进行这种控制。劳动骤然成为不太像是一种重荷，而是一种特权。最近，甚至连上层的各种群体都很难描写为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毋宁说，它们是一个因怕遭辞职而过度劳累的工作狂阶级。它的很多成员经常抱怨，说他们的工作日和星期天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好几年没有真正度过假；然而事实上，这类埋怨只不过是“炫耀性消费”的一种形式，即公开炫耀在劳动方面的新富。　　　　
　　一个小小的数字游戏能说明已经发生的情况。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社会里，今天20％的人口未达劳动市场向他们开放的年龄，另外20％处于退休的状态。10％在教育机构里度过他们的时光。（这些平均值当中，有些毋宁说，定得太低。）所剩下的50％当中，有些人找不到真正职业活动意义上的工作；另外一些人不管出自什么原因，总是不能工作；如果设想这两部分人共计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