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找不到真正职业活动意义上的工作；另外一些人不管出自什么原因，总是不能工作；如果设想这两部分人共计占15％，极可能是不会错的。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还有10％失业，那么就只剩25％的人口了。这25％的人口一年大约有一半的日子在他们的劳动岗位上度过的，而在这些日子里，他们的职业要占用他们清醒时间的一半。我们还真正生活在一个劳动的社会里吗？　　　　
　　回答是：“是的”，而且失业者的命运提供了证明。他们是一个不适合于放进我们的计算里的群体。我们丝毫不反对有人是大学生，或者是养老金领取者，或者是在世界各处旅行度假的职员，或者甚至是在无授课任务的年份中的访问学者、客座教授；当家庭妇女，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侮辱性的，哪怕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很舒服的；作为智力或体力残疾者，不能参加劳动是很悲伤的，然而又不可避免；但是，失业又当别论。这是不能接受的。它损害人的自尊，使他们的日常生活陷入混乱，使他们依赖国家的救济。它把他们排挤出公民的共同体，因此又制造着新的应得权利问题。　　　　
　　这一分析的命题意味着，在80年代的失业，在一些重要点上有别于同一现象的从前形式。很久以来，人们就曾为他们的工作岗位而忧忧忡忡。他们往往是季节性变动或者企业家任意专断、随心所欲的牺牲品。在19世纪晚期，第一次发现经济上系统性的失业原因。充分就业变成为社会和政治改革的主题。充分就业被解释为值得希望的，并且采取措施，争取实现充分就业。尽管在这当中所应用的是应得权利语言，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健康的增长会带来充分就业的假设之上的，而且反之亦然。从以前要求把临时工作正规化，到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和公共劳动工程来进行需求管理，直至广泛的“在自由社会里充分就业”计划（而在大不列颠，所有这些措施都与威廉·贝弗里奇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时毫无疑问，都认为失业不仅是有失尊严的，也是浪费劳力的，而宏观经济的扩张是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自从1980年以来，这一切就不再是十分清楚明确的了。有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与就业发展脱钩。因此，一种充分就业的政策也许必须走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很多事情可做了。而是应该意味着，工作的分配已经变成了困难问题，而且也意味着，在一种能使大多数人维持体面的生活标准的收入水平上，也许没有足够的职位。这种事态发展的种种直接原因是技术性质的。几十年来，人们发明了越来越新的、越来越节省劳动的机器和装置，不断取得进步。不过，似乎缺乏职业岗位的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新的发明转化为产品，其原因在于新发明能降低成本和增加可靠性；而这些原因又与有组织的雇员们捍卫实际收入（有时凭借立法的帮助）息息相关，与难于控制和稳定人的行为举止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还更深入地挖掘，那么，我们很快又遇到现代劳动历史。　　　　
　　这肯定是一部成功的历史。以更少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东西的能力，创造着很多新的生存机会。自从1870年以来，在今天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里，经济的总产值也许至少增长为10倍，然而同时，人均劳动工时的数字却下降了一半。建立一种他治性劳动和自治活动的新关系是可能的，它将克服工业劳动社会的较麻木的做法。劳动的质本身可以得到改善。劳动世界里的上下级关系中的不可避免的问题要素，可以通过从业人员的代表制和共决制加以缓和。有些人工作狂热，劳动成瘾，另一些人则可能在他们不必在其劳动岗位上度过的很多小时和日子里，施展他们的天才。不管在劳动世界之内和之外，到处都有更多的活动空间。然而，这并非对大家都适用。用较少的人力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个事实意味着劳动是可以变得短缺的。这反过来也有这样的结果，即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有些人最终会被挤出劳动力市场。　　　　
　　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要求“自然”失业率为6％或者另一百分比，不会有多少帮助，尽管“自然”一词意味所理解的失业率是指没有通货膨胀危险的也不可能再降低的失业率。在最近发表的出版物中，经常谈到劳动力市场是细分为两个或者更多的相对孤立的局部市场的，这些孤立的局部劳动力市场有着它们自己的技术资格要求和进入通道。这类进入障碍的存在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没有一个完善的劳动市场，为什么某些特定群体在景气波动发生影响之时，总是首批离开劳动力市场和最后一批返回工作岗位，但是，它本身却并不能解释长期失业。与此相反，实际工资是否存在灵活性却能提供这样一种解释。如果工资在实际上富有刚性，不可能创造在一种其收入水平大大低于现有各种职业普遍收入水平的就业，那么，在一种狭义的货币的意义上，失业（对于整个社会）就比充分就业更便宜一些。　　　　
　　不过，还有其他的因素。其中之一是，失业并未触动经济的很多核心功能。很久以来，农业已经是一个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就业的部门。在作为货物生产的第二产业意义上的工业，紧随农业之后，也迈步在这条道路上。工业生产在增长，工业就业则在萎缩。在第二产业里仍然留下来工作的工人们，从合理化的某一个特定点上开始，拥有相当可靠的工作岗位；无论如何，他们的报酬不菲。然而，其他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于是，首先有一个必要的第三产业，我们需要在那里工作，以保持第一产业的生产和第二产业的运转。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和分配部门里的就业增多了，而且它也必须增多，以满足人们的日益错综复杂的变化多端的趣味和需求。外加某些其他的活动，尤其是与组织收入转移支付或者社会方面的给予权利有关联的活动。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生产率是一个比在农业或工业里更为复杂的概念；新的领域的扩张迫使一般生产率指数向下降，然而，这并不十分重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传统的第三产业里的工作，构成可以称之为社会经济核心领域的东西。这个核心领域在明显低于充分就业水平情况下，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充分就业，就必须创造一些比较无关紧要或者可有可无的职业。这显然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想法。谁来决定，一种职业在严格意义上是否有必要？个人的服务职业曾经大量存在过，随后它们又几乎完全消失；最近，它们又作为有组织的服务行业重新兴起，作为洗衣公司，“在轮子上供餐”的企业，或者也包括擦鞋店铺。不过很显然，这种企业并非处处以同样的规模存在。倘若人们编写整理出一份维持一个现代国民经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职业的清单，那么，人们不必收入这类明显具有社会特异性质的服务。　　　　
　　其他的一些例子还要复杂一些。有人说过，“信息社会”产生了太多的信息，超过任何人能够利用的数量，然而，这里包括各种需要相当高技术资格水平的职业。人们一再听到关于公共服务机关职位明显过多的报告；人们只要想一想帕金森规律以及在英国海军中船舰数目和从业人员数目之间的反向关系。有时人们也提出疑问，经营管理咨询公司的繁荣是否大大改善经营管理，更不用说改进生产了。因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职业，它们在时世兴顺之时为那些拥有富裕的人的富裕作贡献，而在时世艰难之际，它们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其中有些职业会首先被裁减掉，如果不得不严肃对待竞争能力的话。　　　　
　　然而，提供这类形式的就业可能也是值得追求的，虽然还将谈到它们的社会代价。在这个问题上，多数派阶级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一方面，它的成员们睁着敏锐警惕的眼睛，关注那些“真正的”职业或者至少如此装点的、仿佛就是“真正”职业的职业，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喜欢失业的无序。无论如何，在那些拥有可靠的、高工资的和显然很有意义的就业工作的人和那些不拥有这一切的人之间，开始形成一道新的界线。在那些存在实际工资刚性和多数派阶级目光短浅的国家里，长期失业就是症候之一，虽然真正的分界线与其说划在从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之间，不如说划在低收入的那一半从业人员的中间位置。　　　　
　　由于这样一些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应得权利问题是严重的，它绝不简单。工作岗位作为劳动社会里的生存机会的关键，很长时间不仅作为进入供应世界的入场券，而且也是公民身份地位的前提条件。职业仿佛就是通往应得权利世界的针眼。例如，选举往往是以人们是纳税人和后来又是某些特定的职业等级的成员为前提的。一般地，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过去是（而且今天仍然是）与职业工作相关联的，尤其是由于为了社会方面的应得权利而规定的保险原则，是与职业活动相联系的。在给公民的身份地位下定义时，我曾经强调指出，公民的身份地位不是一种交换契约的结果，因此也是不能够出售的；公民的身份权利是不能交易的。基于这个原因，公民的身份地位同职业分开意味着进步，尽管劳动世界的主人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够扭转这种进程，使之倒退。不过，应得权利派在企图建立某一种劳动权利时，它很快就开始犯着它的固有的错误。这既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滥用“权利”一词。为所有的人找到工作，这可能是值得争取的，而且对此作出许诺，政治家们可能也会认为是有益的，然而，没有任何一位法官能够强制雇主去雇佣失业者。无论如何，在自由的国家制度下，情况就是如此。而且，为就业而就业，就是一剂没有经济效益的药方。为了自由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不劳动的权利，因此，政府就不能强迫任何人，陷入一种他或者她想摆脱的依附关系之中。这样说绝对不是开玩笑；毋宁说，它是明确一方面是权利和应得权利、另一方面是政治和供应的概念的结果。　　　　
　　因此，持续长久的失业就提出应得权利问题。只要通往市场的进入通道、因而也是通往供给的进入通道仍然取决于就业，那么，失业就意味着这条进入通道仍然被阻塞着。哪怕失业救济金和失业补助保护人们不受极端贫困化之苦，情况也还是如此。在欧洲，已经开始了关于劳动和公民身份地位日益分开的辩论；有些作者和政治家，把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视为在通往解放道路的必要一步。在美国，也有一些激进的作者持针锋相对的立场，并且论证道，劳动、包括它所带来的权力关系和依附关系，是文明的一个前提条件。辩论拾起古老的话题，而且由于劳动世界发生了那些我已暗示过的变化，辩论具有现实的意义。不过，对于失业者来说，它很难令人感兴趣，对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可预见的冲突来说，也不会令人感兴趣。　　　　
　　2．关于定义（1）：下层阶级　　　　
　　新的社会问题的历史尚不完备；尤其是还缺少美国方面的历史。诚然，在美国也有长期失业。而且，经济学家们把他们在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失业方面的假设作了更正，往上调高了，即调至6％或7％，然而在最近几十年内，美国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新的工作岗位，谁也不谈工作岗位的短缺，或者仅仅是理解这一概念。其原因不仅在于美国人的生活里劳动伦理及其语言的普遍适用；它尤其与我已经提到过的失业和工作岗位短缺的条件之一息息相关，即实际工资作出灵活下调的反应。美国的实际工资事实上是下降了。这就意味着，虽然不少人找到工作，然而依旧贫穷。长期贫困是美国对欧洲长期失业的对应物。　　　　
　　美国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始于70年代中叶。这样一来，一个持续长久的趋势被打断了。自从50年代以来，对于全时制工作的男子来说，平均工资总是不断提高。在60年代，靠工资为生的人当中的1／4低收入者的平均工资开始下降；在80年代，在所有美国的男子中，不少于80％的人在他们实际收入方面，遭受相当可观的损失。（在这段时间里，就业妇女的平均收入保持不变，或者略有上升。）在同一时间内，自从4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的在官方贫困线之下的人数，又从11％上升到15％以上。而且，这些数字绝不仅仅反映那些在这个阶段的开始和结束时都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就业的人的收入下降；后者在美国不是一般规律。毋宁说，这些数字是裁减收入相对较好的职位，并且创造新的、较低工资水平的职位的结果。如果考虑到没有同时计入附加开支——诸如医疗供应的应得权利或者劳动场所安全的应得权利——那么，这种趋势就还要更加严峻。　　　　
　　这种进程的影响显然是令人沮丧的。如果有大量的人必须预计到在今后的10年里收入会下降，那么，有关的当事者就不会非常乐观地展望未来。（弗朗克·列维计算过，自从开始有统计以来，平均年龄为40岁的美国人，不得不预计到在他的生命的其后10年里，他的实际收入会下降14％。）当然，总体情况掩盖着一些特殊的发展情况。有些人日子过得很好，而且他们可以期望，好日子会保持下去。另一方面，相当数目的人处于下层的边缘。他们有时可以忍受，有时十分艰难。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贝弗里奇曾经建议采取“正规化”来作为对付失业的药方，即定期雇用部分计时制工人或者临时工，来对付失业，那么，今天可以观察到一种与此背道而驰的发展情况。这种发展情况从就业者的立场上看，并非总是不自愿的；然而，它提供着引起人们广泛感到不安全的契机。在美国，就业情况对于人的一般经济地位的影响比在欧洲要强烈。很大的一部分人徘徊在穷困线上下，一会儿在上，一会儿在下。其中有很多人有工作；他们是“有工作的穷人”。人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描写他们。对他们来说，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显然是困难的；同时，他们并非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他们的公民权利。不仅回忆更加美好的日子对他们有所帮助，而且技能资格也于他们能有补益，借助技术技能，他们就会摆脱穷困。　　　　
　　这不再适用于那些情况还要糟糕的人，即下层阶级。美国的“贫民窟”下层阶级已经变成为优先的研究项目和公众讨论的题目；但是，还存在着些许怀疑，它究竟是一个由社会学家构想的范畴，还是一种社会现实。没有任何一个工业社会不残存着没有劳动能力者、好逸恶劳和四处游荡的流浪汉。然而，巴黎的无家可归者及其在伦敦的相应的同路人，并非是一个下层阶级。要产生一个下层阶级，就必须有招募其成员、确立与其他阶级的界限和形成其行为举止特征的系统进程。在美国的大城市里，仿佛存在着这类东西。对这种现象的描绘，细节上千变万化，但是，都集中在“少数群体”的广泛相同的特征上，“他们生活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的贫民窟里，其特征是与劳动市场的联系脆弱，滥用毒品和酗酒，私生子女，长期依赖社会救济，以及——至少在男人当中——有犯罪行为的倾向”。换言之，这里谈的是一种社会范畴，社会病理学的特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