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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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卫生健康事业都听任竞争的风浪的摆布。在所有这些方面，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像大不列颠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走得那么远，虽然罗纳德·里根在美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更易于接受的、即更少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公众舆论的支持。也曾经有过形形色色的撒切尔主义的文化变种，直至包括贝蒂诺·葛兰西（Bettino　　Craxis）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和大卫·朗格（David　　Langes）的新西兰“社会主义”。　　　　
　　谁在支撑这种演变？肯定不是多数派阶级，尽管它的某些成员认为这些新措施中的某些部分是有吸引力的。在法国，为争取学校选举自由的大游行把数百万人带上街头；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例子。成千上万的人从已私有化的企业购买股票。很多人为他们不再被看不透的组织或者无名的官僚体制推来推去而兴高采烈，欢心雀跃。然而除了这类观察外，很难认定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已发砚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如此令人窒息，以至于它想要一种激进的转折。用雅皮士（Yuppies）这个词来描写那些年轻的、大城市的（或者在社会方面正在崛起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说，他们需要更多的首创精神的空间。对于某些人来说，情况无疑是这样的。事后观察也一目了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的官僚体制化的社会里，隐藏的企业家精神，远比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所能猜测的还要多。然而，一方面人们可能明确指出一些对撒切尔主义几乎完全具有免疫力的群体，如受到严重歧视的人，也可能包括那些刚刚讨论过的公共服务部门成员，另一方面，它以含糊的方式招呼着其余的人。它是供给前景与一种领导形象和很多人头脑里的某一种捉摸不定的不舒服感觉的结合。　　　　
　　这样一来，就提出一个问题，撒切尔主义是否将持之长久。它是一段插曲还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这个问题可能提错了。有一些插曲具有持久的影响，而撒切尔主义可能属于这类插曲。撒切尔夫人已经离开唐宁街，但是，在大不列颠还将长久地感受到她的影响。她打破了“阶级结构”（它们毋宁说是等级结构，如果不说是种姓结构的话）和社团主义的英国式的奇特结合。同时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公民社会的一些部分也被打碎。另一方面，在美国，里根时代的撒切尔主义使很多人缅怀传统的、美国的价值。（与撒切尔夫人的论断相反，这甚至也不是维多利亚时代或者任何其他时代的英国的传统价值。）后来，那里甚至有一种党派的意见一致，使得民主党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成为美国梦想的代表。在像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情况就不那么明朗。撒切尔主义的比较温和的形式，使社团主义的结构保持得完好无损一些。　　　　
　　不过，90年代初期，不仅撒切尔主义的大多数先锋人物离开了职位，而且有很多迹象表明，在过分强调供给之后，将会重新把应得权利问题推到中心位置上。里根总统的继任者谈到一个“比较友好的、比较温和的”美国，而撒切尔首相的接班人甚至在谈论他对“无阶级的社会”的梦想。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撒切尔主义意义上的更多的选择机会，一般都是为少数派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于是就提出问题，旧的多数派是否又重新在贯彻自己的意图，并宣布社会民主主义的另一个插曲已经开始，或者是否一种新的自由党人的激进主义正在扬帆启旋，开辟航道，这种激进主义接受更大的供给多样性的收益和为有进取心的人创造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的收益，同时把政治注意力瞄准新的应得权利问题。　　　　
　　如果说撒切尔主义是一种英国的特殊现象，那么，绿党则尤其是德国的现象。诚然，在很多欧洲国家里都产生了绿党，而欧洲议会里的“彩虹党团”则给那些稳固的政治集团以思考。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绿党只不过是把一种社会运动变成为一种政治组织。社会运动的渊源就在于人的社会地位的巨大不平等，即在于一种很多人共有的兴趣，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十分迥然而异；这就是对营造一个可接受的环境感兴趣。因为环境遭受各种威胁事关一切的人，所以为抵御环境破坏的一个“政党”本身是一种矛盾。这个政党既未因此变得不具有现实性，也未因此变得更不具有必要性，然而，这意味着，最后必须得到多数，才能限制毫无顾忌的生产和毫无顾忌的消费所造成的危害。多数派阶级是不容易动员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有一些组织和方法，它们将会仍然被视为一桩麻烦恼人的事。然而最后就没有什么理由，为什么一种有效的环境政策不应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日程上找到它的位置呢，就如现在偶尔已经发生过的那样。　　　　
　　但是，德国的绿党企图把生态与两种其他的利害关系结合在一起。绿党变成了为被异化的少数而设立的总组织，而且它们把那些想瓦解多数派阶级的整个“体系”的人都聚集在自己身边。属于前者的有重要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和为社会边缘群体争取权利的运动，直至儿童保护者。他们之间的联合是困难的，因为女权主义者们最终不会满足于让一个小小的政党来代表她们的事业，而儿童保护者们则会让这个政党陷入相当明显的尴尬境地（犹如与所谓的疯狂的左派［loony　　left］类似的团体与英国工党尤其是在伦敦曾经干过的那样）。这就只剩下对于绿党来说在有一段时间起决定性作用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翼，它恰恰是把自己描写为要消灭一切政党的政党。在这里，核心是企图在社会里，也就是说包括在绿党里，瓦解一切固定的权力结构。为达此目的，有关“基层民主”教科书里的任何花招都被无所不用其极。人们回忆一下：担任职务者要定期“轮流”；无论如何，他们要服从对所有成员敞开的大会的命令性授权；这类大会经常举行，而且大会将变成为地地道道的家庭节日，人们带着孩子，带着家养动物，等等，参加大会，好不热闹。　　　　
　　在80年代，生态学、少数派和民主化的结合在德国相当流行，尤其是在各大学城里，在那里，20％或者更多的选票投给了绿党的候选人。哪怕撇开整个运动的明显中产阶级的——如果不说是学究派的——性质不讲，对此，还可以举出若干原因。原因之一已经谈过。60年代和70年代迅速膨胀的大学的那一代毕业生，在公共服务机关里找到了他们的职位，因为当时公共服务机关也类似地迅速膨胀，但是，接下来的一代大学毕业生发现这条道路已经封锁起来。在70年代，由于国家限制财政支出，公共服务机关的膨胀也戛然而止。同时，公共服务机关的很多职位毋宁说是由青年人所占有，他们还可以在位20年或者更长。这种封锁导致失意和异化。我对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失业没有作过专门的探讨。只要这种失业会产生一些积极分子，它可能具有完全不同于一般失业的影响。它也产生了一些“永久的大学生”，他们多年游荡、挂靠在那些大学里，也和产生了一些其“替代性的生活作风”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深度贫困的形式，也正好产生了绿党。　　　　
　　不过，这种状况持续不长。接下来的一代人要么根本不上大学，要么不在公众服务机构寻找职位。这不是证明绿党不稳定和最后很软弱的惟一原因。它的某些成员认为大的政党能更好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准备被吸纳而加入这些大党。另一些成员毋宁说属于议会之外的社会运动，而不是属于议会里的各政党。原教旨主义者终究无法逃脱“寡头政治的铁的规律”。在他们建立一个政党之前，他们要是读过罗伯特·米歇尔的著作该多好啊。组织具有某些前提和后果，这是谁都未曾逃脱的。与撒切尔主义相比，绿党更加明显地是一种插曲。反过来，这并不意味着这段插曲没有任何后果。不管是否作为政治党派，在很多国家里，绿党改变了政治日程。而且，他们还把“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观念的一种因素，引进到政治的思维里去。这也许甚至是他们的最持久的影响。　　　　
　　也就是说，这就是90年代初期西欧、即在欧洲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景象：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气氛，大多数的政治党派代表着这种基本气氛；有些插曲性的尝试，企图通过革新和企业家精神、或者通过基层民主和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摆脱大的意见一致；从80年代占主导的以供给为取向平缓地转向一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为所有的公民争取应得权利。这就是一切吗？气象学家们喜欢开玩笑，说最可靠的明天天气预报总是，天气将与今天完全一样。社会学和社会的情况可能并无两样。面对作为社会气候的特点的一直持续长久的高气压，这也许并不太坏。高气压已变低，也许这会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再也不敢相信和平。多数派阶级丧失其自信，并且愈来愈倾向于保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已经合乎逻辑地智尽能索，无计可施了。已经不再信任选民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经常改变政治信仰的选民。空气中已经弥漫着变化的气味，却搞不清楚气味来自何方。　　　　
　　粗略看来，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形势就是这样，1989年革命把另一个欧洲即属于经互会的欧洲国家扔进这样一种形势里。这次革命从波兰开始，经过匈牙利、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最后甚至到达阿尔巴尼亚、大俄罗斯和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它是一次双重的革命，荒谬的是，它十分接近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次革命同时为了争取应得权利和供给。占据最重要领导职位的特权阶层的垄断服务于捍卫特权；这种垄断同时压制现代市场经济的机会。垄断必须打破，以便为所有人确立公民权利，并且同时解放一种由首创精神和激励推动发展的经济的力量。至于如何安排才能达到这两个目标，当然无人知晓；革命的活动家也好，应邀观看的观众也好，都很少知道有什么药方。他们仅仅知道，该进程应该把他们引向何方：即引向欧洲，同时，欧洲这个概念成为一切值得追求的东西的代名词，也正是成为那个创造了自由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世界的代名词。　　　　
　　已经指出，那个更大的、1989年之后苏醒过来的欧洲正在经历着罕见的背道而驰的倾向。它的东部正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西部正在日趋一体化、逐渐统一。一方面是相对于经互会来说，另一方面是相对于欧洲共同体来说，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存在着一些更为深刻的矛盾，而对未来的挑战就在于此。在从前的共产主义的欧洲，很多东西正在瓦解；一种旧的政府制度及其结构正在让位于一种混乱不堪的、有时几乎是失范的公开性。在较为幸运的西方的欧洲，即使在80年代以后，一个巨大的难题仍然在于僵化的倾向，在于韦伯所说的依附顺从的外壳的威胁。在东部，整个政治突然都变成为宪法政治，宪法政治十分确切具体地与争取实现自由的宪法、与新的公民社会的契约息息相关；在这背后，是渴望一种正常的政治，在正常的政治里，并非总是涉及一切，涉及整个自由，涉及整个财富。在西部，整个政治似乎是正常的政治，然而，重新提出社会契约的问题，即重新提出一种自由的秩序的最低条件问题，亦非偶然。　　　　
　　至于有组织的欧洲，反向发展问题比初看起来也要复杂一些。西部的欧洲，无论如何，欧洲共同体的欧洲，是一个供给的欧洲。欧共体作为共同市场而开始，它几乎没有超出这个目标。它的法律框架首先还是与增加供给的前提息息相关，即与竞争和相同的起跑点、而且往往也与对外保护息息相关。与此相反，东部的欧洲在寻求一个应得权利的欧洲。犹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在其民主化的时代那样，它也在期望其余的欧洲人提供宪法的保证。这一方面在欧洲理事会里虽然有些苗头初露端倪，但是，并非在欧共体之内。在民族之外，也缺乏一项能令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契约。　　　　
　　这并不使得通往自由的艰难道路变得容易行走一些。这条道路至少有三种要素，它们并不是由于演变的潜在的影响而结合的。而这些要素同时是生存机会的三个部分，因而也是自由的支柱。首先，要创造可靠的应得权利结构。这包括整个一揽子要求，即一部在其所有部分保障公民身份地位的宪法。民主和法治国家，这就是流行的惯用语。其次，要创造供给增长的前提条件。这仅仅部分是法的前提条件，如财产的私人所有制，契约法，银行制度和交换的游戏规则。更大的部分涉及到那个激励和首创精神的世界，它要求人们要有那些被共产主义系统压制过的美德。市场经济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形态。　　　　
　　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两大支柱本身，各自都是对它们的建筑师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明显挑战。而且，它们的相互关系犹如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一样，是错综复杂的。一个显然的困难在于两种发展的不同的时间视野。至少在形式上，民主的结构可以在短期内创立；但是，一种运转正常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好多年的时间。此外，这些年是以一种痛苦的经济滑坡开始的，是以泪谷开始的。其中有很多希望会落空。难道民主和市场经济到头来几乎没有比高层特权阶层的社会主义好一些，或者甚至更糟糕吗？这就是自由的第三支柱即公民社会经受考验的时候。它在新的民主国家里特别困难。它的稳定化所需时间比经济的稳定化还要长。因此，人们抓住其他的、似乎更加方便的根系联结。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四处蔓延；有时人们也呼唤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出来治理国家。　　　　
　　90年代初期，在属于新欧洲东部和东南部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所有这些难题。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以它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那里还没有站得住的政治结构。革命时代的联盟和论坛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欧洲其他地方的政党尚未具有现实的基础。它们很可能会以变化了的形式出现，然而只有当基本的结构也接近西方的结构时才会出现。难道东部的中欧、其他的新的民主国家必须仿佛以快速镜头重演在本书里所叙述的整个历史吗？难道它们的目标在痛苦结束之际也是多数派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多数派阶级的成员大体上讲能够在现有状况下满足他们的生活愿望。　　　　
　　90年代初期，人们在欧洲再也不能谈论漫无头绪、扑朔迷离了。形势异常清楚；只不过它极端令人捉摸不定。除了人对事物的旧的无把握性外，又增加着一种特殊的、就此而言是新的无把握性。在欧洲的一部分国家，情况总的来说很好，但是很多人又感到形势很可疑。在欧洲的另一部分国家，各种社会做着相当可观的努力，试图走出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没有一个总体框架可以帮助把绝大多数人的最大的生存机会处处都推向前进，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框架，即没有一个同时既承担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又承担保障供给的多样性的欧洲共同体。于是，是否至少有一个思想的框架，即一种这个工程能够赖以为取向的自由政治的理论？这个问题变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自由党人的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