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具〔英〕培根-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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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是迅捷，就离得愈远。我所建议的关于科学发现的途程，很少有赖于智慧的锐度和强度，却倒是把一切智慧和理解力都置于几乎同一水平上的。 譬如要画一条直线或一个正圆形，若是只依靠自己的手去做，那就大大有赖于手的坚稳和熟练，而如果借助于尺和规去做，则手的关系就很小或甚至没有了；关于我的计划，其情形也正是这样。 可是，虽说针对某种特定对象的驳斥实没用，关于那些哲学体系的宗派和大系我却仍然须有所论列；我亦要论到那足以表明它们是不健全的某些表面迹象；最后我还要论列所以发生这样重大的立言失当和所以发生这样持久而普遍一致的错误的一些原因。 这样，可让对于真理的接近较少困难，并可以使人类理解力会比较甘愿地去涤洗自身和驱除假象。
六二
剧场假象，或学说体系的假象，是不少的，而且是能够亦或者将要更多起来的。 至今多少年代以来，若不是人心久忙于宗教和神学；若不是政府，特别是君主政府，一向是在反对这种新奇的东西，甚至连仅仅是思考的东西也反对，以致在这方面辛苦从事的人们都有命运上的危险和损害，不仅得不到报酬，甚且还遭受鄙视和嫉妒；——若不是有这些情形，那么无疑早就会派生出许多其他哲学宗派，有如各家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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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灿烂一时的古代希腊一样。 正象在天体的现象方面人们可以构出许多假设，同样（并且更甚）在哲学的现象方面当然亦会有很多不同的教条被建立起来。 在这个哲学剧场的戏文中，你能看到和在诗人剧场所见到的同样情况，就是，为舞台演出而编制的故事要比历史上的真实故事更为紧凑，更为高雅，和更为合于人们所希望有的样子。一般说来，人们在为哲学采取材料时，不是从少数事物中取得的很多，就是从多数事物中取得很少；这样，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哲学总是建筑在一个过于狭窄的实验史和自然史上，而用过于微少的实例为权威来做出断定。 唯理派的哲学家们只从经验中攫取多种多样的普通事例，既没有适当地加以核实，又不认真地加以考虑，就一任智慧的沉思和激动来办理一切其他的事情。另外有一类哲学家，在勤奋地和仔细地对于少数实验下了苦功之后，便由那里大胆冒进去抽引和构造出各种体系，而硬把一切其他事实扭成怪状来适合于那些体系。还有第三类的哲学家，出于信仰和敬神之心，把自己的哲学与神学和传说杂糅起来；其中更有些人的虚妄竟歪邪到这种地步以致要在精灵神怪中去寻找科学的起源。这样看来，诸种荒谬的这株母树，即这个错误的哲学，可以分为三种：那就是诡辩的、经验的和迷信的。
六三
第一类中最显著的例子要推亚里斯多德。 他以他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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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坏了自然哲学：他用各种范畴铸出世界；他用二级概念的字眼强对人类心灵这最高雅的实体赋予一个属类；他用现实对潜能的严峻区分来代行浓化和稀化二者的任务（就是去做成物体体积较大或者较小，也即占据空间较多或较少）
；他断言单个物体各有其特别的和固有的运动，而如果它们参加在什么别的运动之中，则必定是由于一个外因；此外他还把无数其他武断的限制强加于事物的性质。 总之，他之急切于就文字来对于问题提供答案并肯定一些正面的东西，实在远过于他对事物的内在真理的注意；这是他的哲学的一个缺憾，和希腊人当中其他著名的体系一比就最是看得明白。 如安那撒格拉斯（Ａｎａｘａｇｏｒａｓ）的同质分子遍在说、刘开帕斯和德谟克利塔斯的原子说、帕米尼底斯（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的天地说、安庇多克里斯（Ｅｍｐｅｄｏｃｌｅｓ）的爱憎说，以及赫拉克利泰所主张的物体都可融解为无没有区别的火质而复重铸为各种固体的学说等等，——他们都有一些自然哲学家的意味，都有些属于事物性质、属于经验和属于物体的味道；而在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中，则除逻辑的字眼之外便几乎没有听过；而这些字眼，他在形而上学当中，在这一更庄严的名称之下，以居然较象一个实在论者而不大象一个唯名论者的姿态，还又把它们玩弄了一番。 在他的关于动物的著作和问题集以及其他论著当中，的确经常涉及实验，但这事实亦不值得我们予以任何高估。 因为他是先行达到他的结论的；他并不是按照他所应做的那样，为要构建他的论断和原理而先就商于经验；而是要首先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定了问题，然后再诉诸于经验，却又把经验弯折得合于他的同意票，象牵一个俘虏那样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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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游行。 这样说来，在这一条罪状上，他甚至是比他的近代追随者——经院学者们——之完全抛弃经验还要犯罪更大。
六四
经验派哲学所产生的教条却比诡辩派或唯理派还要奇形怪状。 因为它的基础不只是得自普通概念之光亮（这种光亮虽然微弱和浮浅，却不论怎样是普遍的，并且这种概念的形成是参照到很多事物的）
，而只是得自少数实验之狭暗。所以这样一种哲学，在那些日日忙于这些实验而他们的想像力又被它们所沾染的人们看来是可然的，并且只能是准确的；而在一切其他的人看来却是虚妄的和不可信的。关于这方面，在炼金家及其教条当中有着十分明显的例子，虽然在这些时候除了在吉尔伯忒的哲学当中再难在别处找到这种例子了。 对于这一类的哲学，有一点警告是不可少的：我已经先见到，假如人们果真为我的忠告所动，竟认真地投身于实验而与诡辩的学说宣告断绝，但随之跟着理解力的不成熟的躁进而跳跃或飞翔到普遍的东西和事物的原则，那么这类哲学所孕育的莫大危险是很可顾虑的。 我们对于这个毛病甚至在此刻就应该准备来防止它。
六五
迷信以及神学之糅入哲学对哲学的败坏作用则远更广泛，而且有着最大的危害，不论对整个体系或者对于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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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部分都是一样。 因为人类理解力之易为想像的势力所侵袭正不低于其易为普通概念的势力所侵袭。 那类好争的、诡辩的哲学是用陷阱来约束理解力；而这类哲学，因为它是幻想的、浮夸的和半诗意的，则是多以谄媚来把理解力引入迷途。 因为人在理解方面固然有野心，但在意志方面的野心也复很强，特别在意气昂扬的人更是如此。关于这类哲学，在古希腊人中有两个例子：毕达哥拉斯（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是一个刺眼的例子，他是把他的哲学和一种较粗糙的、较粗笨的迷信联结在一起；另一个是柏拉图（Ｐｌａｔｏ）
及其学派，是更为危险和较为隐微的。在其他哲学的部分当中，同样也表现出这个情形，比如人们引进了抽象的法式，引进了目的性原因和第一性原因，而在最多数情节上却减掉了中间性的原因，以及类此的情况。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加以最大的警惕。 因为要尊奉错误为神明，那是最大不过的祸患；而且虚妄之易成为崇敬的对象，却是理解力的感疫性的一个弱点。 而且现代一些人们正以很大的轻浮而深溺于这种虚妄，竟至企图从《创世记》第一章上，从《约伯记》上，以及从圣书的其他部分上建立起一个自然哲学的体系，这才是“在活人中找死人”。正是这一点也使得对于这种体系的禁止和压迫成为更加重要，因为从这种不健康的人神糅合中，不仅会产生荒诞的哲学，而且还要产生邪门的宗教。所以，我们要平心静气，仅仅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那才是很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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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略论或是建立在普通概念上，或建立在少数实验上，或建立在迷信上的各种体系的一些为害不浅的权威，就讲到这里。 剩余要讲的还有思辨的错误题材，特别是那些自然哲学中的错误题材。 人类理解力有见于在机械性方术当中物体变化主要是在于拼合或分离，为这一观感所影响，就进而想象事物的普遍性质中亦有类似情形。 元素的构想以及元素会合乃成自然物体的构想，就是从这个根源而来的。 而且，人们的思想自然是自由地动作，同时又遇见各类事物的不同种属，动物有若干种，植物有若干种，矿物有若干种；由此他们就很便当地过渡到一种想法，认为自然中原有一些始基法式是自然意欲加以推演的，而其余的花样则是出于自然在实现其工作的过程中受阻偏轨，或者出于不同种属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串种。 因为前一个揣想，我们就有所谓元素性的始基属性；由于后一个揣想，我们就有所谓隐秘本性和种属性德；而二者实际都属于思想的没有内容的纲目，心灵于此获得休歇，也因此而舍其较强大的事业。 医生们都致力于物质的二级属性，即致力于吸力、拒力、稀化、浓化、扩张、收敛、消散、成熟以及其他类似的动作，这是较为合于目的的；若不是因为有上述两点纲目（即元素性属性和种属性德）把他们的正确的观察坏在这些别的事情上——即不是把这些二级属性归结到始基属性及其隐微而无从较量的混合物，就是不去用更深和更辛勤的观察把它们推展到三级、四级的属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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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种钻研在中途中止下来——则他们早就做出更大得多的进步了。 而且上述这一类的力量（我不说相同的，而说相似的）还不应仅在有关人体的医药方面来寻求，而在一切其他物体的变化方面也是应当去寻找的。但远远更大的一个毛病还在于：他们所取的作思辨对象和探究对象的乃是事物“所从以”产生的一些静的原理，而不是事物“所借以”产生的一些动的原理。 前者只是归在于谈论，后者才是归趋于事功的。 至于在自然哲学方面已被公认的体系当中所有关于运动的一些流俗的区分，如所谓的生成、坏灭、增大、减小、变易和位置移动等，也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他们的意思无疑只是这样：一个物体如果在其他各方面都无变化而却从它的地位上动了，这就是“位置移动”
；它如果在地位上没有改变，在本质方面也没有改变，而却在属性中有所改变，这就是“变易”
；一个物体如由于有所变化而体积和容量不同于前了，这就是“增大”或“减小”
；它如改变到一种程度以致本质和实质都变掉而转为另一个东西，这就是“生成”和“坏灭”。所有的这些都只是通俗之说，完全没有深入到自然里面，因为它们都只是运动的度量和界限，而不是运动的种类。 他们所示及的才是“到何程度”
，而不是“用何方法”或“从何根源”。因为他们并没有提示到所有关于物体的欲求和关于物体各分子的发展的东西；他们只是当运动已使事物在感官面前呈现为显然大异于前时，才开始标志其区分。 即当他们愿意就运动的原因有所提示并据以树立一种区划时，他们却又以极度的忽略只提出了自然运动与强力运动的区分；这区分实乃完全出自流俗概念，一切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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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事实上也是自然的，外来的能生力量只不过是促使自然动作异于故常罢了。 可是，不涉及这点，如果有人观察到（举例说吧）
物体中有一种欲求要相互贴靠，俾自然的统一体不致大有间离和断裂而造成一个虚空；如又有人说物体中有一种欲求要保持其自然的体积或张度，所以每当遭到向里压缩或向外扩展的时候就马上起而奋斗以希望恢复其自己，并重复回到原来的容量和广袤；或如果再有人说物体中还有一种欲求要聚集于性质相类的块体，例如浓厚的物体趋聚于地的球面，稀薄的物体则趋聚于天的圆周；——那么，所有的这些和类似的运动才真正是属于物理一类的运动；而另外的那些则完全是逻辑的和繁琐哲学的东西，这点从这一比照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此外还有一个并非较小的毛病，就是：在他们的哲学和思辨当中，他们的劳力都浪费在对事物的第一性原则和对自然中具有最高普遍性的一些东西的考查和处理；而其它工作的效用和方法都是完全出自中间性的事物。 因为这样，所以人们一方面则要对自然进行抽象，不达到那潜而不现、赋形缺如的物质不止，另一方面则要把自然剖解到直到原子才停止。 而这两个东西又怎样呢？它们就算是真的，也不能够对人类福利有多少作用。
六七
那些哲学体系还有一种任性无度的情形表现在给予同意或拒绝同意，这也是应当对理解力提出警告的；因为这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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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无度，由于它阻塞了通抵假象而加以剔除的道路，似乎多多少少都助使假象确立起来并且长存下去。这种逾度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表现在这样一派人，他们不重视有所决定，所以使各种科学都成为武断的和钦定的；另一种表现在另一派人，他们否定我们能够了解什么东西，从而倡导了一种漫无所向也终无所达的探究。 在这两种中，前者压制了理解力，后者减轻了理解力。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在以敌意的痛驳毁灭了一切其余的哲学（如阿图曼诸王对待其弟兄那样）之后，就在所有的各点上都立下了法则；这样做了以后，他又进而抬出个人一些自己所提示的新问题，而又同样地给以解决。 这样做来，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确定的，不是已经决定的了。 这种做法至今还拿把着他的继承者并且在他们当中传用着。另一方面，柏拉图学派却倡导了不可解论。 这派最初是讥嘲和鄙视那些较老的诡辩家们，好象蒲鲁台高拉斯（ＰｒｏBｔａｇｏｒａｓ）
、喜庇亚斯（Ｈｉｐｉａｓ）和其余等人，认为他们身上最可耻不过的地方乃在于对任何事物都抱怀疑。 但是新学园院派却正以此做成一个教条，并当作一种主义来加以主张。 虽然他们说他们绝对没有象比罗（Ｐｙｒ－ｒｈｏ）
及其皈依者那样破坏任何研究，但是他们承认，固然没有一个事物可视为真理来加以主张，可是也有些事物可视为可然来加以追求；虽然他们的这种办法比那种强制的论断看来象是比较持平；可是，尽管这样，只要人心一经绝望于寻求真理，那么它对一切事物的注意就会变得较淡；结果是人们就岔到快意的争辩和谈论上去，就象是飘荡于由对象到对象之间，而不是去在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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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审究的途程上坚持前进了。 实则，如我在开始就说并一贯力主的，人类的感官和理解力虽然比较弱，也不应剥夺掉它们的权威，而应该供给它们以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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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几类假象及其辅翼，大概以上已经提到。 我们必须用坚定的和严肃的决心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弃尽屏绝，使理解力得到彻底的解放和涤洗；因为建立在科学之上的人国的大门正和天国的大门没什么两样，那就是说，除非象个小孩一样，否则没有人会走得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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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论证可以说是假象的堡垒和防线。 我们在逻辑中现有的论证不外乎是把世界做成人类思想的奴隶，而人类思想又成为文字的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