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前期文化教育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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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和修正。如《小学校令》规定注意儿童身体发育，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
传授基础知识和生活技能，并规定不断提高小学教师待遇。 《中学校令》主
要对修学年限作了调整，对中学建制作了修正：把高等中学改为高等学校，
并颁布了《高等学校令》。《帝国大学令》主要明确了帝国大学的培养方向，
即为适应国家需要，培养从事科学研究的高级人才和将来从事管理工作的国
家官吏。从调整和修正后的学校令中便可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期的学校教
育，从小学到寻常中学到高级中学，最后到帝国大学，已形成一个培养“英
才”的学校系统，而且这个系统是作为学校体系的主体在发挥着功能和作用
的。至此，日本的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基本上确定了。
① 参阅王桂《日本教育史》，第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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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治维新后期的学校教育中，天皇制的影响愈加深重
了。突出表现在1890年10月天皇《教育敕语》的颁布。《敕语》要求教师
要为天皇制效劳；学生要忠诚于天皇，服从国法、鼓励学习，战时要为天皇
英勇作战和献身。天皇的《敕语》成了日本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原则。为贯
彻这一原则，文部省要求学校举行仪式时，必须悬挂天皇的“御影”，唱歌
颂天皇的赞歌，如果对此奉行不利，便要受到制裁。还规定中学增设兵式体
育课，中等师范学校实施准军队教育，过军事化生活。总之，《教育敕语》
是日本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对日本的学校教育具有绝对影响。这表明，日
本教育中军国主义和皇权主义的色彩更加浓烈了。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在19世纪8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
义的社会制度，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近代化和军国主义化的教育日臻完备。
1889年2月，天皇制政府颁布了帝国宪法，确认了天皇制国家为君主立宪制，
这标志着明治维新改革运动的终结。
关于中国清末维新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教育。19世纪60、70年代，中国
出现了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其资本少、规模小、技术落后，在资金
和产品市场上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都存在着依赖关系。与此相适应，主张
在不消灭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改变现实的经济、教育乃至政治的改良主义
思想应运而生。其主要代表有冯桂芬、容闳、何君、胡礼垣、郑观应等。在
教育方面，他们提出学西学、设学校、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派青年出国留学、
改良科举制度等主张，借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
早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19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而帝国主义列
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也日益加深，特别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
订，更加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号召在京的1000多名会
试举人，联名写信给皇帝，请求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
书”。在上书中，他们提出了改良主义纲领：政治上，反对屈辱投降和君主
专制，要求反抗侵略和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经济上，反对由官僚资本
操纵的官办企业，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文化教育上，主张开展资
产阶级文化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此后，“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
蓬勃发展起来。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不能形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
量，而且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又多是从地主和官僚中转化而来，与封建阶级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既不可能提出彻底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纲领，
也不可能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寻找依靠的力量。他们的主张、要求只能是改
良的，他们的地位只能是孤立的，他们所领导的维新运动只能是失败的。
清末的维新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维新派所提出的改良教育的主张
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还是具有很大影响的。
当时维新派关于改良教育的主张和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有：
第一，组织学会，这是维新派进行维新教育的主要途径。最著名的学会
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于1895年在北京，不久又在上海设立的强学会和1898
年在北京设立的保国会，谭嗣同等在湖南所组织的南学会和湘学会等。此外，
各省也设有宣扬维新思想的学会，如粤学会、桂学会、蜀学会、闽学会、浙
学会、陕学会、苏学会等。学会所进行的活动以翻译、发行报刊、学术讲演
为主。另外，各地还设有各种特殊的研究学术和社会改良的学会。如：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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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算学会、读书会、女学会、禁烟会等。
第二，兴办学校，这是培养维新人才和传播维新思想的重要途径。其中
有康有为于1891—1895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的“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
同于1897—1898年在长沙主办的“时务学堂”，严复于1894年在北京创办
的“画艺学堂”，谭嗣同等还于1897年创办了“浏阳算学馆”，陈芝冒等于
1898年在广州创设了“时敏学堂”。同时，维新派也提倡对女子的教育，梁
启超于1897年在上海倡议女学，而吴怀疚和经元善等则办起了“务本女学”
和“经正女学”。
第三，设立报馆，这也是维新派大力宣传维新思想而不遗余力的措施。
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报纸有康有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梁启
超于1896年在上海主办的《时务报》，严复于1897年在天津创办的《国闻
汇编》，以及谭嗣同于1891年在湖南主编的《湘报》等。
通过这些学会、学校、报纸，维新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并配合当时发展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要求，很快就形成为社会上一种重要的政治势力。这个
势力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特别在推进中国近代文化教育进步方面，影响力更强。主要体现在：
第一，由于光绪皇帝采纳了维新派一些主张，提出了几项改革教育的措
施，如确立培养“通经济变”之才的教育方针；废止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设立新式学堂等，这些改革措施对改变清末的学风和学习内容以及对发展新
式学校的教育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二，维新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伦理纲常，“民权”思想开始
深入人心，这就为人民思想的解放创造了条件，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作
了一定的准备。
第三，维新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文化革新运动，运动中提出的关于倡导科
学、翻译西书、出版新刊、创办学校、改变科举制度等主张都反映了资本主
义文化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渗透，所举行的各式活动都有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
的发展，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第四，由于维新运动的影响，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官僚买办创办了中国最
早的新型的公立普通学校。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
津创办的“中西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和1897年在上海创
办的“南洋公学”（即以后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公立学校的创办，
无疑是一种创新，这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无论是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还是在中国变法维新运动中都出现了一
批主张维新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们不仅为维新运动发挥了先导作用，而且
为亚洲近代教育的发展也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活跃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家的代表是福泽谕吉和森有
礼。
福泽谕吉（1835—1901），出生于大阪的一个低级藩士家庭。1858年开
始教学生涯，直至1907年逝世。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于日本的教育事业和
传播西方文明的工作，是日本明治时期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其
主要教育思想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人权平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他在《福翁自传》、《劝学
篇》中都阐述了这个观点。
第二，主张“以数理为基础，培养独立性”的教育方针，即培养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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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掌握数、理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要具有日本民族的独立精神。
第三，主张严肃的治学精神，并以此教导他的学生。
第四，主张私学独立于政府之外，反对政府对学校的干涉。
福泽谕吉一生撰写、翻译了60多部著作，培养了数以万计人才，为日本
明治维新运动、为日本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晚年归附三菱、三井等
财阀。中日甲午战争时，是强硬的主战派。
森有礼（1847—1889），出生于鹿岛的一个藩士家庭，19岁时留学英国，
后又到美国学习，明治维新时回到国内。
森有礼1884年任明治政府第一任文部大臣，1889年被暗杀。他任文部
大臣的时间虽短，却为日本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他曾为改革
日本的教育制度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对日本教育改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森有礼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国民教育论，即国家主义思想。这是他从德国
移植到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想就是要求教育方面的一切设施都要以国家为目
标，为实现国家的富强而服务。具体体现在：
第一，国家主义教育制度，是西洋的科学技术与日本传统的结合，其既
重视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实业教育，又强调日本的传统道德、武士道和军
国主义思想教育。
第二，在国家主义教育制度中，实业教育居于重要地位。森有礼认为靠
实业教育培养人才是日本富强的根本途径，所以在实践中他非常重视创办实
业学校。
第三，重视师范教育，森有礼认为国民教育是管理国家的根本，而教师
在培养人才方面可发挥“桥梁”作用，因而他强调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结构
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他对师范生提出了“顺良”、“信爱”和“威严”
三原则，并让师范生穿军装，受军训，过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他之所以这样
严格要求，就在于他认为只有师范生的思想和行为作风变了，才能对小学生
灌输同样的教育。
森有礼是日本近代教育的奠基者，他所制定的日本教育制度一直沿用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变法维新运动中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家的代表主要有康有为、梁启
超、严复和谭嗣同。
康有为 （1858—1927），出生于广东南海县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22
岁起，开始接触西学，主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
动中起了发动和领导的作用。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教育的作用，他认为教育是国家富强之本，是人的善恶智愚
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关于教育的内容，他主张变科举、兴学校，主张“新学”，培养
新学人才为救亡图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
第三，关于学校教育的系统、内容与方法，康有为拟制了一个在他看来
是理想的教育体制。其中包括学校按不同年龄分为小、中、大三级，重视实
科教学，提倡普及教育，开展对儿童多方面的培养活动，注意儿童德、智、
体全面发展等。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全面的有系统的富有资产阶级性的教育
体制，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在教育内容方面，由于他认为“今为机器
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所以他主张学生应该学习“天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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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律、光、重、化、机器、武备、驾学、测量、图绘”等 。在教学方法方
面，他主张用比较法来进行教学，以过去说明现在，以“西学”来证明“中
学”。同时他对清代研究学术的“考证”方法也有丰富和发展，他的考证不
仅是中国的“上下古今”，而且还广泛考查欧美，用以比较，其目的在于证
明他的变法维新思想不仅符合“西学”，也适用于“中学”。
康有为从1891年起在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4年，在这个过程中，他完成
了3部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学改制考》和《大同书》，这些著
作不仅是他教学的重要教材，更是他领导的维新运动的理论依据。在这些作
品中不乏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给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以有力的抨击，同时
也展示了他所向往的通过教育要达到的最高社会目标——建立美国式的资产
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他并不理解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其理想的真正道路。维
新变法失败后，他堕落到时代的后面。
梁启超（1873—1929），广东省新会县人，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
曾受业于康有为门下，并帮助其从事了各种维新活动，特别是他主办的一些
报刊，对揭露当时清朝封建统治和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起过积极作用。
梁起超的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是变法之本。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都以教育为转移，变
法主要靠教育来实现，只有先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然后才能在中国实现“民
权”政体，使中国转弱为强。
第二，兴学校变科举，他认为，兴学校是立国之本，国家富强归于学校，
而要兴学校首先要变科举。他还提出变科举的上、中、下三策。所谓“上策”，
是把学校出身与科学出身等同起来，即“含科举于学校”；所谓“中策”，
就是“多设诸科”，如明经、明算、明医、技艺、兵法等；所谓“下策”，
乃是加试政治、历史、时务、算术、格致等“实学”。
第三，教育应有正确的目的。他认为，教育如无目的，或目的错误，那
将是危险的。他对当时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批判，并提出教育的目的应当
是培养一种“特色之国民”或“新民”，能团结一起“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
间”。
第四，教育应有系统，应循序渐进。他考察了日本教育制度，主张应根
据儿童身心发展状况有阶段地分时期地对儿童进行教育，并提出了对儿童进
行教育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第五，提倡“民权”思想，而且他提出，要在中国实行民权政治，首先
要做开通民智的工作。
第六，主张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而其中又特别注重道德教育，贯
彻“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的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