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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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互相争斗、厮杀和迫害。
语言的差异和那已经成为欺骗工具的祖国，不只今天而且永远只有一种用处，那就是在社会里培养盲目的民族仇恨；因此凡是人类的朋友不应该畏缩，同样要把这种爱国心和民族性的偏见踏成虀粉。
即使我们听任这种愚昧和谬误扬扬得意，而且煽起保持这种愚昧和谬误的热情之火，它们最后终究也抵抗不住进步，后者通过日益增多的新发明使得扫除这些陈旧的罪恶日益成为必要。
如果我们今天从每一个民族选出若干儿童安置在一个岛上，并且他们在那里能够生活下去的话，不出五十年我们就会在那个岛上见到一个说一种特殊语言的完全特殊的小民族。同样：如果我们可能把三十三个德意志小邦用深沟高垒和不断的战争数百年间彼此分离开来，也就会由于长久的分离，从许多小邦的不同的方言里形成了许多种不同的语言。
我们只要想一想，为了学会许多种语言费了多少时间！有这些时间可以教会和学会多少有益的东西！到了一个异国，为了语言不通，须要经过若干年之后才能了解那里的人和整个的民族以及它的风俗习惯，这是多么不方便的事，如果人们语言相通，彼此了解，又是什么情况呢！！
为了学会一种外国语要费好几年工夫，这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不算少的时间。这种时间的浪费是为了什么？
即使我们假定教育方法日益完善，因此每一个人都有时间和可能要学会多少种外国语就学会多少种外国语。即使这样，但是，又何必要浪费这些时间呢？
我们假设，一个人学会一种语言平均只要六个月，并且除去本国语一个人只学一种外国语，这样，单从欧洲计算，在每三十年的期间内要有一万万年的时间和力量损失在无用的学习上。一切现在的和未来的世世代代在语言上只是损失宝贵的时间而已。如果人们可以用一种语言更千百倍有利地得到同一的成果，为什么人们不该应用这一种语言呢？
莱布尼茨已经有过这样一个理想。在他之后又有许多人提到过这个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只有在共同一致共享合作的原则下才有可能实现，凭强力是不能推行的，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比在共同一致共享合作的原则下的一种世界语的可能性更容易、更明显的事了。
在这个原则之下，有可能推行任何一种伟大的理想。消灭瘟疫和害虫，提高、加强和美化人类的体质，预防饥荒、洪水以及其他无数灾害，都只有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生活中才有可能。一切现有的语言都含有很大的不完善性，为了这一点，也已经有必要发明一种全新的、美丽的、悦耳的、完善的语言，如果发明这种语言有可能，为什么使用这种语言就不可能呢？没有共同一致共享合作的原则，当然这就不会有可能了。
不！语言、疆界和祖国的概念和一切现存的宗教教条一样都是对于人类不必要的东西。所有这一切概念都是过了时的传统，它存在愈久，它的坏处也就愈是日益显著。
但是不可能全部地球居民的社会组织直到最小的细微末节都是同一个模型印出来的；这既不必要，也不适宜。永远会有各种不同的特性，但是这些特性恰好可以组成一种美丽的和谐，成为一切地球居民的福利，这种和谐不但不会由于各种不同的特性而被破坏，相反，正是由于各种不同的特性而被加强、被促进了。
如果人们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只有很少数的几个民族是这样，并且在这少数几个民族里，这些特性也只是那种在他们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停滞不动的制度的后果，这种制度不允许任何进步，以改变他们那古旧的风俗和习惯。
例如人们说，法国人有一种好动、轻浮和征服狂的性格。从什么时候起他们有了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又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法国的气候来的吗？是所有一切法国人无例外地都有征服狂、好动和轻浮的性格吗？如果这种性格是从气候来的，那末上奥地利的居民也同样应该有这种征服狂。或者是不同的地域造成不同的性格吗？那末在外国多年的法国人就应该逐渐失去了他原有的性格。但是在德国的法国侨民，他们自从弗里德利希二世以来就世世代代子孙相传用法国话作礼拜、做祈祷的顽强意志却不能为这个论断作证明。
如果说法国人是有征服狂的，至少他们并不永远是这样。路易十四以来法国人所经历的历史，以及共和国、帝国、一八三○年的革命这些荣耀的日子造成了他们的征服狂、好动和轻浮；如果我们德国人也曾经经历了这样的历史，我们也会成为这样的性格。我相信，如果我们在最近时期曾出过一个拿破仑，如果我们也有过一次象1792年那样的革命，我们的鼻子要比法国人翘得更高些。我们在现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尽管有所谓的对于政治叫嚣的抑止，已经有足够的人怒气冲冲，在啤酒瓶边上为了那假想的莱因占领者而在裤袋里暗暗捏起拳头来了。
但是假定这种征服狂在一切法国人身上真正成了一种特性，而且在地球上除去法国人而外再没有征服狂的人，这种特性，就象它是怎样得来的一样，它也是可以失掉的。法国人只要在路易·菲力浦的制度下再生活几十年，并且有若干次1815年的经验，这种征服的热情也就会冷却的。3）
我不记得有什么人曾把我们叫作是一个征服狂的民族；政治上的庸人也正为这个烦恼，指斥我们太过于是世界公民了。
让我们骄傲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还有一个未来的前途；而那些古旧的分离和孤立的垃圾，那祖国、语言和疆界差别的概念却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人们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说：每个民族都有他的特性。我并不否认特性，我只是说，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偶然的，是一个民族的习惯、历史、风俗的结果。而这些习惯、历史、风俗是可以改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因为一种僵死的制度，这些东西才似乎成了一成不变的东西，正是凭着这种僵死的制度，那陈旧顽固的旧事物的势力才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排除压制着新的进步的思想。
除此而外如果说还有天生的特性的话，那末这种特性也决不会以由于统治者的癖好、运气、强权和诡计而给一个民族硬画上的疆界为限。
如果是这样，那就必须各个民族的性格在一切疆界上要象刀切的一样截然不同了。这是多么荒诞无稽！而我们今天的政治家却正在要想造成这样的事！这就是他们从他们的高等学府里带到世界上来的智慧；这就是，当他们想要破费祖国而为他们的肚子和钱袋服务的时候，使他们痰迷心窍的东西！4）
人们能否给我指出什么特性是德国人所独有的、而此外的任何民族所没有的？即使对于语言也不能这样说；只有很少数民族的语言是特有的。但是，如果说各个民族真有特性的话，并且是每一个民族所独有而为其他任何民族所没有的，那末第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必然还是语言。然而，即使是语言，无论对于德国人、法国人或是英国人来说，都不能算是什么特别专有的东西。在瑞士、法国、古代普鲁士、俄国、波希米亚、匈牙利、波兰、美国不都有大群的人民是说的德国话？在瑞士的若干省分，在萨伏衣、比利时、海地、路易斯安那州和加拿大不都有人说法国话吗？在那里这种语言的特性又贬低了什么身价，而语言不是完全专有的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呢？
气候对于人的性格起作用，对于食物、住所、服装以及嗜好、能力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肯定的，并且很可能还会永远影响下去，但是气候与民族和祖国的概念却毫无共同之处。
在人烟稠密的欧洲，在许多民族麕集在一起并且有频繁的交通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情况下，这种阻碍新思想、新发明的疆界和语言差别是决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在人们能够并且必须分离地生活的时候，还可以行；但是自从铁路发明以来，以上这些概念的害处和缺点在今天已经是更加显著了。如果在五十年内有一个铁路网遍布了全欧洲，是不是人们想，疆界和祖国那时候即使对于最保守、最顽固的头脑也要成为一种讨厌和障碍？难道人们会看不出来，几天之内就可以走遍了全欧洲，但是却没有可能和许多不同的民族互相交谈了解，这是一件多么不便利不愉快的事？单是铁路一项就足以使人注意到有推行一种世界语的必要了，更不必说改进和提高航空工具的可能性。今天还有哪一个学者能否认这种可能性吗？如果说我们必须把这一个可能性也包括在远景之中，那末岂不更加明白，一种唯一的语言对于我们在科学上的长足进步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我们不要让人笑话，不要永远把那外国人的征服狂这个傀儡把戏放在手里玩弄。我倒要看看这个外国人，他怎么能把一个追求真正的自由的民族镇压下去。但是只要我们是拿自由当作喜剧来表演的，在它脸上涂上各式各样的民族的颜色，把它囚闭在疆界之内，只要德意志的奴隶是为了德意志的奴隶主去争自由，自由对于我们就毫无价值。或者是一切人的自由，或者就根本没有自由！但是这一个自由是不能被囚闭在那征服狂和人与人的分离所造成的疆界之内的。争自由，自由对于我们就毫无价值。或者是一切人的自由，或者就根本没有自由！但是这一个自由是不能被囚闭在那征服狂和人与人的分离所造成的疆界之内的。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魏特林著 孙则明译
第十二章 金钱与商品的杂货店
今天我们在大街上无论往那里看一眼，几乎每一座房子的底层都有一个杂货商在那里安下了窝，在那窝里囤积着别人劳动的产品。
有多么大一群强壮的人整天在商店和饭馆里，在柜台边上磨着鞋底子团团转，白白地消磨掉可以应用到社会有益事务上去的大好时光。这也能叫作劳动吗！问问他们，他们是不是在劳动。当然从事这种事务也有它不舒适的一面，因为我相信，多数手工业者在他的劳动中不会象商店伙计那样单调无聊，店伙虽然费力较少，但是他比工人要更受他那主东的束缚。
就算按照杂货商的看法杂质店也是一种业务，但是人们很容易看出来，那是一种大半无用的业务，我们在共有共享的社会情况下可以把从事这种业务的人数减少到十分之一。
每逢我在我们大城市的街道上闲步，看到那摆设得富丽堂皇，堆满了天然和人工产品的商店的时候，我常常想，在这一切产品之中，你，或者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工人，一年之中能把那一件商品叫作是你的？——大概不会到百分之一。有很多奢侈品我们这种人根本不知道它作什么用途，劳动的产品在不断地增加，这些产品引起了、并且还天天在继续引起着生活享受的精美化。
这一切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比用在劳动者所能得到的生活必需品上的劳动时间大得不能比拟！为这些产品而劳动的人得到那劳动产品的最小、最坏的部分，而其他的人得到最美、最好的；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情形就只能是这样。
设备这么许多商店连同它们的橱窗、柜台等等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物资。社会只要用十分之一的经费就可以设立比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地窖、底屋、小饭店、烟纸店更美丽和更方便的大百货商场。
而首先要说的是耗费在这上面的时间！你们可以作一次有趣的试验，在散步的时候仔细观察一下，那些杂货店的人们整天在他们铺子里都做些什么，并且把这些活动和他们所赚得的利润比较一下，这样就不会再有人奇怪，为什么当初耶稣看到这些无聊行当的时候会产生暴怒，甚至于并不尊重他们的私有财产，用绳子抽到他们脸上去。
看吧，这个人在胸前抄着两手，斜睨着橱窗外面，看是否有顾客漏过去，或是另外有没有人脸上带着落入他网罗的神气；那个人斜靠在柜台边上，这里又一个人在闲着搔后脑袋，另一个人在来回的折叠衣料。这里有些人细心地在掩藏、涂抹、遮盖他们那劣等货品上的缺点，以便瞒过购买者的眼光，那里有些人狂喊得嗓子发哑，以便吸引住一个犹疑不定的乡下人等等。如果你们在市集日和工作日有时间，不妨自己去观察一下，看了会令人又可笑又可气。
我观察过这样久，但是我所看到的各式各样商店里的买主人数永远没有商店里守柜台的人数那么多。
在奢侈品商店里我很少看到过有买主，我常常禁不住惊讶，他们究竟怎样弄这么一大笔费用来维持这样一些商店和供应其中店伙们的吃喝的。
而大量的招待员、店员，同样也是所谓商店的气派之一。即使那商人并不关心什么气派不气派，但是为了不损害他的利益，他也不愿意减省这些人，因为买主往往是不定什么时候拥进商店里来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是不是会在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拥挤现象，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一切都是出于偶然。因此为了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不得不经常雇用着一大批青年人作准备，这些人的健康和体力大可以用在比做小伙计和商店玩偶更有益的事业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颠倒世界就是这样！于是我们又要去养活这些对我们一无用处的小人物！如果我说，我们这些穷鬼养活他，杂货商会摇头不信。当然是我们！否则还有谁呢？是谁给你做的靴鞋、衣服和家具？你那讨价还价的货品是谁制造的？你把它摆设成象庙堂一样的店铺子是谁盖起来的？你自己住宿的房子是谁建筑的？出产你所吃的粮食的土地是谁耕种的？是你吗？
而你对于社会所给你的这些实惠，作为报答提供出来的是什么呢？你把货品从贫穷的劳动者的手里拿去，送到富有的买主手里。这种事一个老年人、一个小孩子也都能够做，这用不着什么大才干、大力气和大学问。
这种行业既不为你的机智、也不为你的天才和能力带来什么光荣，因为你在你的事业里没有机会可以把你的这些才能用在对于社会福利有益的用途上。你那狡猾的金钱和商业投机并不是有益的，相反绝大多数情形下是对于公共福利有害的投机；如果说它有益，那只是对于想借此发财的你自己和你的家族有益。
商人的另一种恶行，一种并不比他们所犯的抬高日用必需品价格和减低工资以求发财致富的恶行更不可恶的恶行，就是伪造产品。
维克多·孔西得朗①用下列这些话十分中肯地描述了商业的不正当行为：
①维克多·孔西得朗（1808—1893），傅立叶的最重要的信徒。他阐释并进一步发展了傅立叶的学说。除了其他证明以外，魏特林在这里长篇摘引也可以表明他曾受过傅立叶的影响。在一切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中，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商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批评是最尖锐的。
商人是一种从中渔利的人，他利用一般的社会混乱和工业中的无组织状态从中取利。商人收买产品，收买一切；他是一切的所有人和包装人，所以他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