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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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意义和阶级内容在马克思对于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皮特曼、吕宁、爽尔格斯、西米格等）的论战中得到了明白的说明。在他们的机关刊物之一《莱茵年鉴》里不但一般地否定了“粗野共产主义”的任何价值，并且特别指斥了魏特林的共产主义，认为他只是提供了“一种对于他在巴黎和日内瓦学来的傅立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的加工”。共产主义者的唯一成绩只是“在于建立种种制度或是一些同样地完整的社会秩序”（如卡贝的“伊加利亚”，《公共幸福》①和魏特林），它们都是“一些教条的独断的”东西。②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指出说，这种虚空傲慢的说法，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制度的真正的内容根本不在于它们的系统的形式，而是在于它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时代的需要”。“对于每一个这样的体系来说都是有一个民族全部过去的发展，有种种阶级关系的历史形态，以及它们的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和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③。因此，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和魏特林，另一方面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两者之间的阶级对立是很显然的。当魏特林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他知道未来只是属于工人阶级——正想用这一部著作为他的阶级指示出达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手段和道路的时候，并因此也就是表达了真实的、合规律性的“时代的需要”的时候，那些“德国的”或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们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却采取了徒劳无益的尝试，企图阻止革命的发展。他们的工作首先在于，通过他们的所谓“片面性”的“克服”来贬低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的价值，从而贬低魏特林的威信，后来他们也就显出原形，原来这些人是普鲁士专制主义的雇佣文人，被用来反对力求上升的资产阶级以及和资产阶级一起形成的无产阶级。①
①指夏斯特吕克斯的书《论公共幸福，或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命运》，两卷，1772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
②见海·皮特曼编《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1845年达姆斯塔版，第170页；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作者西米格。
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953年柏林版，第491页。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个彻底的、毁灭性的批评。可着重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各书的有关章节。
以“教条的、独断的”非难，加于《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并不完全恰当。魏特林自己就曾再三地指出过，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推翻旧的社会，而不是“各种心爱的关于新建筑的计划”。如果说他不但用他的著作来揭露现存社会关系的罪恶和证明被压迫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并且同时试图草拟出一个未来社会的图景来，那只是为了给无产阶级的运动指示一个方向，给它一个美好的目标。他不只要指出，社会在一个坏的组织里是什么，而且还要求指出社会“在一个好的组织里又能够是什么”。因此和教条主义相反，在他的整个的著作里都贯穿了进步的思想。“从来没有过一个万古不变的、永远是最好的社会组织，因为这就首先必须假定人类精神能力的停滞和进步的停滞，这是不可想象的事”。②因此魏特林在当时决没有把他的计划——人们试想一想那些伟大乌托邦主义者是如何的顽固——认为是一个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看作一个提供讨论的题目，并且在他的著作的结尾部分要求大家把问题和改善的建议寄给他，以便在《年轻一代》上能够继续讨论。恰恰是在详细地描述未来社会的种种组织的时候，他再次地强调说，另一种其他的形式也是可能的，并且这样一类的问题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要性相比，是一些次要的问题。①最后他还忿恨地指斥那些傅立叶的反动的信徒，因为他们追随他们的老师，在共产自治村里要把对资本和天才的评论放在劳动之上。“岂有此理的荒谬！”魏特林写道，“这个荒谬，我们的傅立叶主义者用魔鬼的力量也摆脱不掉。他们仍然站在他们的老师1808年所站的地方②，看来是还要僵死地站下去。前进吧！前进吧！你们这些社会主义学派的人物”。③但是在这个时候魏特林本身也没有完全摆脱教条主义。
②本书第57页。
①参看本书第212页。
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著作：《四种运动论》，这本书曾给予魏特林很大影响。
③本书第258页。
当时对于魏特林还有另一个指责，涉及到所谓他的思想的不独立性。同样的，后来在对于他的思想发展的渊源的研究中，把魏特林的成就里的有原则意义的新东西也大部分都忽视了，人们片面地着重举出他和以前以及当时的乌托邦主义者共通的地方，这是由于魏特林后来的发展而引起的一种误解。
当然，魏特林在他对于现存社会状况的批判里，以及在他的未来社会的草图中，是曾经加工利用了当时的思想资料的，尤其是他居留在巴黎的时候，上面说过，当时巴黎是一切反对派和革命力量、革命思想传播的集中点。在对于商业的批判上，魏特林受傅立叶的影响最深；科学（“能力”）在社会里的领导地位这一思想来自圣西门；在私有财产的研究上，他根据于蒲鲁东；在金钱问题上，则表现出对于欧文的倚赖。但是要在每一个细微末节上指明这种倚赖性是很困难的，并且就原则上来说，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何况，魏特林并没有受过高等的学校教育，一直又过着一种不安定的生活，他是当代的哲学以及特别是那些所谓“学者”的公开的反对者。但是他利用一切机会自己继续进修，书读得非常之多，虽然是没有系统的①。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举魏特林作例子，反对卢格而为“德国工人总的文化、知识水平或者他们的接受文化、知识的能力”②作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为魏特林采纳英国的、特别是法国的社会主义要素的合乎规律性的理由作过理论的说明。“在德国人面前没有摆着象法国人和英国人面前那种成熟的阶级关系。因此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只能从产生那些基础的阶级关系状况中去取得他们的体系的基础。因此那唯一存在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的体系，是一种在受小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思想方式范围内的法国观念的复本，这原是完全合乎自然的事。”①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狂妄地指责的地方，反过来正足以证明是魏特林的成就中的一个必要的因素。正是由于从那些和比德国或瑞士更成熟的阶级关系相应的理论中采取了大量进步的要素，才使他有可能在一个一定的时期内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居领导地位的理论家。只要概观一下《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批判部分，就可以看出来，这决不只是德国或瑞士的“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魏特林的观点主要是在瑞士巩固下来的——能为一个这样尖锐的、预示出发展方向的批判提供根据的。“……使这些手工业者感到光荣的是如下一种情况，即他们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而不过是向近代无产阶级转变的一部分还没有跟资产阶级即大资本处于直接反对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但他们竟已本能式地预料到自己将来发展的前途，并且构成为——虽然还不充分自觉地构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②但是另一方面——这是具有最后的决定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德国正开始迅速地发展，无数的矛盾产生了，并且宣告了资产阶级革命，在这里这个革命在种种更为进步的条件下，必须比十七世纪在英国或是十八世纪在法国所进行的革命更加彻底。这些进步的条件首先是在于有了一个更成熟的、数量上更强大的无产阶级，后者现在必然要带着它自己的要求而出场。魏特林的历史功绩，因此只能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衡量，就是他做了一些什么工作，来唤醒和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如何为工人阶级指出他们在未来革命中的任务。
①1843年6月间，魏特林的住宅被搜查，从被没收的书籍名单中，对魏特林的阅读范围可以有一个不完全的、但是很有价值的概观。当时搜查到的有一本英文字典——魏特林确实学会了英文——，有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柏拉图的《理想国》，亚当·斯密的《国家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以及宗教狂人阿尔勃莱希特的各种著作（参看本书第36页注①）。又参看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
②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83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953年柏林版，第491页。
②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341页。
虽然在这段时期内，魏特林主要是在法国和瑞士工作，但是他仍然直接是在为德国工人阶级而活动，因为在国外他几乎完全是在德国手艺工人之间活动，他的著作也是用德文写的，并且立即被传到德国国内。恩格斯曾指出过，“正义者同盟”在它的中心迁往伦敦（1840年初）以前主要是一个德国人的联合会。这也适用于后来在魏特林领导下的在瑞士工作的盟员，而只是在伦敦才有可能逐渐地从一个德国的同盟成了一个国际的同盟。①在四十年代里生活在巴黎的有五万至六万德国工人②，其中成衣工人占绝大部分；在瑞士当然人数较少。这些工人的流动性是很大的，——因为绝大多数是手艺工人，他只想居留一定的时期。此外，还有许多国际联合会，则是由于“各贤明的政府给了同盟很大的帮助，因为它们把每个不称心的工人——其中十个有九个是同盟的盟员——都驱逐出境，结果就把他们变成密使了。”③
①参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9页。
②K·奥伯曼：《在第一次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的地位》，1950年柏林版，第32页。
③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8页。
因此，恰恰是从他这本主要著作我们可以这样说：魏特林是自觉地、一边倒地代表了他的阶级利益的。“……我们是两造，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们消费，我们生产；……”。④他说到他的同志们怎样督促他，要他写一本书。“这是一种最大的鼓励！……他们为我劳动，我为他们劳动；这件事如果我不做，自然还有可以替代我的千百个人来做；但是既然我有了这个机会，我就有义务来利用这个机会。”“因此，……这本书并不是我的作品，……我在这本书里汇合了我的同志们所集合的物质和精神力量”。①和那些乌托邦主义者相反，同时也和卡贝、勃朗、蒲鲁东等相反，他确信向统治阶级和政府呼吁，只不过是枉费时间和在工人阶级中间培养错误的希望。
④本书第112页。
①本书第57—58页。
在“可能的过渡时期”一章里，魏特林嘲笑种种迄今为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的改变社会状况的手段，例如要求改善教育制度，要求出版自由，要求改善对病人和老年人的扶养，要求一种比较公平的捐税立法制度，要求选举自由或甚至要求傅立叶式的联合组织。他看到，这样一些改革只是补缀工作，如果说这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里也有可能的话，它们也并没有抓住罪恶的根源，相反的是保持了剥削。因此在未来革命中的主要的任务，只能是消灭对于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制，或是，如魏特林有一次说的，“要把他们用来危害我们的手段夺取过来。”②
②本书第267页。
这件事工人阶级只有在一次革命里才能完成。“推翻旧的事物就是革命；因此进步只有通过革命才可以实现。革命万岁！”③这些见解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在魏特林和那些乌托邦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反动的后继者们的看法之间有如何原则性的分歧和不同，并且说明通过《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他对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曾作出了多少贡献，他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号召工人的结合和他们的阶级团结。
③本书第244页。
魏特林的最重要的功绩在于，他在工人阶级里找到了唯一的力量，只有这个力量才有能力消灭剥削，并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由于这一点他远远胜过那种呼吁统治阶级的理解和同情的乌托邦主义。
但是尽管这一认识是非常出众的，尽管魏特林由于这种认识和那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欧文和傅立叶有很大的区别，就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实施这一点说，他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这里表现了魏特林的“受小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思想方法”，他永远没有能达到对于一般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因此在他的著作里，令人惊奇的远见与尚未克服的宗派观点：真知灼见与幻想；对现状的深入批判与草率的乌托邦空想，革命的力量和预见与历史局限性互相结合在一起。
魏特林的历史观——如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所表现的——是并不一致的。它在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有许多倾向朝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突破。魏特林把人类历史分成三个时期：原始状态时期，从私有财产的发生到目前的时期（不平等和压迫的统治）和共产主义时期。向第三个阶段的过渡必须在现在就准备起来。完全以启蒙的意义去理解的理性，在他看来也是社会的主要动力。但是因为发展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受获得的欲望所决定的，然后享受的欲望和它合在一起，这两种欲望一直统治到今天，因此理性、知识就受到排挤和压迫。但是理性就长期来说是更有力的东西；它不久就会克服贪欲和私利，为无阻碍的进步扫清道路。
但是在这样一个——粗略地勾划的——历史观里，魏特林达到了一些重要的认识，凭着这些认识他远远地超出了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者的认识之上；其中例如他达到了这样一种见解，认为有许多特定的阶级的存在，它们的行动是由经济的因素决定的，并且和这些阶级相应的各有一种一定的风俗道德；此外他还作出了这样一种论断，认为国家——和一切上层建筑一样——不是中立的，而是只为统治者服务的；最后他达到了这样一种有决定意义的认识，就是认为理性不能自行取得胜利，而是必须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把它带领到统治地位上去。
按照魏特林的这种历史观去进行经济关系和“社会罪恶的根源”的研究是反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在这里它绝对落后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