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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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在1843年的上半年，还可以看到许多文件，主要是他在《年轻一代》上的文章，这些文件证明了他超出于资产阶级反对派之上，以及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物，特别是对维尔特的斗争。
在这期间，魏特林把他的编辑部从威维迁往洛桑，但是他还存着这样一个想法，为了可能更好地进行宣传鼓动，想迁到苏黎世去。1843年5月初，他到了苏黎世，并且把他的第三部著作《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交给印刷者赫斯去排印。他是那样的未加审慎，在该书出版之前，先印发了预定广告。在广告上说“这本书里有一百多处圣经的引文可以证明，自由思想的最大胆、最勇敢的结论完全和基督学说的精神一致。”①此外在广告单上包括有许多章节的篇目（例如“耶稣教导废除私有财产”，“耶稣教导废除金钱”，“耶稣的原则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和罪人的交往”，“耶稣绝不尊重私有财产”，等等）。这种广告落到苏黎世的教士手里，他们以侮辱上帝的罪名向检察厅检举魏特林。现在瑞士的资产阶级得到了久已盼望的机会，对魏特林并同时对苏黎世的激进派（弗吕贝尔和福伦）放手进攻。6月9日夜里，他和其他一个苏黎世协会的会员被捕，经过审讯——除魏特林外——又被释放。在印刷人赫斯那里排好的版，已经印出的书页和存放的原稿都被没收。①检察机关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由臭名昭著的国务参议官布伦奇里领导。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结果是一份“呈送苏黎世政府”的报告，这份报告被立即公布，用最黑的颜色来涂抹污蔑共产主义者，并且孤立和打击激进派人士。但是就同盟方面来说，这份报告却产生了一种相反的作用。用这样一些空话象“无底的陷坑”，“共产主义的冷酷的、抽象的原则”，“贪婪的思想”，“世界历史上最可怕和最可恶的制度”或是“可怖的和不自然的结果”等等是吓不倒一个劳动者的，至多只能吓住一个胆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但是此外在这份报告里也包括了许多从魏特林和他的合作者们的通信和文章里节取来的长段引文，这真是同盟方面所求之不得的一种最好的宣传。莫泽斯·赫斯在一份讽刺呈文里感谢布伦奇里对于这桩好事所表现的功绩，驻巴黎的普鲁士公使不得不向柏林报告，由于布伦奇里的这份报告促成三百名德国手艺工人加入了“正义者同盟”。在一本匿名的著作《关于瑞士的共产主义》里揭露了布伦奇里的阴谋②。对于魏特林和他的合作者的拘禁和捏造的控告引起了群众的骚动，举行了示威，并且曾拟定了计划，要用强力去救出魏特林来。
①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28页。
①但是绝大部分原稿终于被挽救出来。德文第一版是由魏特林的朋友们于1845年以《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为题在伯尔尼出版的。第二版以《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为题和《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两书的第二版同在1846年出版。
②1843年6月13日以煽动暴乱、挑拨公愤和破坏宗教的罪名，提起公诉。见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79页。
虽然因此同盟的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开展，但是魏特林的第三部著作和他的那些仿效者们在同盟的领导上所产生的影响，却使运动停滞并且形成宗派。“尽管魏特林所著的《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中有个别原理是很英明的，但他那认定共产主义跟早期基督教相联系的说法，终究在瑞士使运动大部分起初落到阿尔勃莱希特一类蠢人手中，后来又落到库尔曼①一类自私自利的江湖骗子式的仙人手中了。”②
①关于阿尔勃莱希特，见本书第36页注①。库尔曼（贝克尔也受他的影响），生于霍尔斯坦，曾在海德堡读过书，1843年在美因兹地方以“我们时代的精神和物质需要”为题进行讲演，1844年到瑞士。他在各个协会里讲演，这些讲演1845年以《新世界，或论地球上的精神王国》为书名出版。他反对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主张一种通过说服的对现状的改革，并主张保存阶级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地揭露了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先知。后来证明库尔曼是梅特涅的间谍，他对梅特涅设在美因兹的情报机关供给关于工人运动的情报。魏特林自己在1845年宣告反对库尔曼，并且斥责贝克尔和库尔曼的合作。（见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73页）。关于库尔曼，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953年柏林版，第575—587页；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33—234页；恩格斯：《原始基督教史》第1卷，1894年《新时代》（见《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论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9—40页），巴尼科尔、贝克尔合著：《宗教的和无神论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33年基尔版，第ⅩⅤ—ⅩⅤⅠⅠⅠ，75—79页。
②参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4页。
关于《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这本书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相比是意味着一种退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一部著作在魏特林对于现有教会的态度和在他对于宗教的见解上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表白和说明。他仍然是教会组织的最严厉的反对者。你们决不要相信教士，他警告劳动者说，“如果他指示你们要用顺受和厌弃来对待那在尘世上压迫你们的痛苦，要你们把满足需要和欲望的期待寄托在天上，……”①他揭露那种假装虔诚和伪善，把这些东西和劳动人民对于宗教的冷漠作了对化。“……那外表虔敬的伧夫，这时（在讲道的时候——导言作者）几乎不敢在讲台下稍微大声喘一口气，而疲乏的农民却鼾声大作”。②他看透了统治阶级故意把劳动阶级抑制在愚昧无知之中，因为劳动阶级“随着科学教育的扩展，……将会识破这种机诈的诳骗，这些一直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保障它对公共事务的统御和欺骗劳动阶级对它忍耐和服从”。③在魏特林在法庭上的第一次的辩护词里，他虽然申称，他是通过圣经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但是他解释说，“首先是通过法国哲学家……扫清了堆积在人类社会上的污垢”。④他对于宗教的见解曾受了近代圣经批判的影响，主要是受大卫·弗里德利希·施特劳斯的影响。在魏特林看来，耶稣是一个平常的木匠，他三十岁之后成为一个秘密同盟的一分子，研究这个同盟的学说，然后和同盟的其他分子一样共同传播这种学说。这个同盟的目的是“彻底改造一切社会关系”，①也就是说是共产主义。
①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1页及以下部分。
②同上书，第8页。
③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7页及以下部分。
④卡勒尔：《威廉·魏特林，他的活动和学说》，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63页。后来魏特林从记忆中所追叙的辩护词里没有这一句。他是这样追述的：“首先是法国大革命，这个通过宗教嘲弄者伏尔泰，否认上帝的神甫梅叶和自然哲学家卢梭的帮助而唤起的法国大革命，首先是这个从反基督教运动中所产生出来的革命，它迫使人类改善它的风俗道德……”。见魏特林：《法庭——五百天的经验》，1929年基尔版，第72页。
①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25页。
魏特林揭露了统治者对于宗教的滥加利用，同时他也知道，宗教作为现世生活的神化，作为对于一种幸福生活、一种“彼岸乐土”的追求和希望，在共产主义里是不会再起任何作用的。但是他仍然相信应该为宗教保留一个任务：在个人的苦闷、命运的打击或是遭受不幸时的安慰的任务。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宗教是并将继续是“在这种浩劫茫茫的生活的狂风暴雨中的一个太平锚，人类纵然达到了尘世幸福的最高程度，这个太平锚也是不可缺少的”。②所以他不肯和伏尔泰一样地攻击宗教——对于他来说，宗教现在是推翻旧社会的工具，以后是在万一不幸的场合中的一个“太平锚”——而是相反地援引卡尔斯塔德、托马斯·闵采尔和拉梅耐作为根据，后者据说曾证明了，一切民主理想都是基督教教义的结果。③（对于《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的精神特别有说明意义的事实，是拉梅耐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立即加以否认。）对于宗教的这种态度也使得他广泛地容忍宗教的观点和特别是宗教的鼓动，甚至于攻击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无神论的宣传。这也是他和马克思、恩格斯敌对以及他很快地和海尔曼·克利盖结合的原因之一。
②同上书，第10页及以下部分。
③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17页。
尽管魏特林的《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中——如恩格斯所曾经说过的——有个别原理是很英明的，可是他那幻想的尝试，要想通过原始基督教来作为共产主义的根据，却是那样的无用而且有害，恰恰在这样一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开始从社会的发展规律里推论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从而为工人阶级指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可能而且正确的道路的时候①。
①这时候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态度表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部分；《论犹太人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19—467页。
魏特林在瑞士所领导的同盟组织之所以没落，其决定性的原因上面已经指出过了。首先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发展，还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魏特林当时没有能认识到这个原因，并从中得出有关他进一步的工作的结论，以致他最后完全失去了目标。因此，他所面对的那些日益增加的困难，以及他所遭受的许多失败使他在运动中特别趋向于偏重宗教的因素，这种偏向主要表现于他对青年德意志的斗争中。当时在手艺工人中存在的还很强的宗教观念是这种偏向的基础。在这种形势下，不可避免地、魏特林愈来愈被迫扮演一个教派领袖，一个先知者的角色，这和他本人的气质是完全相合的。他的合作者对此也不无重大的影响，他没有及时和他们脱离，造成对他自己的极大不利。这里首先要说到“先知”阿尔勃莱希特，他以“救世使者”的身分周游瑞士，并且加入“正义者同盟”①。这种结合大有影响，使得革命的宣传庸俗化和神秘化，并且把同盟变成了一个宗教的宗派，这在1843年5月魏特林被捕之后更成了定局。奥古斯特·贝克尔②是辅佐魏特林参加在瑞士发展同盟的工作最多的人，他也加强了这些倾向①。阿尔勃莱希特和贝克尔的消极的影响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里是显然可见的。
①阿尔勃莱希特，生于阿尔屯堡，曾以“煽乱者”罪名在狱中被囚禁六年，六年中除圣经外不能接触任何其他读物，出狱时成为宗教狂人。后来他到瑞士，以先知者的身分漫游了许多省区。贝克尔、苏特麦斯特以及其他人曾多次并且深切地警告魏特林要对他小心。但是这两个人仍有密切的关系。贝克尔给魏特林的信上说，“你可以用他作为沿街叫卖书刊的人，但是此外你不应该多和他往来；你没有读过他的神经错乱的作品，不然，你对他的想法一定会不同的。……他要把我们大家从以色列的十二宗族离开，重建所罗门的统治似乎是他旧日的迷梦。我很知道，他还要求作种种社会改革，对于这些改革他已经找到了榜样，例如亚伯拉罕和所罗门的多妻制，……总之，你不要和他这样密切来往”。阿尔勃莱希特的著作有：《对民族的召唤》、《郇山（郇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高山——中译本编者）王国的重建》、《对妇女界的号召》、《在自由的神坛边的不久的重逢》、《玫瑰之光里的目的，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威廉·泰尔的一个警告》以及其他等等，这些书魏特林应该看过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在对他进行住宅搜查时这些书曾作为他的财物被没收过。阿尔勃莱希特自己写信给魏特林告诉他在文特图尔地方的活动说，“每逢我走过城市或是走过一个村庄的时候，人们就活跃起来。这边有人说，这是一个代表和平的人，那边有人争着跑过来听他的安慰人心的话。因此我对你来说是一个福音的使者，给你开辟着道路”。以上贝克尔和阿尔勃莱希特的信，都载入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第68页、第46页。关于阿尔勃莱希特，参看同书第44页，第67—75页。
②参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8页。
①贝克尔曾在吉森学过神学，1833年至1835年是威迪格教士的合作者，并成为布希纳的忠实朋友。他因为参加传播“黑森乡议员”而被捕，1839年被赦免，并去日内瓦。在日内瓦他担任手工业协会的教员，直到他与魏特林结识并跟从他一起工作。1847年贝克尔写到他自己时说，“他希望迟早会有某种比傅立叶主义和共产主义更好的东西出现，这种东西会扬弃这两个极端的对立面，并一般地把宗教、政治和社会主义中的纷歧的意见和争执都在一个真理之下统一起来，从而得以建立一种新的、美丽的生活”。1843年出版了他的《我们今日的人民的哲学》，1844年出版了《共产主义者要做什么》？1845年他还出版了期刊《宗教和社会运动的愉快消息》。他给魏特林的信上说：“人民没有任何理由仇恨他的压迫者，就像同样那些压迫者也没有任何理由蔑视他们的奴隶一样。他们应该大家一起诅咒和粉碎这个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把他们置于这样一种错误的、非人性的关系中。他们大家都有过失，但大家又都是无辜的，要看人们怎样来看它”。他劝魏特林写一本“小册子”，以《富人的声辩》为题，它的内容按照下列的提纲：“对于新时代从中产生的那个灾难的描叙，财神的神庙将被拆毁，黄金的偶像将被投入大海，……财神的传教士的血是不是能少流些，因为他们是无辜的，……先把危难和地狱描写得非常吓人，然后来保卫贫苦的受难人——在这件事上还没有人效法过你的榜样。”总而言之，要写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你——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可以把你的填满着仁爱的心像江河一样倾泻出来”。关于贝克尔论他自己，可以参看巴尼科尔、贝克尔合著：《宗教的和无神论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29年基尔版，第27页；他给魏特林的信，见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第118—120页。
魏特林具有一种鲜明的阶级意识。他对于那些要在政治生活、报刊言论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