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3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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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其实有多种读法的，功利性阅读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也是今天大众阅读的主要方式。如果号召读什么和不能够读什么，阅读就容易变成很劳心的身份性阅读，读书就成为了一个沉重的压力，一点点趣味、一点点闲适、一点点自由也没有了。《博览群书》这二十年做的漂亮在哪里？我认为就是不矫情、故作严肃状，让人读着轻松。下一个二十年的《博览群书》会怎么样？我还是希望它能保有谈论读书时的平常心和轻松劲，评书、评人，当然也要评社会，至于是不是能够承担什么使命，倒不要太在意，读书和评书都是不必过于沉重的。


和一份杂志做朋友
■　　傅　谨
　　一个作者和一份杂志的关系，有时真是一种说不清的缘分。
　　前些天一家媒体约我谈谈百年京剧发展史上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记者拿出当作引言的就是我发表在《博览群书》上的文章《知死而后知生》。屈指一算，我和《博览群书》的交往，已经有七八年，先后为杂志写了十多篇文章。不知不觉中发现，到目前为止，《博览群书》成为我写文章最多的杂志，和杂志之间的感情和默契，也与日俱增。其间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博览群书》2001年第8期的“本刊特稿”栏目，发表了杂志专门为拙著《草根的力量》组织的8位不同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撰写的评论，这些学者多半和我素不相识，更无交情可言，全赖《博览群书》杂志的号召力与组织，才能令他们关注并且给予拙著很高的评价。这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极为浓重的一笔，而杂志对拙著如此的厚爱，令我感到说一番感恩的话都显得矫情。
　　但这些年里我并不常为《博览群书》杂志写文章，原因很复杂。从内心深处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对这份杂志的情感使然。
　　我做文字工作二十余年，除了从事专业研究，也经常写些评论，甚至包括一些对社会现象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散见于各地报刊，但我很少长时间地为一家杂志写文章，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作者，我始终有个顽固的念头，我以为作者和杂志之间如果合作的时间一旦长久了，就很难长期保持某种必要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之所以必要，是由于编辑与作者之间本该构成的那种必不可少的张力，很容易因长期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相互间的信任感和依赖性而遭到破坏。通俗地说，作者之所以需要编辑是由于作者面对内心写作而编辑面向读者发稿，专注于内心的作者，他的文章是否切合读者的需要以及趣味，自己并不总是能够清楚地觉察；而且，每个作者在长期写作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些无法自知的陋习，再好的写手也难免有其缺陷。面对一个陌生的杂志和编辑时，这些问题很容易成为文章发表的障碍，这会促使作者自觉不自觉地谨慎行文，认真推敲；然而在给熟悉的杂志和编辑写文章时，恰恰由于熟悉，由于发表的障碍被这种熟悉而生的信任与依赖扫平了，写作态度很容易产生微妙的变化，除了提醒作者在写作阶段就惕然对待文章以外，一个优秀编辑的特殊价值还在于他能够及时地向作者指出文章中的各种缺失，尤其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废话唠叨，一些习焉不察的俗趣，但是一个熟悉的杂志及编辑，有时可能因爱屋及乌而连同这些缺陷也一起欣然接受，有时会碍于面子予以放纵，对文章的评价尺度会有形无形地渐渐松弛，这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杂志而言都不是件幸事。作者与杂志社及其编辑之间因长期合作产生的深厚友谊，固然值得称道，只是友谊一经形成，作者本身自应该倍加珍惜。要想保持真正长久而纯粹的友谊，其责任主要不在于杂志社以及编辑，而在于作者，在于作者需要尽可能自我省察，主动给杂志和编辑留出给予文章以客观评价与判断的空间，这才是情分的前提。
　　大约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我经常给一些陌生的杂志写稿子，不是为了重新体验年轻时习作得到从未谋面的杂志编辑发现与赏识的快感，更多是要通过给陌生人写文章以激励自己保持文章得到杂志及读者认同所必需的充实内涵和行文的可读性。但我却依然和《博览群书》合作了那么多年，直到现在，虽然其间也时有中断。
　　记得从1998年初在《博览群书》发表文章《我们都应该怕“尚方宝剑”》起，先后给杂志写了多篇从当代人和当代社会的视野重新解读元杂剧的文化随笔，它们形成一个名为“元剧札记”的系列，本想长期将这个系列文章写下去，促使我停笔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专注于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而中断了这组文化随笔的写作，不如说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渐渐感到思想不能集中，文气不能接续，文章仍在发表，却不由得从中体会到编辑们的宽容，于是停笔显然就是最好的抉择。
　　后来给《博览群书》写的文章，包括开头提及的《知死而后知生》，就以杂志约稿为主了。在作者与杂志的关系中，杂志接受作者的投稿与杂志主动约请作者写稿，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交往方式。相信许多作者和杂志的交往过程中，都经历过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
　　在我看来，要保持和一份杂志真正良好的关系，投稿与约稿这两个阶段都很重要。一份好的杂志，经常需要从杂志以及读者的立场出发，组织作者撰写针对某些特定话题的文章，这时约请合适的作者就尤其重要，而善解人意的编辑，知道应该向哪些作者约写怎样的文章，尤其是知道如何让作者写出足以凸显其知识背景及思考的、与其性格情趣相宜的文章。
　　我曾经坚持认为一位知识分子应该在自己的学识与专业的基础上对公众发言，但是既然是为杂志写杂志及读者所需要的命题文章，某些场合必不可免地要涉及到超出自己专业范畴之外的话题。感谢《博览群书》对我的理解，每当给我出题，都充分考虑到我的能力与兴趣所在，不让我有露怯的机会。我想这大概可以算是更深一层的缘分，到这个份上，我觉得我和这家杂志已经交上了朋友。
　　“朋友”是一个内涵很丰富、伸缩性很强的词汇。当我说我已经将《博览群书》杂志视为“朋友”时，我取的是这个词最具感染力的意思——和它最接近的另一个词叫做“知已”。在我心里，这个定义已然存在很久。


从一件事看刊物的气度
■　　陈福康
　　我看了郑也夫、黄波等先生为《博览群书》创刊二十周年写的文章，觉得很感动，禁不住也想写一篇。我与《博览群书》的关系远没有他们深，当然也就没有很多的故事可说。我要讲的是一件小事，但可以看出《博览群书》的气度和胸襟。
　　大概是2002年底吧，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一篇短文，指出《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一书在编年系时问题上有大量的错误。那篇短文中我只举了两个特别可笑的例子，但说了我至少已发现有三十多封信有这类差错。该文见报后，有朋友问我：真有那么多错？你有没有夸张啊？那可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的专业人员编的啊！这样，我就只能再写一篇《〈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的系时错误》。我尽量做到不写一句废话，但这篇文章也有万把字了，这使我很发愁。这样长的文章，在报纸上是肯定发不了的。我曾寄给几家学术刊物，他们也嫌长，甚至有的还嫌没有可读性。那是当然的，除了有关研究者，谁会看这劳什子？但我确实是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心血才写出来的啊，而且我还自信对研究者和出版社是有用的。难道我又白写了不成？
　　翌年春，我到北京参加《鲁迅全集》的修订会，遇见《博览群书》常主编。他问起我最近写些什么，我便提到这篇文章，而且我还正好带在身边（本来是想寄给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刊物的），就拿出来让他看了。不料他看后当即表示：“这篇东西有价值，我们可以用。”这真令我惊喜不已。而更令我感动的，是接下来他的一句话：“我们刊物刚刚作了一些改革，其中一大措施就是请了一些出版单位当我们的常务理事。你这篇文章批评的书的出版社，正是我们的常务理事单位。但我还是决定发表。”
　　我后来一翻新出的《博览群书》，可不，那家出版社的名字正赫然印在卷首。我知道现在办学术刊物和读书刊物的难处，听说“常务理事单位”正是在经济上资助的单位。在某些人看来，怎么说也得照顾一下这些单位的面子吧。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有一回我给某文史杂志寄去一篇稿，该刊编辑就打电话过来说：你这篇东西写得不错，但涉及某某某先生，他是本刊的顾问，我们不好发，对不起了。又有一回，我的一篇书评，刊物编辑告诉我已经发稿了；但后来他的上司忽发现拙文批评的书是他们同一个“出版集团”的出版社出的，于是该文也就被枪毙了。
　　那么，《博览群书》对我这篇文章的做法，难道不值得钦佩吗？


无私的接引者，慷慨的东道主
■　　张远山
　　《博览群书》创刊的头一年——1984年，是我大学毕业之年。还记得毕业时同学们一起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明天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2004年8月我们毕业二十周年聚会，老同学们又一起忘情地唱起这首二十年前的老歌。
　　二十年前的“明天”，就是今天。我不能说今天不比昨天美好，但又不得不说今天没有昨天想象得那么美好，用狄更斯《双城记》的著名开头来形容也许恰如其分：“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二十年来，《博览群书》始终陪伴着我，陪伴着我们，陪伴着时代。说来也巧，最近二十年对我个人来言正好一分为二：前十年我潜心读书，包括阅读《博览群书》，我感受到的是纯粹的美好、智慧、信仰、光明和希望。后十年我开笔写作，包括为《博览群书》撰稿，我的感受就不再纯粹，而是时常被糟糕、愚昧、怀疑、黑暗和失望袭击，但后者永远与《博览群书》无关。
　　明天不可能与想象的一样，生活不可能像书籍那样美好，要让生活不断趋近美好，就必须不断重温那句歌词：“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明天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所以每当我被糟糕、愚昧、怀疑、黑暗和失望袭击，我总是首先问自己：我是否加剧了糟糕？我是否迎合了愚昧？我是否催生了怀疑？我是否助长了黑暗？我是否播种了失望？
　　我刚刚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个写作十年，写了五百多万字，其中不到一半已经面世，有些就发表在《博览群书》上。我不知道我的第二个写作十年如何开始，如何结束。我也不知道我的第二个写作十年，能够为读者提供美好、智慧、信仰、光明和希望，还是为读者带去糟糕、愚昧、怀疑、黑暗和失望——但我相信《博览群书》必将一如既往地为我们带来前者。《博览群书》必将一如既往地成为我们与博大心灵的无私接引者，成为精神盛宴的慷慨东道主。　　谨祝《博览群书》一路走好，起码再走二十年。“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请读一段经
■　　王得后
　　一
　　
　　我汉民族历史悠久，而且有经。五经、九经、十三经。不似《圣经》，有如《圣经》。然而，我们的经，在我国思想和学说鼎盛时期还没有这样吓人的头衔；把本来和诸子平起平坐的某些著作抬高到神圣的“经”的地位是后来的事；而且愈来愈多。幸而止于十三而已矣。——凡事总有一个尽头。
　　有经，就得遵奉。要遵奉，就得先要人读；读了而后，是否遵奉另当别论。
　　自汉武帝立“五经”以来，两千多年了。谁在读经？有多少人在读经？姑无论和孔夫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教诲，以及和老子的“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的主张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总之，咱中国过去是，个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今天文盲依旧数以千万计。字还不识，何谈读经！而又有多少人号称识字，不过粗通文墨而已，距离读经，遥远得很。可见，历朝历代，在上者读经取士，在下者皓首穷经，不过占人口中的少数而又少数的“精英知识者”或希图成为“精英知识者”的书生罢了。如果“学而优则仕”有别解，那么，子曰：“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恐怕是难有歧义了吧？
　　
　　二
　　
　　有经可读，是一个民族的骄傲。创造经的人，在个人是伟大的；在民族是值得为他自豪的。
　　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所谓的伟大，是他抓住了人类社会的四大根本问题，即血统，家庭家族宗族乃至部族内部的关系，家族外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男人女人的关系。人类社会的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能够梳理出四大关键，四条大纲，非有过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不可的。这就伟大。至于怎样处理这四大关系，怎样解决这四大根本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孔夫子的设计，是“定于一尊”。在东南西北中独尊我“夏”，即我汉族；在家庭内部独尊“父”；在社会独尊“君”、“长”；在男女独尊男，即“父”、“兄”、“夫”、“子”。这是树立强者，强者通吃，强者为王，强者一统的规矩；提纲挈领，简捷明快。
　　然而，这种设计的致命的内伤，是不能“换位思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么？“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么？“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设身处地想想，谁命该臣服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公有公理，婆有婆理”，这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不是不知不觉，而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抗争随之。这“时候”，包括历史的条件；自我认定有力；以及忍无可忍。而“抗争”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不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就是在我们内心和我们周围，这种事例还少吗？古今中外，其概一也。
　　“天不变，道亦不变”么？事实是天在变，道也在变。“载道”、“传道”的经，据今日考古发现的竹简、帛书，就和通行了两千多年的我们“读经”的版本不尽相同；而经的注、疏，更是人言言殊；而且各种分歧乃至对立的注疏，在笃信教义的经师内部就莫衷一是；遑论其他。
　　当全社会的人不能“依旧贯”活下去的时候，历史的根本转型时期到来了。生活比“经”强。旧的生活崩溃，旧的“经”也随之被淡化，冷落，乃至被束之高阁。读还是有人读的，只是将其作为学业而专攻的学者罢了。人不为“经”而生存；“经”却是为人而存在的。
　　
　　三
　　
　　在历史转型的漫长过程中，生活的变与不变，变多变少，变来变去，怎么变，是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经的读与不读，什么人读，读多读少，怎么读，也反反复复，曲曲折折。历史所显示的是这样；我们所经历的也是这样。秦始皇一统了天下，但焚书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