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3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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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读经是和废除读经取士同步的。清廷和帝制的崩溃，读经告了一个段落。人间世就是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由读经培育、陶冶、濡染出来的“人心”，没有也不可能随即移易。“礼失而求诸野”，就是“人心”比制度稳固的实证。何况在位者的推行，学者的固守呢。
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就在推翻清廷的第十五年，即民国十四年决定：小学自初小四年级开始读经，至高小毕业为止。那理由是读经可以救国。人总不肯反思：读经读得最起劲的朝代，不是一个一个败亡了吗？国——其实一个朝廷，一届政府而已——，何以救？与“国”又何干！
慨自新世纪行将到来的时候，有预言说：中国文化将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化。而中国文化的“要义，尽在三纲六义”。是的。传统如是说，这也就是传统。于是“国学悄然在燕园兴起”。这回距离清廷的被推翻已经快一个世纪了。这回是由大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小学，而学前的“国学班”了。当那长袍马褂戴瓜皮帽的小大人在孔庙向孔夫子打躬作揖行礼如仪的照片在报纸上展示的时候，我想：我们中国的二十一世纪真的要像孔夫子所说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这回的理由是读经可以挽救人心。“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啊。
四
我想请倡导读经和正在读经的男士——如今“男女平等”已经背离了孔夫子的“经”了，此所以以“读经”为旗帜的学校，女士也能做校长——因之还要加上女士读一段经。这段经出于《周礼正义》，经文如下：
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礼记·大传第十六》见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下册第二百七十八页）
不记得什么时候，偶然翻书，看到这段经文；顿时真是不胜惊异之至，有如醍醐灌顶也。从前老师教我的，不是说儒家是保守的，复古的，反对改革的么？这段经文分明指示儒家是主张可以变革的。变革的内容列举的就有七项，都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都是属于文化的范畴的。此其一。二，又不但是文化，还深入到承认政权的交替，也即改朝换代。据郑玄注：“文章礼法也。服色车马也。徽号旌旗之名也。器械礼乐之器及兵甲也。衣服吉凶之制也。”孔颖达疏：“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鸡鸣，夏平旦：是易朔也。……徽号旌旗也。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别也。”三，但是，它有坚持，有固守，有“其不可得变革者”。这就是“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总计四项。这里的“男女有别”，不是指天生的“性别”；而是指社会地位。这在《礼记正义·郊特牲》有明确的定义：“男女有别……男率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深思的。第一，儒家并不把文化看作铁板一块，看作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从可变革与不可变革的视角分析为两大类别。这对思考所谓“全面反传统”和“彻底反传统。”不是颇有启发作用的吗？第二，儒家认为自己学说的命根子是“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是不可变革，必须坚持，必须固守的；可以改朝换代，但新朝新代不可以变革这四项根本原则。这对思考一种学说，一种主义，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不是也颇有启发作用的吗？所谓“原教旨”不是任何教义不可变革，而是作为命根子的根本教义不可变革。如果说今天还要“儒化”，那么理当进一步强化“不可得与民变革者”的“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如果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自然是普天之下风行咱四条命根子；如果要“创造性转化”，那得指示这“不可得与民变革者”怎样“创造性转化”，转化成一个怎样的状况来？而当历史发生根本性转型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和它相适应的那种学说，那种主义，那种文化，正是把前此的作为命根子的学说、主义、文化的教条变革了的。焦点大概是在这里吧？那些“可得与民变革者”，虽然也别别扭扭，说变革也就变革了。试看今日我中华，谁还主张恢复“市斤”、“市尺”、“市升”的呢？谁还主张废除公元纪年而恢复“共和”多少年和“王正月”呢？西服也即洋服是穿了又脱，脱了又穿，今天台面上的人物，除了作秀而穿“唐装”，谁个不是“西服革履”的呢？经历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的完善和巩固，新的传统于是形成，于是成熟。
五
近年来在我们中国又一次倡导的读经，以及今年国家的祭孑L，固然是有人针对社会的现实感应，但也还是对于自1916年开始批孔批儒建设新文化以来的是非功过利弊的重新审视和反拨。现在的读经，一面是传统的读儒家之经，重编读本，颁行学校，乃至成立专门的学校。一面也有主张读儒家之经的同时，读“道德经”、“南华经”，佛经，并且是作为“文化”来读；似乎与“三教同源”有了更多一点的区别。这样的话，我国回族是大族，读《古兰经》更是题中之义。那么，又似乎还得读《圣经》。在我国北方，至少有的省份，信奉基督教的人不少，报载近年来在青年中还颇有发展之势，似乎不可忽略不计。什么经都读，也就无所谓“读经”了吧？
其实，读经，读经，实在还是读儒家之经，作孔门传人。因之，敬谨不避简陋，奉抄一段经文，略作说明，如上。
关于湖湘文化的一点随感
■ 陈 明
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当代世界性的思想景观。在我的印象里，首先是发展社会学语境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然后是全球化背景下族群和个体层面文化认同的问题，从西方到东方次第升温。下一个热点在哪里？在中国，我想，应该是区域文化。因为文化作为“信仰、知识、习俗的复合体”，它是实践性的，并总是与特定的生活群体联系在一起。所谓的中华文化，实际上乃是若干个自成一体的区域文化的总和。
湖湘文化当然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块。
谈湖湘文化，搞清楚它的开端起始和发展脉络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则应该是搞清楚现在生活在三湘大地上的湖南人，他们心目中的湖湘文化究竟是些什么？作为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和喝湘江水长大的长沙伢子，我觉得，自己心目中湖湘文化的理念和情愫主要是由近现代湘人及其业绩奠定成型的。或者说，是曾国藩、谭嗣同、毛泽东他们的立身行事建构了自己心底关于湖湘文化的记忆、想象和目标，并通过这些象征符号作用于自己的行为。对湖湘文化来说，近代这一段历史仿佛储水池，此前的一切汇聚于此，此后的一切导源于此。活态的湖湘文化因子，最突出的是两点，心忧天下的担当意识和勇于任事的实干精神。
谭其骧在《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中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从文化人格的结构讲，湖南人的认知品格和信息储存应该比不上江浙人、两广人《江浙一带山清水秀物阜民丰，南北朝时迁徙过来的主要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原官宦世家。两广在近代以来作为通商口岸则得风气之先）；由于气候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意志品格和情感情绪方面，相较西北、东北或其他地方，谈不上如何过人，既不特别细腻敏感也不特别粗犷豪放，而以坚韧执着见长（作为从江西过来的移民，对中原文化的保留不似客家和河洛即闽南人纯粹——华夏和天下的观念则蒂固根深；他们与湖南的土著在抗争中融合，不仅培养了开拓务实的精神，也吸纳了当地劲悍决烈的民风血气）。但综合起来看，它具有某种比较优势，认知上有岳麓书院长期的理学和经世致用思想的熏染；作为闭塞的稻作之乡；读经入仕几乎是其精英子弟唯一的进身之阶；作为广东近邻，能够强烈感受到列强侵略带来的危机冲击。凡此种种，加上一些因缘际会，终于（也只有）在那个正常秩序无法维持，“上疆场彼此弯弓月”（进士状元哪考得过江南！）的时代脱颖而出，在中华民族的存亡续绝之交立下不世之功。
正是在这样一种心理背景下，杨度写出了《湖南少年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甚如此，莫言事急实流涕。若道汉唐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楚人尚气。气是生命存在的本真样态，是一种发为行事的潜力与可能。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乱世英雄起四方。它们的后面相同的是气，不同的仅在这酣畅淋漓的生命元气所与结合之文化理念 （值得庆幸，书院的教化使这种方向不定，善恶不明的混沌意气被陶冶熏染成为与儒家文化价值理想互融互渗的书生意气）。所以，当有人说湖湘文化是一种逆境文化时，确实道出了它的某种特征。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这样一种逆境文化还有什么现实性意义吗？还能为今天的湖南今天的中国做些什么？“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勉强点说，革命可以对应改革，出钱可以对应经商，做官可以对应招商引资搞开发，那么，打仗呢？有人在摇头。
请看湖湘文化制约文学繁荣说；
《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认为，湖湘文化将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人生价值取向单元化，在将政治作为社会运作终极目标的同时，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自主型、开放型现代人格建构的忽略乃至轻视。“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自我主体意识的呼唤成为文化转型的根本标志。”这种政治本位思想已落后于时代，湖湘文化退出时代中心舞台、走向萎缩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再请看湖湘文化阻碍经济发展说：
湖南既享受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又有中西部地区优惠政策；湖南的人才素质之高，早已全国闻名；矿产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然而经济停滞不前，症结到底在哪里？许多官员企业家认为湖南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出现在文化方面，一千多年来潜藏在湖南人骨子里的湖湘文化始终与现代经济冲撞，磨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周兴旺先生说：“现在有很多湘军，但是就是没有一支企业家湘军。”在一个经济日益商业化、政治日益民主化、文化日益世界化深入人心的今天，说句实在话，湖湘文化对湖南人的下代的影响是负面的，必然造成湖南发展的性格瓶颈。
我看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扯淡。首先，没搞清文化和人的关系。文化固然制约行为，但并不具有绝对性，因为人创造出文化原本是要更好的生活，或生活得更好。文化在结构上是多元的，对应于人的多元需要。让尿憋死的人叫傻瓜！其次，没搞清文化和经济、文学的关系——它是通过人这个中介连接起来的。这种关系逻辑太复杂，就举例说吧：徽州、温州都是商业最发达的，但同时也是最重读书尤其重视儒学的；广州、深圳个性市场化以及与国际接轨程度高于湖南吧，文学创作又怎样？《上海宝贝》能跟《曾国藩》同日而语吗？再次，没搞清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涵。“政治第一”？谁说的。以天下为己任并不一定要从政，更不必然意味着对经济的排斥。台湾经济奇迹的设计师尹仲容就是湖南人。至于讲现代化大生产所注重的规则、程序等等，主要是制度问题、教育问题。人是挂在符号之网上的动物，但这网却也是人一直都在编织着。在因时因地制宜，追求人生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文化总是趋向于越来越丰富成熟（譬如，科技和宗教这两种似乎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文化，在美国就都高度发达，和谐共存）。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各有精彩，在不同的挑战面前，由不同的区域文化出来承担责任引领风骚，难道不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不倒的重要原因吗？明乎此，又有什么必要为湖湘文化不够温州化深圳化而殚精竭虑忧心如焚乃至气急败坏呢？退一步讲，我们现在所处的真是一个可以完全埋头搞经济闷声发大财的时代吗？不说使馆被炸、海南撞机，台湾，李登辉、陈水扁主导的分裂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愈演愈烈，对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构成严峻挑战——那可是1894年甲午海战惨败那近代痛史的断简残篇……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这句话的顾炎武还说：意气之感，固士大夫之不可无也。意气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心忧天下的担当意识和勇于任事的实干精神。有此意气，是湘人之幸，国人之福。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在我心中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那时父母工作都很忙，孩子都送到幼儿园寄宿，只有星期天才团聚一下，大人和孩子之间的交流很少。当然，比起父亲来，母亲单独与我相处的时间似乎还是要多一点，送我去幼儿园，带我去看病，都是母亲的事。有一年夏天，大约是上小学之前的一个暑假，我与母亲两人在报社的幼儿园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母亲是幼儿园的园长。记得那时母亲每天上班，忙于工作，我则和一帮比我小的孩子在园里到处乱跑，爬树、捉金龟子、捉蜻蜓和蟋蟀，安静时就胡思乱想。有一天忽然想到，所有的人都得长大，变老，最后是不是都会死呢？我一下子恐慌起来，如果人都要死，那么我无疑也会死的了，人死了，岂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晚上我问母亲，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她说是的。我说，我不想死，然后就哭起来。哭了一会儿，我又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向：“医生也不能救我吗？”母亲说：“不能。”我说：“那你也要死的吗？”母亲回答：“也要死的。”我彻底绝望了。从母亲生硬的口气里，我感到一种生分和残忍，同时又感到一种崇敬，觉得能够像母亲那样冷静地面对死的问题，真是了不起。以一个六岁儿童的眼光，我不知道她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在四十年后，当我读到母亲自己写的早年传记时，我才明白，当时才三十岁出头的母亲，有着复杂而痛苦的经历，可以说已经死过好几回了。
但命运对母亲显得太不公平，注定她一生要充满磨难。自那以后不久，我的父母和报社一大批虔诚的共产党人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接下来是母亲下放衡山劳动改造，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馑和外婆的去世，在“文革”中又继续挨整，下放福田“五七干校”，儿女一个个由于“家庭问题”而失学、下乡……更不用说几十年间全家作为“双右派家庭”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和人格上受到的欺凌了。母亲出身贫苦，物质生活的匮乏和肉体上的折磨她都能坦然承受，最无法接受的是年轻时代豁出性命去追求的理想被玷污、被亵渎。但她顽强地活过来了。她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