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3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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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父母二十多年的冤案得到了改正，母亲在报社积极地投入了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同志平反的工作，凭她的公正和刚直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离休后，她的心情渐趋平淡。由于长年受到各种故意摧残身体的磨练和“改造”，她落下了一身严重的疾病，但她心地坦荡，不愧对任何人。她最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是，五个儿女在艰难的环境下一个个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自学成才，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回顾自己这动荡的、不平凡的一生，她总是感慨良多。大约从十年前起，她就开始动笔将自己的经历写成自传，断断续续地写了有十几万字，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看了，为母亲文笔的新鲜生动、感受的细腻真切而大感惊讶，后来由我大妹帮她发到了“榕树下”网站，2000年，又以《建明自存集》为书名自费印了一百本，由母亲分送她的同事、朋友和熟人。
近几年，母亲身体大不如以前了，有几次住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但只要稍微好一点，她总要每天写一点回忆性质的文字，她把这当作自己晚年能够有滋有味地享受生活的精神支柱。有时精神不济，就对着录音机讲，由我妹夫整理。就这样，她又积累下了有十多万字。后来的这些文字都是些美丽的散文，作为文学作品看比她的自传更为纯粹。母亲似乎又回到了童年的心境，那个小城，那条小街，那条清幽幽的潇江，那些可亲可爱的亲戚和邻居，儿时的玩伴，还有大人们讲的和自己亲历的许多美丽的故事，隽永的故事，悲伤的故事，都如画一般地透过一个小女孩的眼光展现出来，其语言的韵味，风格的清新自然，描绘事物的准确，表现人物的栩栩如生和传神，都令人惊叹。我从来不知道我的母亲有这般写作才能，更惊羡她的记忆如此细腻和真实，有读过的人认为可以作为三十年代中国南方小城镇的风俗画来看，其中保存了极为可贵的历史记忆。我从此发现人的记忆有两种，一种就是平常的记忆，那总免不了抽象和概括（否则人怎么记得了那么多！）；另一种是艺术型的记忆，它保留了人生中全部丰富的细节、感受和温情。母亲告诉我，其实她只不过是直抒胸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根本没有想到要做文章。年纪越大，那些过去年代、特别是童年时代的生动情景就越是清晰地涌现出来，像泉水一样从心里面往外冒。这也许就是真正艺术的秘密吧：一个历尽磨难、饱受心灵创伤的老人，其实从来就没有抛掷过自己的童心，所以能够在童年回忆中找回真正的自我，达到与这个世界的和解，进入到一种超凡脱俗的纯净的境界，这时她随手写下的东西都堪称艺术珍品。的确，我在母亲的原稿上几乎没有发现改动的痕迹，篇篇都是那样信手写下来的。最开始，我也曾试着帮她把那些过于朴素或口语化的句子改一下，但很快发现不行，失去了原有的神韵。我大妹和妹夫也有同感。于是大家商定在打印时尽量保持原样，除了个别的错字外一律不动。
去年初，我将母亲的一部分成稿通过E…mail发给了我在武汉的作家朋友胡发云，看他能否推荐一个文学杂志发表。他看后吃惊不小，来电话问是不是我给加工过的，我说我哪里写得出这样的文字，母亲的文章没有人能够加工。他说他一定推荐一个档次高的文学杂志发表。果然，《中国作家》2003年第4期以《永州散记》为题发了母亲的一组散文，近三万字。年底，该组散文在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好百年杯全国散文大奖赛”中，从1500篇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第四名。奖金和奖状寄到报社，母亲的朋友和老同事们都轰动了，长沙晚报上还登了“八十岁老人当作家”的报道。在她的榜样带动下，不少与她差不多年龄的离退休的老编辑、老记者都重新拿起了笔，不再是为报纸写、为职业而写，而是为自己写。在我看来，母亲所昭示的不仅仅是一种成功之道，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生活的感悟，一种对待世界的超越精神。世事的沉浮，人情的变故，已经使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变得麻木而模式化，失去了对美丽事物的感受力。许多人在晚年总结自己这一生的时候，往往都陷入到一种斤斤计较的利益方程式中，谁谁“花得来”，谁谁“不值”，以自己退休时的级别和位置作准星去和其他的人一一攀比。母亲与这些人不同，她说起那些靠运气或手段身居高位和享受更高待遇的人来没有半点羡慕之情，她自己则主动放弃了凭自己的资历搬到更大更时髦的新房子去的权利，至今仍然住在她二十多年来住惯了的狭窄的旧房子里。在她心目中，她这一生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剩下的时光多么宝贵，应当尽量地享受生活，悉心体会那些在世俗的动荡和人际关系的紧张中来不及体会的东西，被忽略和遗漏了的东西，这才是对自己生命的真正的充实和延长。
我有时想，母亲按照她的天分，如果有适当的机遇的话，本来也许可以更早些走上文学的道路，留下更多的作品。但我又怀疑那样一来，她写下的东西也可能就没有这么纯粹了。人生的素材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中很少能够被利用两次的，如果心境和火候不到，一段很好的材料也可能就轻飘飘地被浪费掉了。母亲今年已经八十一岁。在她那一辈老人中，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可能比后来的几辈人都要多，但除了三四十年代的文学高峰以外，人们似乎公认他们并投有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留下来，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作品大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色彩。到了好不容易四人帮倒台后，又经过一段漫长的松绑和调适，能够动笔的人都已进入暮年，他们几十年形成的写作习惯已无法完全改变了。我母亲正因为从来没有自认为自己能写一点什么够发表的东西，更不用说成为一个作家了，所以她的笔反而没有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规范和束缚，能够用自己活泼的眼光写自己直接感受到的东西，并能以自己一生所积淀下来的定力，来如此恰如其分地表达那些微妙的感情。这是母亲的幸运。母亲一辈子所受的屈辱和痛苦也许比别人几辈子加起来都多，但她晚年通过自由写作所带来的快乐，已足以补偿她所经历的痛苦。她完全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改塑自己的人生，最后成功地做到了将一个悲惨兮兮的人生改变成了一个辉煌的人生。她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一个人即使到了暮年，仍然有机会使自己的一生具有另外一层意义，不同于命运强加给生命的意义，而是自己的自由意志活出来的意义。这就是我的母亲，我以她为骄傲。
关于对黎澍和史学理论研究的点滴记录
■ 宁 可
这本《史学理论研讨》讲义，其实并没有写完，而且，算不上什么“理论”，不如说是若干他人或自己治史经验的汇集，再加一些感想。说来话长，开设这门课程，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那是在上世纪大跃进的年代，八方点火，四面开花，令人激动，也令人感奋。 1960年，开始兴起了“教育革命”，随之而起的是“史学革命”。高校历史系学生纷纷投笔而起，打起背包，下乡下厂，去编写村史、厂史、社史、家史，还有被誉为“子教三娘”的学生自编的新的教材。“史学革命”提出了革命要求，那就是在教学中要求打破王朝体系，以农民战争划分历史阶段，每个时期都要以农民战争打头，还有“以论带史”。在这股浪潮冲击下，各个高等学校历史系纷纷开设“历史科学概论”这门课。然而史学革命其来也骤，其去也速，大概是一些老同志有意见提出来要纠偏和学生们干不下去了吧。不到一年，一切几乎恢复旧观，史学概论也悄然停开了。问起来，只说这门课与高校四门政治理论必修课里的哲学课历史唯物主义部分重复了，不好讲。
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也随风而起，开了这门课。当时认为要有点自己的特色，保留了一些史学方面的热门话题，有争议的东西，像历史分期、农民战争等。在那个万马奔腾、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的年代，历史科学概论仍然坚持下去。不过也有点“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寂寞之感了。
转眼到了1962年春天，中宣部和高教部联合成立了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从高校调集了一百多人，借了中央党校一栋宿舍楼，摆脱大跃进的喧嚣，大家坐下来，安静地编起各种文科教材来。
当时，确定《历史科学概论》教材的主编是从中央政治研究室新调来的《历史研究》杂志主编、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同志。
黎澍同志在各方推荐下，1962年夏天从高校借调了三个年轻教师来编书，即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李时岳、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胡绳武和我 （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宁可）。
那时，黎澍同志刚到五十，精力充沛，谈吐风趣。我们三个背后都以“主编”称之。当时商定，每个星期去他家见一次，请求指教，并商量一些问题。同时，从近代史研究所借来一批书，记得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四部丛刊初编，还有普列汉诺夫、黑格尔等等，摆了五六个书架。外边有一个研究所传言，三个人借了一屋子书，在那里乱翻。那是在预期编书不会成功吧。怕是有一点嫉妒而又幸灾乐祸的心理在的。
那时黎澍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961年出版了，第一次印了23万册，这个数字现在很惊人，那时却是司空见惯。高校历史系师生几乎人手一册，我们即以此为圭臬，依照该书为骨架，编出了一个编写提纲。黎澍一看不满意，认为那是摘录而不是著作，亲自在一张卡片上写了一个简单的提纲，计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研究之成为科学，胡绳武执笔；第二部分，历史和历史科学，由我执笔；第三部分，历史研究方法，李时岳执笔；第四部分总论性质，黎澍同志准备亲自动手。
我们安心读书，每星期三下午去黎澍同志那里一次。开始，主编还给一些指点，或给一两张卡片，以后就变成聊天了。黎澍同志很关心史学界的动向，每次去他那里总问“有什么消息”。他很少臧否人物，但偶尔提到一些人和文章，他常说的话是：“这个人（或某篇文章）有思想”或“没有思想”、“他对这个问题是做了研究（或没有研究）的”，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规格很高。这两句话后来就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从1963年到1964年，编书的进行很缓慢，遇到很多困难，曾对此向黎澍同志做过汇报，担心书编不出来。他只是说：“编不出也罢，有时间读点书也是好的。”
1964年春夏之交，几经努力，李时岳、胡绳武的稿子都写出来了，我的也交了两个题目，黎澍同志看了，不置可否。我们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下边私议：“主编大概规格太高了，我们的恐怕都不行吧。”但究竟是没有思想还是缺乏研究呢，谁也不清楚。
1964年初夏，云南大学的谢本书给了黎澍同志一封信，请求参加工作。黎澍同志把他也借调过来。他并没有参加历史科学概论的编写，只是一篇又一篇地写文章送到黎澍同志那里。夏去秋来，中苏公开交恶，黎澍同志受命组织写批判苏修和有关中俄关系和边界问题的文章。于是宣布“历史科学概论”工作停止，李时岳和胡绳武回原校，我则一度被调到他主持的“现代史讨论会”参加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借的书也归还了近代史研究所，其中大部分像四部丛刊初编翻也没有翻过。
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历史科学概论”课仍在开着，一度改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毛泽东同志的“七三”批示引起学校很大震动，随后组织人去“四清”，并且根据北京市委指示在学校里试点，总结工作，听取意见，叫作搞“不叫四清的四清”。学校的正常工作几乎停顿了，随后全系师生又一起到十三陵去开门办学。历史科学概论虽然还列在教学计划之内，大家已经没有多少心思和精力摆弄这门课了。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像一场洪水，把一切都冲的片瓦无存，上课更是谈不上了。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再次恢复高考，忽如一夜春风来，历史科学概论就像花朵一样开遍了高校历史系的田野，各种教材、专著纷纷出版，几乎有二十种。北京师范学院的“历史科学概论”不仅成了历史系本科生的必修课也成了研究生的必修课，由我来上，改名为“史学理论研讨”，逐渐形成了六个专题，每年上一个学期，选择其中的一两个专题轮流来讲，讲得比较多的是导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本体论。历史价值论讲过两次，不太成功，史学工作者的素养讲过一次，史学方法论另有课程，我这里没有讲过。这期间，还应出版社之约与汪征鲁同志合写了一部《史学理论与方法》。
细算起来，“文革”以后；这门课程已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开课过程中只想到三点：
第一，不要离开历史。宁愿把它讲成一些史学研究的例证，而不要讲成抽象干燥的条条，应当让材料与观点相结合，让学生对历史有兴趣，形成一种“历史感”。我上这门课时感到对学生还有一点吸引力，但恐怕他们有印象的大概是一堆史学趣闻和历史故事吧。
第二，不必严守章法。我好读书，但泛而且杂，不求甚解，汗漫无所依归。有关史学理论的书却读得很少，实在没有成体系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既没有思想也缺乏研究，只是尽量想法讲最简单的道理结合历史而作一些发挥。本来讲课是严格照着写好的讲稿，这时因为讲课久了，有些“油”，随时作了些临场发挥，有时不免东拉西扯，但还是注意不要离题太远，而及时拉了回来。
1966年7月6日黎澍第一次受到批斗，在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回家的路上，进照相馆摄影为念。右图文字为黎澍在照片背后所书。
图片选自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之《长沙名人》
第三，注意启发式。我很注意国外那种讨论式的教学或“习明那尔”，也曾在课堂上试验过，可是总显得死板。多数学生无话可说，或者怕说，效果不佳。原来这是要先出题目，指定参考书，事先做准备的。但又顾虑这样做法学生负担太重，冲击了其他课程，只好还是回到原来的教师讲，学生听、记的注入式教学形式去，不再成其为“研讨”了。只是还是注意到了讲课中的启发性，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