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3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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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卢卡奇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思想提出新理解的尝试，《历史与阶级意识》受到了黑格尔思想方法的深刻影响。这主要是体现在对辩证法的研究上（具体体现在对总体性、历史、阶级意识等概念的阐述上）。但就像卢卡奇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也不是一个天生的黑格尔主义者。同十九世纪后半叶出生的大部分哲学探寻者一样，卢卡奇最先接受的是新康德主义的精神科学，受到的是韦伯、齐美尔、狄尔泰等人的影响，可是随着理论研究和现实的发展，卢卡奇却从被当作死狗踢开的黑格尔哲学那里找到了自己理论上新的生长点。
这种理论上的探索在《小说理论》中已经初见端倪，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不断出现的总体性概念和历史的分析方法，在作者评论小说时已经屡见不鲜。在《小说理论》第一部分，卢卡奇从文化入手引出了对于艺术形式的历史性分析，在第二节《形式的历史哲学问题》中，作者提出不同的艺术形式应该因为不同的历史哲学问题而有所不同；接下来对作为艺术形式的史诗、戏剧、小说，也是按照历史的方法来进行深入分析的，古希腊、中世纪、近现代不同时期的生活凸现出不同的历史哲学问题，相应的艺术类型——史诗、戏剧、小说也就应运而生；在第二部分《对小说形式所作的类型学尝试》中，无论是对“理性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及“教育小说”的研究，还是对托尔斯泰的分析，都体现了历史分析的方法，简言之，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同的小说类型。但是在对不同的艺术形式、小说类型按照历史的方法进行的分析中，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这就是总体性概念。只有从对于世界总体性的把握出发，不同的类型才得以区分开来，也就是说，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都服务于艺术家把握世界总体性的目的。在古希腊史诗中可以直接发现世界的总体性，因为希腊人本身就生活在总体性的世界之中；而小说却必须通过赋形、反讽的方式去发现那个总体世界，因为世界的总体性已经被深深遮蔽了。在这个遮蔽了总体性的世界中，谁将把我们从奴役中拯救出来？《小说理论》隐含的回答就是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总体世界的艺术家，是他们的艺术作品帮助我们趋向一个新的世界。这个寻找新世界的旅途是一个我们的心灵主动去发现的过程，这会令很多读者联想到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阐述。
虽然在《小说理论》中可以发现很多黑格尔式的思维和术语，但是正如卢卡奇自己承认的，当时“对于所谓‘精神科学’方法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态度来自于他在青年时代阅读狄尔泰、西美尔、韦伯的著作时所留下的种种印象。也就是说，作者虽然已经成为黑格尔主义者了，但却并不是一位绝对或者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这种“精神科学”运动的明显特点就是抽象的综合方法，而对这种方法的否定恰恰是黑格尔的一项重要遗产。在对小说类型的分析中，这种方法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卢卡奇根据对于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设定了不同的小说类型并进行分类，而对其他形式的小说漠不关心；虽然小说类型的分类与世界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不同的小说类型、艺术形式内部我们却看不到内在的历史性联系：虽然史诗、戏剧、小说，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及对两者综合的尝试都表现为与历史相关的三个阶段，但是在不同阶段之间缺乏历史性的联系，这种不同阶段间的过渡完全不同于《精神现象学》中各种意识现象的历史性发展，前者更多是根据类型分析的需要而排列在一起的，在这里C．H．R．帕金森甚至直接发现了狄尔泰的影子。
所以，正如卢卡奇在后来的序言中所说：如果有人读《小说理论》是为了更熟悉地把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前史，那么，用批判的方式阅读它，将能够获益匪浅。《文选》虽然并不能将处在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卢卡奇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对于理解青年卢卡奇所处的历史环境、早期思想及其历史效应本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文选》的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将会以一个更加丰满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精基政治的困惑
■ 于建嵘
政治是精英们的事情。这种“常识”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对当今世界政治领域的分析和判断。就是对于被称为“草根民主”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人们也将其解读成了精英们的政治活动，而村民的政治参与只不过是精英们动员和影响的结果，是精英们争斗过程的道具，没有村庄精英的政治活动，村庄政治也就失去意义。仝志辉博士的《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就是在这种逻辑指导下完成的有关中国农村政治状况的学术专著。
这本书是以具体案例为分析研究样本的。作者为我们详尽地描述了四个村庄所进行的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故事。作者通过实证的方式，试图构建这一种“事实”：村庄精英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发动者，由于他们占据优势地位，就可以通过宣传、劝说、引诱、胁迫等动员活动，调动关联体中其他成员的资源，形成关联体对特定政治参与内容的共识，并因此把普通村民带入政治参与的过程。
作为学者的这种努力以及这本书所达到的成就，我是肯定的。应该说，作者讲述的故事符合某种“事实”。因为中国农村的选举与其他领域的选举都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共性，就是“选官”，也就是使那些掌握着社会各种资源的“社会精英”对社会的统治有一个更为“合理”的外衣。因此，我们看到的最好结果，是这些通过各种“民主形式”成为了“官”的“社会精英”对民众的“关怀”，他们那些类似“父母”一样的“父爱”行为也就成为了媒体和学者们颂扬的焦点。而正是这种“关怀”让我们忘记了他们如何体现选民利益这一因选举而赋予的责任。当然，作者的立意并不在此，我们从作者的全部表述中，可以看到他在力求寻找一个答案，一个能解释现实的村庄精英政治行动框架。
那么我们从这本书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答案呢？作者告诉我们，精英们在社会政治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就是在当今的村庄政治中，有关社会利益的调节、公共道德的形成及政治规范的建立都可以归结为一部分“村庄精英”发动和实现的结果。而促使精英或村民参与村庄政治活动的根本性原因，则可以归结为作者等人“锻造”的“村庄社会关联”这样一种分析模型中。这个以村民间互动为核心内容的“村庄社会关联”认为，“村民在选举中互动时是以村庄社会网络中的一定身份进行的，因此，互动中的村民是一定类型化的主体，并不是完全个体化的村民”。也就是说，在村庄政治中，“身份”类型决定行动性质。而什么决定这种至关重要的“身份”呢？我们在这里得不到答案，只看到了那些政治人物在村前庄后奔波鼓噪，而更多普通村民则面无表情地观望和跟从。由于有了这样的理论假设，作者在列举了精英的种种动员手法和技巧后，也就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普通村民在参与选举时既表现出被精英动员、服从精英意愿的一面，又表现出独立于精英意愿、自主参与的一面”这样的基本事实了。这也许正是精英政治的困惑。
我们正是在作者对村庄选举故事的详尽描述中，迷失了对村庄选举的认识和村庄政治的理解的。如果我们抛弃那些高深的分析工具或理论结论，也许问题要变得简单得多。事实上，就政治的外在形式而言，在一定的意义上，选举政治也是精英政治。与专制政治所不同的是，选举政治具有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即一方面，精英们在主导着选举，主导着选民；而另一方面，则是选举制度在改变着精英，选民的社会需要也在制约精英政治。而就政治的内在特征来说，任何政治，无论是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是社会利益关系博弈的外在形式。政治精英们的活动，从来不是凭空进行的，他们的政治行为有着基于利益而建构的逻辑。同样，村民们也不是一群愚昧得不能分辨得失的投票工具。理性算计是精英和村民们进行政治行动的共同依据。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状况，只是表明现在的村庄政治活动所代表的利益是否足以让他们采取理性行动。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看不到政治行为背后的利益博弈关系，而只看到了政治精英之间的争斗，那么，所描述的“事实”也只能是“部分事实”，甚至不是真正的“事实”；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不完全的结论，甚至是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价值。
正是基于此，我们对村庄政治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我们需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我们对那些主导社会发展的精英们的评价也不能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上，我们需要寻找到一种制约精英们行动的社会力量。毫无疑问，这种力量首先来自政治背后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然后才是制度的设定和遵守。在这里，民主政治的主要意义，就是让社会各群体有一个平等的利益表达平台。
猜想
读了《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心里只觉得很“堵”，作者提出了中华民族是古犹太人的后裔等等，对这样的设想，我不想多说什么，中华民族是哪个民族的后裔还是中国土著甚至是天外来客，人们都可以去自由想象、任意猜想。但这本书在历史知识、语言知识和逻辑论证方面的常识性错误，让你不能不“堵”啊。
先说历史知识方面的常识性错误吧。该书说，三星堆文化大约在3000年前，而该书在讨论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来源的时候，更多是运用几千年之后的材料和证据，这是该书最明显的常识性错误。
例如：书中谈到三星堆人崇拜数字“5”，为了说明三星堆文明来源于西亚和北非，书上用埃塞俄比亚和中东有些国旗上有五角星，来证明三星堆文明崇拜“5”和西亚、北非人崇拜“5”相一致，其实这样论证问题无疑是以今证古。因为， 3000年的历史是多么漫长啊！3000多年之间的人类社会又会发生多少的变化！今天的西亚、北非人是3000年前西亚北非人的直系后裔吗？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那么其他的结论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再说了，不仅埃塞俄比亚国旗上有五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也有五星，而且还是五个呢！在这里非要说明三星堆文明来于西亚北非，自然是舍近求远。
有一个传说，说是一个文盲老头儿点了一出“关公战秦琼”的戏，大家听着好笑，就是因为关公和秦琼可以出现在同一舞台上，但两人不是同一朝代的人，不可能见面打仗！以上以今证古、以后代证前代的例子和“关公战秦琼”的故事有什么两样？不过，这类“关公战秦琼”的故事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可是发生率很高啊。
该书180页下半：“那就找到汉代人之所以钟爱这个‘汉’字而把这个朝代命名之为‘汉’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汉族’命名根源。”读了这样的话，稍有历史观念、历史常识的人都不免会问：“汉朝”是汉代人命名的吗？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人，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号，汉代国号“汉”，唐代国号“大唐”，清代国号“大清”，至于“某某朝”都是后代人对某一国号时期的称呼，也就是说，汉代人只有可能给自己的国号取字，却不能为自己的朝代命名。这种表述反映了作者缺乏历史观念和历史常识，难怪书中处处“关公战秦琼”呢！
再说语言知识方面的常识性错误吧。
该书183页下面有一段话：“（中国境内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约旦人……）整个群体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曾经都说‘闪米特语’，也就是‘含语’或‘汉语’，实际上在秦之前中国的语言也是相当混乱的，是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为这个‘统一’，文化的多样性被无情破坏了，包括三星堆在内的少数文化都被掩盖了。”这句话给人这样的信息：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同时也统一了“语言”，不然怎么会把“实际上在秦之前中国的语言也是相当混乱的”局面给消除了呢！但是，统一文字是可能的，统一语言可能吗？像今天这样的时代，有广播、电视等媒体，有政府的提倡，有各级学校的教育，还不能消除方言的差异，秦始皇想把“秦之前中国的语言也是相当混乱的”局面消除，能吗？西汉时的扬雄著有《方言》一书，正好记录了汉代初年也就是秦亡不久时全国的方言差异，正好证明秦始皇统一语言的不可能。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观念中，语言和文字是不分的！这位外文系毕业生怎么学的《语言学概论》，怎么就把语言和文字区分不开呢？
语言和文字也是历史发展的，今天的读音和今天的字形，同样不能用来证明古代的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作者在运用语言文字知识的时候又是大搞“关公战秦琼”！
例如：该书在34页和35页，谈“彝族与闪族”人的关系时，说“以色列”的“以”，完全可以是“夷”、“彝”、“伊”、“易”，这样说，我完全同意，“以色列（Israel）”完全可以译成“夷色列”、“彝色列”、“易色列”，今天“以、夷、彝、伊、易”同音，当然都可以对译外语的yi或i，但问题是，“（夷）彝族”人可不是近几年才从“以色列”迁来吧？作者要证明的也是三千年以前的事吧？根据音韵学家的研究，“以、夷、彝、易”等字在中古时期属于“喻母四等”，在上古，即两千多年前属于“定母”，读音与现代汉语的d、t相近，谐声偏旁和汉字通假也能证明这些：古代“娣”、“姨”相通，即证明两字同音，也证明“夷”古音近“弟”，古代齐国有个“狄牙”，又写作“易牙”，可知“狄、易”音近，这里我不想多讲音韵学，只是想说，秦代以前，“以、夷、彝、易”四字的声母不读y而是接近d、t，如果不能证明三千年前“以色列”就叫“狄××（t—）”或“踢××（th—）”，说“（夷）彝族”来源于“以色列”就难于从语言上说通。
又如：该书94页说：“三星堆那个祭台上近似‘囚’的字是故意缺损的吗？……但我还有一种推测，这个符号就是闪米特人最早的‘闪’字。”闪米特人最早的“闪”字怎么写，作者没有明说，但肯定不是“闪”，因为别说几千年前，就是50年前，这个字还写作“閃”，“囚”与“闪”差许多呢。认为“囚”与“闪”形近是可以的，但这是今天的字形，不能说明古代的形似。
书中虽然引用了一篇谈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文章，但本书作者显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了解很少，因为世界语言的谱系分类中，汉藏语系和闪一含语系并不属于同一语系，也就是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结果并不能证明汉语和含语之间的亲属关系，我们相信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多年孜孜不倦的研究成果呢，还是相信一时心血来潮的猜想？说汉语就是含语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仅仅因为“汉”和“含”同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