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3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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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言一生曾有过两次寂寞。第一次是在四十多年前，乃是被圈于牛棚，下放劳动的时间。这是人人尽知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最为“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来先生在“难耐的寂寞”里用那些“曾被人踏过撕过的书稿中求解脱”，他不仅因此战胜了寂寞中的烦躁和恐惧，也使自己的心灵在肉体被禁锢的时候得到慰藉。在肉体被禁锢思想也不得自由的时期，如此能够享受的寂寞，岂非正是对逆境无道的蔑视和对自身生命力的顽强展示！他的几部书稿就是在这个时候恢复和撰写的，我想那几部书稿对于来先生而言已不单单是学术的积累与创获，而是印证着生存的意义、保留下的是生命旅程的痕迹。他再一次享受“寂寞”是在1990年代离休以后，由于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越发随心所欲地读所愿读之书，为愿为之事，在极大的个人空间中恣意纵横、自由驰骋。特别是他不再甘心蜗居于“纯学术的象牙塔中”，自觉地追求“衰年变法”，开始以随笔的表达形式“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第97页）。他以自己的多年的学术积累和人生见解浅吟低唱，竟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出版了《冷眼热心》《路与书》《邃谷谈往》《一苇争流》《且去填词》《来新夏书话》等十余种随笔集。这一时期以来，来先生笔下常常表达对“时代”的感谢，因为是时代对他的赐予、支持与鼓动（第95、99页）。但早已是历经世情百态、觉悟人生奥义的学者，自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对苏东坡《定风波·莫停穿林》一词的解读（第128页），确乎是在心底里腾涌起一派宁静澹泊的纯真。不再呈其少年意气、踌躇满志，不再是轻言感动，那天门长啸、处乱不惊的泰然也跃然纸上。
二
享受寂寞的人是否就是孤独的，是否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是否就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呢？江山依然，人生故我，来先生“欲将心事付瑶琴”，倒没有疑虑“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读罢这本《学不厌集》，可以体会到这位年过八旬的老者并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对时事对社会漠不关心的。相反，他字里行间流露出自己享受寂寞时对学术的执著、对事业的追求、对故人的追怀、对师门旧谊的珍爱，尤其是不曾忘怀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他把随笔作为表达自己一生学而不厌所得的形式，就是为了能够使自己的学问“回归民众、反哺民众”（代序）。对于近年来学术界的几多文化壮举与工程，他都直言坦陈个人意见。像重修清史一事，学界议论纷纷，这一工程已在戴逸先生主持下上马，来先生撰写了《关于编纂〈清史〉的体裁与体例》（第17页）、《发掘新编〈清史〉史源》（第29页）等献言献策，他在谈到此书的字数时说：“新编《清史》，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二十四史的总和。近定两三千万字，已属过大。姑定2000万字，如此巨大工程，至少需三稿定案，则总工作量为6000万字。以10年计，每年应完成经三审定稿之宇数为600万字，每月应完成50万字，这是机械计算。而文字工作往往难以如此计算，旷日持久，是否能始终如一，至堪忧虑。”（第27页）这一忧虑应该不是杞人之忧。其实，戴先生自己为了新编《清史》的工作，基本放弃了个人的著述计划，他早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但是下卷的《洋务运动和中日甲午战争》初稿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整理。据说，来先生曾为新编《清史》送给戴先生一句话：“戴公是要鞠躬尽瘁”，戴先生答以“死而不已”。令人闻之不禁感觉后背有冷风飒然而至。对于汤一介先生主持编纂的宏大文化工程《儒藏》，来先生又以《新编〈儒藏〉三疑》（第33页）发表评论。他先以报端对“儒藏”说辞不一而呼吁应“摈弃‘文人相轻’之积习，树立‘文人相亲’之新风”，复对“儒藏”编纂史正本清源，更对其编纂是标点还是影印的处理谠言：“还是影印本好”。究竟作何选择，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来先生提出的作标点本不妥的问题很符合情理：“标点一部大书，旷日持久，又算不得评职称的成果，谁肯担此重任？一拖就是几年。标而不校，等于半截子工程，又有谁来校定？标而有疑，又怎样来考订是非”！这番话虽并无深言奥义，却实在是高论。不仅涉及古籍整理的技术规范和要求，更涉及到当今体制下的某些“规则”，而往往正是这些规则决定了事情的成败。
三
宿儒耆年，回忆前尘，对旧交故友的追记是最有可读的文字了。来先生此集中不仅卷五有“儒林观风”专作述说，而且在另外四卷的“学术管窥”、“书山有径”、“撮其指要”、“书海徜徉”中也处处闪烁着他记忆的碎片，就像尚未完全打开塞子的陈年老酒散发出阵阵醇香。他早年就读辅仁大学，以《汉唐改元释例》为毕业论文得陈援庵先生指点，故是陈垣老门下弟子。后又得范老（文澜）垂青得为研究生，聆听教诲，体会“坐冷板凳”和“吃冷猪肉”的“二冷”精神的深意（第 89页）。他一生中所遇良师多多，像中外交通史大家张星粮（亮尘）、版本目录学巨擘余嘉锡（季豫）以及柴德赓（青峰）等先生，复有启功（元白）、赵光贤等，均一代大儒。来先生追忆师门掌故，自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笔下的记录尽管断断续续，但凡是着墨之处均能曲尽其妙。如记录当年迎新会上模仿陈垣老漫步讲台、以手捋须的动作被批评后的自责、对陈垣老教学一丝不苟的回忆，都很能表达出一位大学者、真君子的自然神情（《师恩难忘》）。启功先生以诗书画创作与鉴定享誉海内外，来先生对其师书法自然也是喜爱有加，曰其“中年以后，飘逸潇洒，直逼明人董其昌与邢侗。八十岁以后，年高体弱，笔墨略见瘦削，但字体、行气、用笔等等，依然大家风度，足以示范后学。”（第241页）当他见启功先生以签名笔之类的硬笔为曾贻芬、崔文印著《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一书的题签，不禁引发阵阵辛酸：“我心酸于吾师老矣！”进而，来先生以启功先生因患眼疾难用毛笔仍以硬笔题签，是“为了不让晚辈失望”的揣度感慨这“难得的温暖友情”，则又是来先生读书评书之际体味其中所装载的“人间冷暖”，这情之所动，又岂可以寻常“寂寞”抒其胸怀！？来先生《元白先生的豁达》记1996年初夏探望刚刚病愈出院的启功先生的一次谈话：
在那次谈话中，元白先生还问我的年龄，我答以今年七十三。不意元白先生忽然开怀大笑，我不解其故，赶紧补充说，这是“坎儿”。元白先生更大笑不止。稍停，他老人家才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两个到‘坎儿’的人，今天挤坐在一张沙发里，这一碰撞，可能两个人都过坎啦，岂不可喜！你说不该大笑么？”（第258页）
这—记载十分传神，展示了启功先生的豁达幽默可爱。启功先生的笑声的确动人。去年的一天，有人给他来电话请吃饭，启功先生在电话中这样说：
现在我什么也吃不了。比如说吃炖肉啊，瘦肉，我嚼不动；肥肉啊，它连着皮。我净吃那油儿，哈哈，也不行。皮我也嚼不动。这简直是要命啊。现在我在家里吃的东西，您笑话，有时候喝碗粥就完了。请您给Y先生说一下，我实在感谢他。好不好？哈哈。我现在营养真的不缺乏，但是我吃不了，他们还说笑话，说是我是吃素了、吃斋了。我说我要够了那吃斋的资格那我还高兴了呢！
说罢，又是一阵开怀大笑。年届九秩的老人童心不泯、毫无顾及的朗朗笑声实在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尚在上初中的犬子听到过启功小说这段录音，每逢他自己大快朵颐，也时不常地会提及启功先生吃“油”的趣事。
怀念师门旧谊，充沛的感情乃在情理之中。来先生不仅如此，他对那些在自己学术生涯中相知相交和帮助过自己的人也都充满了殷殷之情。他说，自己 1951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有机会承担“中国近代史”，是因为吴廷谬教授到朝鲜前线慰问，回国以后认可他的教学能力就把主讲的任务交给他，于是这门课就成为他三尺杏坛上的主讲课之一。1957年来先生完成的《北洋军阀史略》是他的第一部专著，虽然只有十余万字，但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应有的学术声誉。此书出版的细节虽然历经约半个世纪，仍历历如昨，他说这是得到荣孟源先生的推荐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邀约的。而1983年在此书基础上增订为36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稿》，也是因为“许多新知恫雨频加关注敦促”才重整旗鼓的（第95页），后来来先生又尽其心力在2000年交付出版了百余万字的《北洋军阀史》，他也特别赞扬了自己的几位学生和两位日本学者的鼎力参与，而没有自贪天功。
即使是不曾相识的人，也因为喜欢读书，因为学术的魅力而毫不吝惜自己的拳拳之忱。书中所收《读〈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摘抄〉的札记》，副题是“兼悼熊秉明先生”（第231页）就是这样的一篇文字。熊秉明先生是旅居法国的著名雕塑大师和艺术教育家，来先生曾为其名著《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做过评论，但他与熊秉明缘悭一面，本来约定的相晤，因为熊秉明先生的突然辞世而成为永恒的期待和难以弥补的缺憾。于是他把自己对熊秉明的阅读和理解作为悼念写成了上文。此文最初在《博览群书》2003年第3期刊发以后，一位大型书画艺术杂志月刊的主编曾流露出对刊发此文的艳羡。在天人永隔、人鬼殊途的感怀之中，来先生在阅读熊秉明、理解熊秉明对艺术的诠释与智慧时，又是以怎样的黯然神伤去消受那“寂寞”呢！
四
来先生是位有个性的学人。对学术的敬畏，他自表现出学人的操守。来先生是杭州人，但在津门寓居半个多世纪，他视天津为第二故乡。所以当天津市委以编写《天津近代史》一事相托之时，虽然自忖这是所任非人仍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不理会耳边会有的一些“嘁嘁喳喳的声音”。为了早日完成，他不分日夜，竟至劳累过度病倒使心脏受损。虽然书稿未臻至善，而且又因为题签是请启功先生而不是领导以致于日后发行未获有力支持，说明编写《天津近代史》前后过程颇有不快。但来先生自言“毫无怨悔”，他珍视自己与天津的一份珍贵情缘（第114页）。这份忠于所托、不避嫌隙与个人得失的史家情怀，岂是那些未曾享受过“寂寞”者流所能知悉！
来先生虽然自谦其晚年随笔不过是“以秃笔残墨率尔成文”（第133页），但他也自许为“瘦骆驼的水囊”，“也奢求师友们当行经荒漠感到干渴时能从这头瘦骆驼的水囊中姑且喝上一口”（第127页）。他对友朋后辈的奖掖、对师门诸公的敬仰，体现出温良恭敬的君子之风。说实在话，此集中所记满洲俗谓饺子为“饽饽”（第256页）的闲适、放眼人生幸福的“达”观（第119页、286页）、著作等身与二寸（第276页）的执泥、“老成凋谢”（第295页）的古道热肠，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老骥出枥，志在万里”的放旷，甚至是“我好想‘考博’呦”（第279页），那谐而不虐，一副鹤发童年的老辣与真趣，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成为这部《学不厌集》使人难以释手罢读的理由。人生难得老更忙，来先生告其近著《清人笔记随录》已交付出版，我们期待他在“享受寂寞”时有更多的成果。
《学不厌集》是来先生又一部随笔新集。他来电话告知此集出版并问讯是否收到时，还特别提及这个集子主要是编选了学术层面的内容。而我在炎热的季节阅读时，没有也不敢在学术的层面上妄言短长，而是有感于一位前辈在享受寂寞时字里行间自然而然流露出的学人情怀。寂寞的学者是动人的，寂寞的学术是美丽的，学问是寂寞者的事业。从这一意义上说，来先生晚年为学之求新求变并致力学术随笔之举，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惟是夫子自道，也是来先生指示如何感知“寂寞”的美丽和享受美丽的“寂寞”的不二法门！
相信来先生不是惟一享受这美丽“寂寞”的学人，也决不是最后一位。因为，这寂寞的美丽是永恒的。
又，集第180页“附记”中“外文出版计1998年出版”句中“出版计”似是“出版社”之讹，未质于来先生，不知然否？
愚民政策一例
■ 贾庆军
一
1905年时候，沙俄王朝召开过一个有名的会议，史称“彼得戈夫宫秘密国务会议”。此次会议之所以传之久远，既不是因为它与会人数多、规模大，也不是因为它内容繁杂、会期持久，很大程度上是因了它的荒唐滑稽。
会议其实就一个主题：讨论是否成立国家杜马。当时的沙俄，由于连年的灾荒，全国普遍处于饥饿状态，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又加政治上的专制高压，民众对立情绪十分严重，工人罢工、农民暴乱和部队哗变时有所闻，沙皇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权力高层有开明人士提出成立国家杜马，借以释放一下社会不满情绪，最起码能表明一下朝廷体察民意的姿态和民主立场，以达扬汤止沸的目的。
本来，对于朝廷来说，成立杜马无非就是多设个机构、多几笔开支，并不算个太大的事，但这牵扯到放松思想禁锢、言论钳制的问题，就不能等闲视之。沙皇尼古拉二世担心的是，阀门一旦松动，言路一旦放开，是否还控制得住局面，是否还收得紧？这个让“人民代表”参与的叫“国家杜马”的东西，是否会影响和侵害沙皇的专制与独裁？沙皇惯常挥舞的臂膀是不是还能如过去那般有力？是不是还能和过去一样，他指向哪里，全国人民就冲向哪里？犹豫不决了好一阵子，他决定召开一次朝臣会议。为此他亲自选定了一批被认为是忠心耿耿、在维护沙皇利益上绝对没有其它杂念的心腹大臣。
在彼得堡新落成的彼得戈夫宫二楼大厅里，朝向海滨的窗户全部敞开，四十九把软椅排列整齐，上面坐着从彼得堡和莫斯科召来的与会人员共四十九人。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主持会议，他对面第一排坐的是职务最高的大臣和他最喜欢的顾问。
会议开始。尼古拉二世首先颁布旨意：此次会议非常重要，所有与会者必须严守纪律，自始至终任何时候都不得泄露秘密，违者将予严惩。他接着问道：
“鉴于此次会议属于国家绝密，是否不作会议记录？”
大家意见不一。力主成立国家杜马的内务大臣布雷金坚持认为，严守机密和作不作记录是两码事，即使不作记录，如果有人想使坏，也一样会把内容捅出去，为了维护会议的严肃性，还是依惯例作记录为好。
于是尼古拉二世责令御前大臣冯·希尔登布兰特作速记记录，一式两份。
按照尼古拉二世钦定的程序，首先由有关大臣阐述成立国家杜马的必要和好处，然后展开讨论，分析利弊。讨论首先从他最关心的事情开始：罗曼诺夫王朝几百年的传统，沙皇本人的权力是与上帝相联系的，是无限的、不受任何制约的，沙皇的话就是法律，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真理。拟议中的国家杜马一旦成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