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3期-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第9章）吴雷川先生说：“他的理论在当时都以为希奇，但后来欧美民主国的产生，未始不是胚胎于此。”（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旅》，第467～46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在基督教原罪观念的影响下，在以基督教作为西方社会的伦理道德精神、价值体系的建立者、维护者的思想背景下，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负面（阴暗面、消极面），对人存在的有限性，对人生的残缺性有深刻的洞察和深切的体会，因此产生了权力制衡的观念、契约精神和民主思想。“我们固然不能够说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产生于基督教传统，但又不能否认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确实与基督教传统对人、人性及人与上帝之关系的认识有关。”（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牟宗三说：“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内在活力，为灵感源泉，始有近现代的科学和民主。”相反，儒家对人性的负面重视不够，对人性的正面估计过高（因而荀子的性恶论不得其传，不受欢迎，不容于世），相互制约的观念、契约精神和民主思想便无从产生。当然，这不是说儒家思想与民主科学水火不容，只是说儒家思想无法成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来源和价值根基。牟宗三想用“良知坎陷”说克服这一缺点，为民主科学的发展提供内在根据。也许觉得还有欠缺，他又提出“儒耶合作”，并将此理路视为中国哲学未来的方向。（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123～1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实际上，在此之前贺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提出：“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认为基督教之“精诚信仰”、“博爱慈悲”、“襟怀广大”可以为道德“注以热情，鼓以勇气”。可以说是有的放矢，是有得之见。
应该指出的是，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伦理美德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文化基石。但儒家思想毕竟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思想体系，毕竟只是人类文明成果中的一种，与人类其它文明相比互有长短、各有千秋。在当代中国道德建构时，应有广阔的胸襟、高远的目光，用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作为我们道德建设的宝贵源泉。
老调生弹：研究型翻译的重要
■ 罗卫东
最近二十余年以来，国门打开，中国的学者得以全面、直接接触国际学术。不夸张地说，最近国内社会科学的发展几乎是彻底的翻译导向，甚至在某些人文学科（如哲学）中，翻译的学术著作也成为引领国内学者注意力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中译本质量就显得非同小可。最近几年来屡见媒体对学术翻译进行批评，一些有严重错误的译作被曝光。不过，似乎很多被曝光译作的出版机构都是不那么有学术品位的，严肃的学者几乎不会去引证这些作品。我更加关心的是名社名译名作的质量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学者对于出版社水准的高下心里是有谱的，像商务、上海译文等以译介海外学术名作见长的出版机构，多能获得学界的信任。这些出版社的译作一旦存在这样那样的质量问题，其负面影响要大得多。最近笔者在做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研究，对于他的《道德情操论》有较多关注，这个关注越是深入，越感到西学中译质量问题的关键，在于译者对翻译对象是否有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感情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也开始成为热点。作为近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的成名作，以探讨市民社会道德情感机制为主题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也在原著初版问世两个世纪又三十八年之后的1997年有了第一个中译本。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学术事件，最近若干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很少有不参考商务出版社的这个中译本的。而且，这个过程一旦启动，似乎呈现出加速度的趋势，不到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第二个中文译本，并将其纳入了《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这样一来，读者就可对中译本进行选择了。对于研究者，可以有两种译本相互参照，有助于更加好地把握斯密的思想。笔者在最近的十年里一直在关心斯密的伦理学思想，虽说英语水平未必比得上两个中译本的译者，不过，自认为对斯密的思想有较为深入的考察。加之笔者掌握日语，能够将当今世界斯密研究整体水平最高的日本学者的研究作为参照，因此在对斯密原著的把握方面，自认为是有一些心得的。
无庸赘述，斯密著作的中文翻译对汉语学界贡献非常之大，但是在阅读这两个中译本时，却有一种遗憾萦绕心头。那就是译本的质量尚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由于国内学术界对斯密伦理学思想的了解总体上还是停留在较浅的层次，加上条件所限，一般的读者不太会仔细核对原文，往往发现不了这些错误。笔者手头有拉斐尔和麦克菲编辑的最权威的格拉斯哥版《道德情操论》〔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missioned by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to Celebrate the Bicentenary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1984），I．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Edited by A．L．Maefie and D．D．Paphael．（TMS）〕和2003年刚出版的日本著名斯密研究者水田洋翻译的《道德感情论》，将这两个文本与两个中译本进行对照，发现《道德情操论》的中文翻译存在一些不小的问题。特别是在关键词的翻译上还需要仔细琢磨推敲。这些错误应该予以认真对待，否则将会贻误读者进入正确学术路径的时机。
限于篇幅，我只是举出若干处加以分析。
首先当然还是书名的翻译。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但还是不得不谈。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这个书名之中，其他词的含义没有深究的必要，唯独这个sentiments，值得琢磨。这个词有“感情”、“情感”、“情绪”、“情操”等意思，常用来指某种与理智相对的心理活动，还有常指某种温柔、轻度的伤感之情。按说，译为“情操”亦无不可。早年的米林富男的日译本也选择了“情操”这个词。据说，商务版中译本的主译者蒋自强先生当初在选择这个词的中译时也是多方求教，颇费心思，最后还是定为“情操”。余涌先生的新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同样采用了“情操”的译法，其缘由不得而知。关于这个词的汉译问题，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上，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商榷意见，大概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桩学案了。根据我对斯密道德科学理论的有限了解，senti… ments一词，译为“情操”的确不很确切。“情操”这个词，在汉语中多少给人以一种价值判断上的倾向性，多用来指高尚的道德情感，或者说是指一种美德。但是如果对斯密的原著作略深一些的解读，你会发现，斯密在这本书中本质上并不是探讨美德问题，他的道德理论的核心是同情心理论，是讲人们在相互关系中彼此的一种相互换位思考的心理活动和机制。斯密试图通过这个切入口来分析近代社会形成的机理，说白了，斯密是在讨论“社会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所以主题不是什么高尚的情感或者美德。按照水田洋的说法，这本书实质是在讲那种把人类社会联接为一个秩序的“公序良俗”有着什么样的心理基础。它既不分析美德，也不宣扬美德，与道德情操的训诫不太沾边。这样的一部著作，译为《道德情操论》容易使不明就里的读者以为是一部道德说教的著作或者是励志的读物，从而在阅读之前就形成先入之见，影响对原著真实意义的把握。事实上，一些不求甚解的读者对斯密伦理学思想的误读应该与这样的译名不无关系。虽然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一些评论，我还是打算再强调：《道德情操论》应该译为《道德感情论》或者《道德情感论》。顺便说一句，斯密这部书的第一个日译本的译者是米林富男，当时的译名就是《道德情操论》，但是经过多次辩论，后来的日译本就改为《道德感情论》了。这个问题我估计还是较为容易形成共识的。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sympathy”这个词的翻译。两个中译本译为“同情心”、“同情”，似乎没有什么错。但是，仔细考虑仍然有一些不妥。“同情心”或者“同情”这类词在汉语语境中给一般读者带来的联想是有偏向的。我们说某个人富有同情心，一般是指这个人心肠好，能够给予他人以心理上或者实际上的帮助，是一个带有某种利他主义内涵的词。将“sympathy”译为同情心是不完全符合斯密原著的精神的。斯密所讲的sympatby，是指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情感、动机、行为的内心反应能力，是一种情感上的换位思考能力。本没有什么心肠好坏的含义，与利他主义也是没有什么实质联系。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将这个词译为“同感”，虽然略显生硬，但在没有找到更加贴切的词之前，似乎比“同情”更加符合斯密所要指的含义，不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实际上，关于所谓的“斯密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在德语和汉语国家那么激烈，一个不得不提到的重要原因就是这个词的误译。对大多数中国学者而言，如果没有条件阅读原著，只是通过译本了解斯密的思想，往往会对《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书关于人性假设的不一致产生疑问，而这个所谓的“斯密问题”对于英语国家的学者来说早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不少国内的学者从同情引申到善良再推演到利他主义，从而断言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宣扬利他主义的，而他的国富论则强调利己心才是经济社会的基础，两者之间有矛盾。这完全是由于将“sympathy”汉译的日常用法与该词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伦理思想中的本意混淆起来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是把sympathy译成同情心，而是译为“同感”或者“同情共感”，这个误解恐怕就会少一些。据我所知，目前国内还有不少学者为“斯密问题”所困扰，我建议热衷于这一问题的学者最好去看一下斯密的原文。这个被我们译成“同情心”的sympathy，在斯密那里主要不是用于指人的一种利他主义倾向的感情，而是一种中立的心理能力，每个人都会具有这样的能力，这和每个人都具有利己心一样，都是一种自然禀赋，所以同感和利己心之间并无矛盾可言，正像我们不应该对敏感的性格和利己的性格可以并存有什么疑问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对一个人同时具有同感能力和利己心表示奇怪。在斯密看来，每个具有sympathy的人都是具有利己心的人，同样每个具有利己的人也都是多多少少具有sympathy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津津乐道所谓的“斯密问题”了。
第三，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中译本的翻译者对斯密伦理学的思想渊源缺乏应有的了解，一些反映斯密思想和信仰方面的关键词的翻译处理显得比较随意。国际学术界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一直在围绕斯密的“信仰”问题展开争论，由于斯密在去世前将很多他认为不够完善的文本付之一炬了，了解斯密宗教倾向的主要文本只有生前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书以及后人收集编辑的《通讯集》。斯密是那个时代十分出色的修辞学家，遣词造句十分讲究，对他使用的每一个词，必须联系到具体的场合和问题来理解才能准确。比如god、nature、 director、author等词汇的运用就是如此。特别是nature这个词以及与其他词构成的词组在《道德情操论》全书中不下一百处，每一处的词义都有些微的差异，如果一律译为“自然”，显然失之粗陋。比如第2卷第1编第2章的第5段用了nature一词，在这里的含义本来是指人类尚未完全认识的自然界。所以译为“自然”就是对的，商务版译为“神”就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读的处理。但是在第二卷第一篇的一个很长的注脚中，又用到了“nature”一词，在这里，特别是在第四版以后，斯密用了大写的Nature，这更加接近于汉语中的“苍天”、“老天爷”等的意思，将其译为“神”则勉强成立。不仅nature，在第四版以后god、author、director等词都由小写改为大写，这被认为是斯密的自然神论者立场进一步显性化和强化的一个证据。所以，只有明白了斯密思想演变的轨迹，才能够对他用词的习惯以及用意有准确了解。斯密很多用词及其变化都有很特殊的含义，他时而用god，时而用 nature；时而用author，时而用director，商务版的译者把所有这些用词都一概译为“造物主”是不确切的。相比之下，社科版的翻译做了必要的区分。这些词汇的翻译是否确切，关系到我们对《道德情操论》隐含的重要信息的解读。
“Partial”是《道德情操论》中多次用到的语词。斯密用来指现实的人在感觉和感情上的局限性，是一种与生俱来并且被后天强化了的不完全性。确切的译法为“偏私”、“偏爱”，商务版译为“不公平”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作为人的一种十分自然而客观的特性，而不是指有意识的袒护或者偏向，译为不公平似乎突出了一种主观的价值评判，很不妥。社科版是准确的。
在第3卷第4章第8节，斯密用了“moral faculties”一词。这个词在这里非常重要，遗憾的是商务版完全没有将其译出。社科版将其译为“道德功能”，虽然不错，但是容易与宏观道德学上的那个道德功能相混淆，所以还是应该译为“道德能力”。考虑到斯密常常把道德作为人类的一种自然的官能，译为“道德官能”亦无不可。日译本译为“诸种道德能力”是因为考虑斯密这里用的是复数。
此外，Truth、selfish、fortune、Force、Merit、Demerit、affections、Principles、Hum… ble等一些在斯密那里具有特定意义的语词翻译，两个中译本都不够细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确切之处，这里不一一讨论。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中译本在几个非常关键的命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译。以下举要说明。
在第3卷第3章的第38段，斯密讨论了现实的旁观者和设想的旁观者之间的关系。有一段话非常重要：“the man within the breast，the abstract and ideal spectator of our sentiments and conduct，requires often to be awakened and put in mind of his duty，by the presence of the feal spectator：……”商务版的翻译如下：“内心那个人，我们情感和行为的抽象的和想象的旁观者，经常需要由真实的旁观者来唤醒和想到自己的职责”。很显然，译者把idem spectator译为“想象的旁观者”，但是，此处斯密用了ideal，而不是“imagine”，第—意应该是理想的、完善的意思。在这个场合译为“想象的旁观者”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在这里，斯密恰好是要强调那个观念中的旁观者是“理想的和完善的”，现实的旁观者是不完善的。但是这个“理想的观念的旁观者”需要现实的旁观者来唤醒。因此，仅仅用“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