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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名人专-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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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五五年六月,他写信给瓦萨里说道:“亲爱的焦尔焦先生,在我的字迹上你可以认出我已到了第二十四小时了……”一五五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致瓦萨里书。一五四九年他在写给瓦尔基信中已说:“我不独是老了,我已把自己计算在死人中间。
    一五六○年春,瓦萨里去看他,见他极端疲弱。他几乎不出门,晚上几乎不睡觉;一切令人感到他不久人世。愈衰老,他愈温柔,很易哭泣。
    “我去看米开朗琪罗,”瓦萨里写道。“他不想到我会去,因此在见我时仿佛如一个父亲找到了他失掉的儿子般地欢喜。他把手臂围着我的颈项,再三地亲吻我,快活得哭起来。”一五六○年四月八日瓦萨里致科斯梅·特·梅迪契书。
    可是他毫未丧失他清明的神志与精力。即在这次会晤中,他和瓦萨里长谈,关于艺术问题,关于指点瓦萨里的工作,随后他骑马陪他到圣彼得。那时他是八十五岁。
    一五六一年八月,他患着感冒。他赤足工作了三小时,于是他突然倒地,全身拘挛着。他的仆人安东尼奥发现他昏晕了。卡瓦列里、班迪尼、卡尔卡尼立刻跑来。那时,米开朗琪罗已经醒转。几天之后,他又开始乘马出外,继续作皮亚门的图稿。
    古怪的老人,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别人照拂他。他的朋友们费尽心思才得悉他又患着一场感冒,只有大意的仆人们伴着他。
    他的继承人利奥那多,从前为了到罗马来受过他一顿严厉的训责,此刻即是为他叔父的健康问题也不敢贸然奔来了。
    一五六三年七月,他托达涅尔·特·沃尔泰雷问米开朗琪罗,愿不愿他来看他;而且,为了预料到米氏要猜疑他的来有何作用,故又附带声明,说他的商业颇有起色,他很富有,什么也不需求。狡黠的老人令人回答他说,既然如此,他很高兴,他将把他存留的少数款子分赠穷人。
    一个月之后,利奥那多对于那种答复感着不满,重复托人告诉他,说他很担心他的健康和他的仆役。这一次,米开朗琪罗回了他一封怒气勃勃的信,表示这八十八岁——离开他的死只有六个月——的老人还有那么强项的生命力:“由你的来信,我看出你听信了那些不能偷盗我,亦不能将我随意摆布的坏蛋的谎言。这是些无赖之徒,而你居然傻得会相信他们。请他们走路吧:这些人只会给你烦恼,只知道嫉羡别人,而自己度着浪人般的生活。你信中说你为我的仆役担忧;而我,我告诉你关于仆役,他们都很忠实地服侍我、尊敬我。至于你信中隐隐说起的偷盗问题,那么我和你说,在我家里的人都能使我放怀,我可完全信任他们。所以,你只须关切你自己;我在必要时是懂得自卫的,我不是一个孩子。善自珍摄吧!”一五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致利奥那多书。
    关切遗产的人不止利奥那多一个呢。整个意大利是米开朗琪罗的遗产继承人,——尤其是托斯卡纳大公与教皇,他们操心着不令关于圣洛伦佐与圣彼得的建筑图稿及素描有何遗失。一五六三年六月,听从了瓦萨里的劝告,科斯梅大公责令他的驻罗马大使阿韦拉尔多·塞里斯托里秘密地禀奏教皇,为了米开朗琪罗日渐衰老之故,要暗中监护他的起居与一切在他家里出入的人。在突然逝世的情景中,应当立刻把他所有的财产登记入册;素描、版稿、文件、金钱,等等,并当监视着使人不致乘死后的紊乱中偷盗什么东西。当然,这些是完全不令米开朗琪罗本人知道的。瓦萨里记载。
    这些预防并非是无益的。时间已经临到。
    米开朗琪罗的最后一信是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那封信。一年以后,他差不多自己不动笔了;他读出来,他只签名;达涅尔·特·沃尔泰雷为他主持着信件往还的事情。
    他老是工作。一五六四年二月十二日,他站了一整天,做《哀悼基督》。这座像未曾完。十四日,他发热。卡尔卡尼得悉了,立刻跑来,但在他家里找不到他。虽然下雨,他到近郊散步去了。他回来时,卡尔卡尼说他在这种天气中出外是不应该的。
    “你要我怎样?”米开朗琪罗答道,“我病了,无论哪里我不得休息。”
    他的言语的不确切,他的目光,他的脸色,使卡尔卡尼大为不安。他马上写信给利奥那多说:“终局虽未必即在目前,但亦不远了。”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四日卡尔卡尼致利奥那多书。
    同日,米开朗琪罗请达涅尔·特·沃尔泰雷来留在他旁边。达涅尔请了医生来;二月十五日,他依着米开朗琪罗的吩咐,写信给利奥那多,说他可以来看他,“但要十分小心,因为道路不靖。”一五六四年三月十七日,达涅尔·特·沃尔泰雷致瓦萨里书。沃尔泰雷附加着下列数行:“八点过一些,我离开他,那时他神志清明,颇为安静,但被麻痹所苦。他为此感到不适,以至在今日下午三时至四时间他想乘马出外,好似他每逢晴天必须履行的习惯。但天气的寒冷与他头脑及腿的疲弱把他阻止了:他回来坐在炉架旁边的安乐椅中,这是他比卧床更欢喜的坐处。”
    他身边还有忠实的卡瓦列里。
    直到他逝世的大前日,他才答应卧在床上,他在朋友与仆人环绕之中读出他的遗嘱,神志非常清楚。他把“他的灵魂赠与上帝,他的肉体遗给尘土”。他要求“至少死后要回到”他的亲爱的翡冷翠。——接着,他“从骇怕的暴风雨中转入甘美平和的静寂。”诗集卷一百五十二。
    这是二月中的一个星期五,下午五时。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五。送终他的有卡瓦列里、达涅尔·特·沃尔泰雷、莱奥尼、两个医生、仆人安东尼奥。利奥那多在三天之后才到罗马。正是日落时分……“他生命的末日,和平的天国的首日!笔硪话佟鹁诺谒氖皇住?
    终于他休息了。他达到了他愿望的目标:他从时间中超脱了。
    “幸福的灵魂,对于他,时间不复流逝了!”诗集卷五十九。
    这便是神圣的痛苦的生涯
    在这悲剧的历史的终了,我感到为一项思虑所苦。我自问,在想给予一般痛苦的人以若干支撑他们的痛苦的同伴时,我会不会只把这些人的痛苦加给那些人。因此,我是否应当,如多少别人所做的那样,只显露英雄的英雄成分,而把他们的悲苦的深渊蒙上一层帷幕?
    ——然而不!这是真理啊!我并不许诺我的朋友们以谎骗换得的幸福,以一切代价去挣得的幸福。我许诺他们的是真理——不管它须以幸福去换来,是雕成永恒的灵魂的壮美的真理。它的气息是苦涩的,可是纯洁的:把我们贫血的心在其中熏沐一会吧。
    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大气可以洗涤心灵的秽浊;而当云翳破散的时候,他威临着人类了。
    是这样地这座崇高的山峰,矗立在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从远处我们望见它的峻险的侧影,在无垠的青天中消失。
    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托尔斯泰传
    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代序)
    ——论无抵抗主义
    三月三日赐书,收到甚迟。足下迻译拙著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三传,并有意以汉译付刊,闻之不胜欣慰。
    当今之世,英雄主义之光威复炽,英雄崇拜亦复与之俱盛。惟此光威有时能酿巨灾;故最要莫如将“英雄”二字下一确切之界说。
    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昔之孙逸仙、列宁,今之甘地,皆是也。至凡天才不表于行动而发为思想与艺术者,则贝多芬、托尔斯泰是已。吾人在艺术与行动上所应唤醒者,盖亦此崇高之社会意义与深刻之人道观念耳。
    至“无抵抗主义”之问题,所涉太广太繁,非短简可荆愚尝于论甘地之文字中有所论列,散见于拙著《甘地传》、《青年印度》及《甘地自传》之法文版引言。
    余将首先声明,余实不喜此“无抵抗”之名,以其暗示屈服之观念,绝不能表白英雄的与强烈的行动性,如甘地运动所已实现者。惟一适合之名辞,当为“非武力的拒绝”。
    其次,吾人必须晓喻大众;此种态度非有极痛苦之牺牲不为功;且为牺牲自己及其所亲的整个的牺牲;盖吾人对于国家或党派施行强暴时之残忍,决不能作何幸想。吾人不能依恃彼等之怜悯,亦不能幸图彼等攻击一无抵抗之敌人时或有内疚。半世纪来,在革命与战乱之中,人类早已养成一副铁石心肠矣。即令“非武力的拒绝”或有战胜之日,亦尚须数代人民之牺牲以换取之,此牺牲乃胜利之必须代价也。
    由是可见,若非赖有强毅不拔之信心与宗教的性格,(即超乎一切个人的与普通的利害观念之性格,)决不能具有担受此等牺牲之能力。对于人类,务当怀有信念,无此信念,则于此等功业,宁勿轻于尝试!否则即不殒灭,亦将因恐惧而有中途背叛之日。度德量力,实为首要。
    今请在政治运动之观点上言,则使此等计划得以成功者,果为何种情势乎?此情势自必首推印度。彼国人民之濡染无抵抗主义也既已数千年,今又得一甘地为其独一无二之领袖;此其组织天才,平衡实利与信心之精神明澈,及其对国内大多数民众之权威有以致之。彼所收获者将为确切不易之经验,不独于印度为然,即于全世界亦皆如此。是经验不啻为一心灵之英雄及其民族在强暴时代所筑之最坚固之堤岸。万一堤岸崩溃,则恐若干时内,强暴将掩有天下。而行动人物中之最智者亦只能竭力指挥强暴而莫之能御矣。当斯时也,洁身自好之士惟有隐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耳。
    然亦惟有忍耐已耳!狂风暴雨之时代终有消逝之日……不论其是否使用武力,人类必向统一之途迈进!
    罗曼·罗兰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于瑞士
    原序
    这第十一版的印行适逢托尔斯泰百年诞辰的时节,因此,本书的内容稍有修改。其中增入自一九一○年起刊布的托氏通信。作者又加入整整的一章,述及托尔斯泰和亚洲各国——中国,日本,印度,回教国——的思想家的关系,他和甘地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又录入托尔斯泰在逝死前一个月所写的一信的全文,他在其中发表无抵抗斗争的整个计划,为甘地在以后获得一种强有力的作用的。
    罗曼·罗兰
    一九二八年八月
     一
    俄罗斯的伟大的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发着光焰的,对于我的一代,曾经是照耀我们青春时代的最精纯的光彩。在十九世纪终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它的目光足以吸引并慰抚我们青年的心魂。在法兰西,多少人认为托尔斯泰不止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朋友,最好的朋友,在全部欧罗巴艺术中惟一的真正的友人。既然我亦是其中的一员,我愿对于这神圣的回忆,表示我的感激与敬爱。
    我懂得认识托尔斯泰的日子,在我的精神上将永不会磨灭。这是一八八六年,在幽密中胚胎萌蘖了若干年之后,俄罗斯艺术的美妙的花朵突然于法兰西土地上出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本在一切书店中同时发刊,而且是争先恐后般的速度与狂热。一八八五至一八八七年间,在巴黎印行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童年与少年》,《波利库什卡》,《伊万·伊里奇之死》,高加索短篇小说和通俗短篇小说。在几个月中,几星期中,我们眼前发现了含有整个的伟大的人生的作品,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簇新的世界的作品。
    那时我初入高师。我和我的同伴们,在意见上是极不相同的。在我们的小团体中,有讥讽的与现实主义思想者,如哲学家乔治·杜马,有热烈的追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如苏亚雷斯,有古典传统的忠实信徒,有司汤达派与瓦格纳派,有无神论者与神秘主义者,掀起多少辩论,发生多少龃龉;但在几个月之中,爱慕托尔斯泰的情操使我们完全一致了。各人以各不相同的理由爱他:因为各人在其中找到自己;而对于我们全体又是人生的一个启示,开向广大的宇宙的一扇门。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外省,从欧罗巴边陲传来的巨声,唤起同样的同情,有时是意想不到的。有一次,在我故乡尼韦奈,我听见一个素来不注意艺术,对于什么也不关心的中产者,居然非常感动地谈着《伊万·伊里奇之死》。
    我们的著名批评家曾有一种论见,说托尔斯泰思想中的精华都是汲取于我们的浪漫派作家:乔治·桑,维克多·雨果。不必说乔治·桑对于托尔斯泰的影响说之不伦,托尔斯泰是决不能忍受乔治·桑的思想的,也不必否认卢梭与司汤达对于托尔斯泰的实在的影响,总之不把他的伟大与魅力认为是由于他的思想而加以怀疑,是不应当的。艺术所赖以活跃的思想圈子是最狭隘的。他的力强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他所给予思想的表情,在于个人的调子,在于艺术家的特征,在于他的生命的气息。
    不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否受过影响——这我们在以后可以看到——欧罗巴可从没听到像他那种声音。除了这种说法之外,我们又怎么能解释听到这心魂的音乐时所感到的怀疑的激动呢?——而这声音我们已期待得那么长久,我们的需要已那么急切。流行的风尚在我们的情操上并无什么作用。我们之中,大半都像我一样,只在读过了托尔斯泰的作品之后才认识特·沃居埃著的《俄国小说论》;他的赞美比起我们的钦佩来已经逊色多了。因为特·沃居埃特别以文学家的态度批判。但为我们,单是赞赏作品是不够的:我们生活在作品中间,他的作品已成为我们的作品了。我们的,由于他热烈的生命,由于他的心的青春。我们的,由于他苦笑的幻灭,由于他毫无怜惜的明察,由于他们与死的纠缠。我们的,由于他对于博爱与和平的梦想。我们的,由于他对于文明的谎骗,加以剧烈的攻击。且也由于他的现实主义,由于他的神秘主义。由于他具有大自然的气息,由于他对于无形的力的感觉,由于他对于无穷的眩惑。
    这些作品之于今日,不啻《少年维特之烦恼》之于当时:是我们的力强、弱点、希望与恐怖的明镜。我们毫未顾及要把这一切矛盾加以调和,把这颗反映着全宇宙的复杂心魂纳入狭隘的宗教的与政治的范畴;我们不愿效法人们,学着布尔热于托尔斯泰逝世之后,以各人的党派观念去批评他。仿佛我们的朋党一旦竟能成为天才的度衡那样!卸固┦欠窈臀彝坏撑桑谖矣钟泻胃桑吭诤粑堑钠⒂脬逶∷堑墓饣保一峁思傻降∮肷勘妊鞘鞘粲诤蔚澈闻傻拿矗?
    我们绝对不像今日的批评家般说:“有两个托尔斯泰,一是转变以前的,一是转变以后的;一是好的,一是不好的。”对于我们,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整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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