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5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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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先生》里那一幕令人心悸的“幻灯”事件，《行路难》里携儿带妻、无家可归的中国学子，《洗衣歌》里闻一多的壮怀激烈，《二马》中老舍对英国鬼子的以牙还牙。
然而，“弱国子民”问题却有相当的复杂性。就其表现方式而言，不仅因人而异，因国而异，因地而异，因性别而异，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反应也呈微妙的差异；而且，它极容易与其他性质的问题相纠缠，需要作细心的梳理。
具体分析起来，海外学子的“弱国子民”心态折射出留学生们承受的三种外部压力：第一，种族歧视；第二，“现代性”压迫；第三，文化差异。它们各有着不同的内涵，却又紧密联系，呈现复杂的互动状态。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加上实际存在的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第一种压力总是处于最显在的位置，对它的反应也往往最强烈、最直接；然而，由于中国与西方现代社会巨大的时代差异，第二种压力应当说更具实质性，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机械文明、注重实利的人际关系和紧张激烈的生存竞争，对于来自东方农业文明古国、诗书传家的中国学子来说，是一种更实际的压迫，这种“现代性”压迫，极容易同“种族歧视”纠缠到一起，成为“爱国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酵母；第三种压力最有弹性：它无所不在，犹如水和空气，在正常的国际秩序和良性的民族关系中，并不一定造成负面的作用，但是在紧张的民族关系下，文化上的差异常常成为冲突的借口和导火线，具体到海外学子，在“种族歧视”与“现代性”压迫的双重刺激下，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注定成为“弱国子民”情感的有机组成部分。
就“弱国子民”反应的强度而言，首推留日文学，其次是留美文学，再次是留英文学，最后是留法文学。文学上的这种反映，同实际的历史情景应当说很一致。就“弱国子民”的心理内涵及其反应方式而言，留日文学与留欧/留美文学又有差异：前者集中于种族歧视，后者是种族歧视、“现代性”压迫和文化差异三者俱全，互相作用。
这个现象应当不难解释：中国学子在“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现代化尚不充分的东瀛，感受不到多少“现代性”压迫与文化上的差异。郭沫若在《女神》中受着惠特曼的鼓舞，纵情讴歌现代工业文明，将大气污染之源的烟筒，比喻成“黑色的牡丹”、“二十世纪的名花”和“近代文明的严母”（《笔立山头展望》）；郁达夫沉迷于十九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艺术，却偏离了“浪漫主义”对抗伪饰的现代商业文明、回归自然的“反现代性”方向，将它转换成了“弱国子民”逃避种族歧视的田园乌托邦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传统式孤高，都与这个共同的东方文化背景分不开。
按理讲，一种压力比起三种压力来，痛苦应当小，中国学子的反应却反而更加强烈，这是为什么？
郭沫若给宗白华的信，最能反映留日中国学子的复杂心态：“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这“东洋罪”，就是日本式的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从1895年日本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后开始，随着日本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日益衰弱而变本加厉。表现在《留东外史》里，就是颟顸自负的日本下级军官在萍水相逢的中国留学生面前肆无忌惮地鼓吹吞并中国的理论；在鲁迅笔下，就是中国学子的智力和人格尊严受到日本同学的歧视和伤害，就是中国学子在日本同学“万岁”的欢呼声中，忍看麻木的中国人围观给俄军当间谍的同胞被日本军人砍头的幻灯镜头；在郭沫若的《行路难》里，就是中国学子的基本生存权——住，受到威胁，势利的日本房东不仅不肯租房子给中国学子，还恶意地以“支那人”相辱；在郁达夫笔下，就是性的歧视，爱的伤害，正如他所言：“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雪夜》）
这种日本式的种族歧视所以难忍，在于它有一种在中国学子看来“等而下之”的性质。所谓“东洋罪”，当然是相对于“西洋罪”而言的，“东洋”不如“西洋”先进，是眼前的现实，无论是立志“脱亚人欧”的日本人，还是追求“全盘西化”的中国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留东学子没有机会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看在路近费省，退而求其次，通过东洋二道贩子学习西洋，心里已是不甘。
更有甚者，这种“东洋罪”里另有一层令人辛酸的屈辱，那就是：“泱泱大国”的中国人现在不得不低下骄傲的头，向曾经喝自己奶水长大的“小日本”学艺，而这位当初谦恭有礼的小徒弟，如今如此的趾高气扬，根本不把昔日的恩师放在眼里，一副“是可取而代之”的劲头，这种欺师背主的行为，冒犯了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伦理，如何叫中国学子平衡？难怪郭沫若的主人公爱牟受到日本房东“支那人”的侮辱时，激愤之火，犹如火山爆发般地宣泄出来：
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
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现了
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字
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
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者还在南洋吃椰子呢？
啊，你志恩负义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们的名字并不是羡慕你们，
的文明；我假冒你们的名字是防你们的暗算呢！你们的帝国主义是成功了，
可是你们的良心是死了。你们动辄爱说我们“误解”了你们，你们动辄爱说他
人对于你们的正当防御是“不逞”。啊！你们夜郎自大的日本人哟！你们的精
神究竟有多少深刻，值得别人“误解”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你们别要把
别人当成愚人呢！你们改悔了罢！你们改悔了罢！不怕我娶的是你们日本女
儿，你们如不改悔时我始终是排斥你们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终是排斥你们
的！（《行路难》）
日本人量小气窄、自私排外的“岛国根性”，与中国人“泱泱大国”的历史记忆，决定了这种“东洋罪”不可救药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它是西方强势文明全球扩张的背景下东亚文化共同体分裂与竞争的产物；历史上长久维持的“册封”关系和“华尊夷卑”的国际秩序，使这场竞争颇具戏剧性。甲午一战，堂堂的天朝帝国，败给了“蕞尔岛国”的日本，一下子沦为任人宰割的四等弱国，而小小的日本，却一跃跻身世界列强。败北后的中国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学习日本，日本又是怎样地不希望中国强大，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吞并中国，都是可以想象的。正如日本政府在辛亥革命期间，竭尽全力维持中国腐朽的君主政体的军阀元老山县有朋吐露的那样：“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近代中日启示录》，第151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胡适有一首诗，叫《你莫忘记》，诗中愤怒的老人告诫儿子莫要忘记一家的灾难：“你莫忘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斯’——都可以，一总该不至——如此！……”省略的那句；只能是“亡给日本”。由此可见，中国人宁遭“西洋罪”，也不受“东洋气”。
关于
《圣经》英语“钦定本”出版286年后，有“修订本”问世。据说这个“英语修订本”有36191处改动。1881年5月17日上市，一年里在英美就卖掉300万册，这个数字是《｛圣经）是怎样写成的》（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10月，杨道译）的作者康诺利的研究成果。这本书是让人长知识的书，只是我更喜欢原作的书名 Bible lts Translators and Their Sacrifices（《圣经》的译者和为诸译本牺牲的人）。美国人对“修订本”态度消极，因为英国人未采纳他们的一些建议。事后为了妥协，1898年牛津剑桥印行了“美国修订本”《圣经》。从1380年中古英语手抄本《圣经》到1611年“钦定本”，英语《圣经》版本多达277种。迄1901年“美国标准版”，英语《圣经》又经522次修订。到1985年，英语《圣经》版本总数达1240种。当今世界上据统计有6170种语言，其中1978种语言至少有一个译本的《圣经》。 1990年世界上发行《圣经》的大机构GIDEON把第5亿本《圣经》送给美国总统布什。
《圣经》是西方社会文化的基础，也是了解西方社会文化的基础。拿破仑曾对他的部下说：《圣经》向他说话，“就像一个人一样。”（康诺利书里的掌故，以下也是）苏格兰伟大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家有藏书两万卷，临终时只让人读《圣经》给他听：“只有一本书。”四次出任英国首相的GLADSTONE声称他认识当世95个伟人，其中87人是《圣经》的信徒。莎士比亚作品里有“500多个概念和用语是直接引自《圣经》的。”狄更司说《圣经》永远是一本好书。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位校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有《圣经》的知识而无大学里的书本知识，比有大学里的知识而无《圣经》里的知识更有价值。”哥伦布发现美洲时正读着《圣经》。美国50个州的立宪文字概念语词都源于《圣经》，这些都是康诺利书给我们的知识。
“反映当前美国思想与生活”的《交流》季刊2004年春夏季号是围绕美国大选做文章的。这次的宣传突出了美国宗教信仰。记者DAVID AIKMAN的文章“我们历任总统的信仰”表明宗教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作用。70％的美国人据民意调查希望自己的总统“笃信宗教”。几乎每个礼拜上教堂的美国人比每天在家里看报纸的人更有可能把票投给布什：“在美国，这种支持或厌恶宗教的现象已经成为探讨美国‘文化战争’景观的一部分。”艾克曼还引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话说：“就基督教对人的心灵的影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美国；此外，就基督教的效用及其符合人性的特点而言，不可能有比地球上这个最开明和最自由的国度所最深刻感受的基督教影响更好的例子了。”关于美国的开明和自由，托克维尔的法国同胞另有相反的看法，但美国人对基督教的情感他是把到脉了的：“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拥有对宗教如此虔诚的人民”。美国的建国者认为自己国家的建立是与《圣经》世界观“紧密相连”的。编美语词典的韦伯斯特说“《圣经》是世界上最具共和思想的书籍”。布什之前二百多年就有美国人认为“自由源于上帝之手”。艾克曼引MICHAEL NOVAK对美国独立的神学与哲学内核分析与诺瓦克引威瑟斯庞的话如出一辙：“自由是上帝的恩赐，上帝创造万物的目的就是要让它们甜美地、自由地，无忧无虑地享受。”笔者引到这里倒要感谢斯萍等的美丽译文了。美国人是相信自己与上帝盟约的，就像《日约》里的情形，诺瓦克如是说。杰斐逊不是基督徒，但“他对上帝如何处理人类事物的理解却与威瑟斯庞那样正统的。基督教新教神职人员的观点不谋而合。”诺瓦克认为华盛顿的人性善与生俱来说不是基督教的观点：“然而，他依然坚定地信奉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在华盛顿看来宗教和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支柱。杰斐逊甚至说没有宗教国家无以治理。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相信上帝支配各国，的命运。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认为没有基督教信条就无法维持美国自由。沉醉于《圣经》的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时“经受了一次深刻的属灵体验”。读了诺瓦克的文章，你可稍稍对布什动辄说我凭本能直觉办事加以了解，他的意思实际与历史上的美国总统讲的是一个意思；比如威尔逊总统就说过：“我相信天意，否则我会发疯的。”饱受萧条与战争“煎熬”的罗斯福据诺瓦克说是经常读《圣经》并且求助于祈祷的。杜鲁门是随身带祈祷文的人。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把“我们信赖上帝”印在美钞上。二战后，有美国总统出现的最感人的场面总是在教堂之类的宗教信仰场所，这在别国也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在非基督教国家，假如你在正式的仪式上拿一本《圣经》，主持人会认为你不严肃；然而在美国等基督教国家，不拿《圣经》主持仪式是极不严肃的事情。人间的文化差异之大如此可见。
当代阐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 陈漱渝
今年《博览群书》杂志第一期刊登了张弘先生的大作《学术真理、政治正确与个人是非》一文，对我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说我“懵懵然昏昏然”，“人鲍鱼之肆，久而不闻之臭”，“迹近旧时党棍”。在近期围攻我的文章中，这是很有攻击力的一篇，我有必要陈述一下自己的意见。
事情的源头是2叩3年12月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次讲演：《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该馆上网时给我加了一个标题：《假如鲁迅活到今天》，全文大约有一万五千余字。在讲演中，我总共提出了七八个假设。比如，“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但接着又假设：“假如鲁迅活着，也会对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表示忧虑和关注。”在讲演中，我谴责了不容忽视的腐败现象，谈到了鲁迅生前对职业道德、特别是官场道德的关注。此外，我还谈到了当前的青少年犯罪、文艺世俗化等社会弊端。但是，山西酷评家韩石山有意向读者隐瞒我讲演的真相，采取了极不光彩的断章取义手法，仅仅从中挑出他可以“借以说事”的一段文字，指责我“说大话”，“说空话”，“昧良心”，“无常识”，“对当前现实进行无节制的歌颂”……张弘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同样不介绍我的讲演全貌，而只是根据韩石山抄录的那段话，说我是在“用政治上的正确来替换学术上的真理”。这种用“摘句”误导读者的批评方式，能让人口服心服吗？不读我的全文，局外人就可以根据韩石山的“摘句”来判断是非吗？
张先生首先要求我“申明并证明，自己所谈即为学术研究”。我可以坦然地回答：我讲演的初衷的确是在进行一种学术研究的探索——即对鲁迅的文化遗产进行“当代阐释”。我在讲演开头就已声明：“文化遗产的研究通常包含着纯学科研究与该学科当代性研究这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纯学科研究可以提高学科的学术水平，当代性研究可以使该学科在不断阐释过程中得到价值增值。这种效应可以称之为‘箭垛’效应。文化遗产好比箭垛的中心，各种阐释好比是各处射来的飞箭。万箭丛集，蔚为壮观。只要这种当代阐释是从文化遗产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强加于人，就跟实用主义地歪曲利用划清了界限。比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原来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今天被称之为原始儒学。但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为了官方学说，为历代帝王所利用，直到上世纪初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