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5期-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腥缑苡训奈虑楹吞鹑绨薨愕牧登椤Ｕ庑┣楦械贾滤哉庾接幸恢址⒆阅谛牡木次罚次肥顾迅赋沟厝鲜墩庾阶魑约荷壑岛鸵庖宓奶逑帧Ｓ纱丝蠢矗宰匀徊扇÷桌硇缘木次诽炔⒉慌懦饪蒲У娜鲜短龋敕纯蒲У奶雀悄显闭蕖�
以宗教态度敬畏大自然的情况较为复杂，通过研究和分析发现，宗教态度中有反科学的一面，有时这一面还非常蛮横和残酷，如宗教裁判所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宗教态度中也有与科学相容的一面。可以这样说，没有牛顿就没有西方的近代科学，起码是没有经典物理学，让唯科学主义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牛顿始终抱有坚定的宗教信仰，直至晚年他还是认为，“在创造世界之前，耶稣就是上帝的至爱，与天父共享世界开始前的荣耀。他也是宇宙的准则……上帝以他为媒介来创造世界万物。”（见迈克尔·怀特：《牛顿传》，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52…453页）牛顿的话缺乏哲理性论证，同样伟大甚至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其观点的逻辑让人折服：“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是界限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这种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2~183页）两位科学伟人的话向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以宗教态度敬畏大自然与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大自然并不完全冲突，有时，以宗教态度敬畏大自然有助于科学地认识大自然 （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考据问题，限于篇幅，恕不展开）。
通过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明了，思考和表述科学问题时不遵守起码的形式逻辑要求会出现多么大的差错，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差错通过对客观事实的“贪污”，使本来是常识性的问题讨论变得气氛紧张，讲理者似乎无理，无理者似乎真理在手，正义在胸。
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就要尊重客观事实
关于要否敬畏大自然的讨论围绕两类事实展开，一类是天灾，一类是“人祸”，即人为原因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面对这两类事实，主张人类不需要敬畏大自然论者，在阐发自己的主张过程中，总是拉开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架式，例如一位论者说，“假如未来有一天，又有一颗小行星向着地球飞来，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人是应该采取一切手段（例如用核武器轰炸）去征服它，还是高喊‘敬畏大自然’坐以待毙？”（《新京报》，05．1．13）以科学家的身份通过这样的例子论证人类不需要敬畏大自然的观点，让人越发糊涂，生物学家有什么根据说核武器轰炸的形式可以解除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危？小行星与什么行星相比为小？需要多少种、多大能量的核武器轰炸？在什么距离轰炸？轰炸后的一系列未知后果对人类会造成什么影响？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提出许多，我们在这里产生的疑问是：生物学家大谈核物理学在天文学领域里的应用问题，谈出的内容是科学吗？这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吗？
另一位反对人类要敬畏大自然的论者主张，“以核弹炸喜马拉雅山，调雅鲁藏布江水到西北来改善生态。”不知道以物理学为本业的论者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即便自己了解核物理学，但这一“壮举”所涉及的地质、气象、水文、生态、经济、政治、历史、人文、宗教和国际关系等一系列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你又能知道多少呢？我们能相信这种放胆之论是科学吗？显然它不是科学；我们不相信它为科学，然而，这又是科学家以捍卫科学的名义说出来的话。这真让我们这样没有专业科学知识的人为难。
略谈我之自然观
■ 章立凡
何祚庥院士与汪永晨女士关于人类是否要“敬畏自然”韵论争，在媒体上已经持续了一个时期，我一直是个沉默的旁观者。沉默到今天，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近年除了业余研究写作之外，我主要是从事环保方面的工作，不但亲自做实验，也曾写过一点科普的文字。
我认识汪永晨女士是在十一年前，那时她制作的电视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刚获得亚广联大奖。印象中，她是一位纯真、执着的民间环保人士，我对此一直保持着敬重。三年前在清华大学一次研讨会上巧遇汪女士，当时正值盛夏，与会者过多，场内十分闷热；她忽然提出动议，要求关掉空调，理由当然是为了环保。这个主张显然有些偏激，没有得到大家的赞同。
至于何祚庥院士，我一直无缘识荆，但拜读过他的不少文章。其中一篇还颇有影响，虽然我当时并不反对他的观点，但后来就很少读他的文章了。
何院士与汪女士之争，不禁令人回想起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科学与玄学”的那场论战。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专题演讲，并整理成文，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百七十二期上。张认为科学是客观的，它受因果律的支配，方法上则以逻辑与分析方式为主；人生观则是主观的，为自由意志的表现，了解人生观要采用直觉与综合的方法，主张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针对这一观点，丁文江于同年4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首先向张君劢发难。丁认为科学与人生观不可分离，科学对人生观具有决定作用，“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这一论争涉及众多哲学问题，立时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王星拱、唐钺、任鸿隽、孙伏园、朱经农、陆志韦、范寿康等知名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并结合本体论与认识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等理论问题展开辩论。“科玄之争”成为学术思想界的热点，当时未成定论，至今仍有评说。
何、汪之争的命题是“人类是否需要敬畏自然”，这场论争的背后，是经验科学与实证科学之交锋。这个命题虽然没有“科玄之争”那么大，但扩展开来，或许可以达到“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高度。
何院士以“人类无须敬畏自然”立论，颇有当年伟大导师的浪漫情怀，我不由得替老先生捏把汗：科学家提出一个不确定因素甚多的论断，是相当危险的；汪女士的驳论为“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这题目本来选得还不错，但读了内容却不免失望。我感到双方皆持“非此即彼”的立场，话都有些过头。
张申府先生曾说：“‘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实这法的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宇。反过来说，即是孔子之四绝：‘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而祛倍根之四妄：‘种妄，穴妄，市妄，戏妄”’。（张申府：《所思》，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94页）张先生这段话，也不妨送给论战中的各位参考。
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文的。两者虽有思维方法上的不同，却殊途同归，没有绝对的科学和绝对的人文。
上个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充分享受了科技带来的文明生活，自以为掌握了利器，可以无往不胜。但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日益凸显，于是不得不有所反思，环保理念和环境科学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主张“天人合一”（这是另一话题，本文不赘）。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其道而行之，号召“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战天斗地”的后果，是经济和生态的双重破坏，近年来重新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年多以前，笔者曾借祝贺钟敬文先生百岁寿辰的机会，组织过一次人文学者与自然科学家的聚会，百余位知名学者一道签名，呼唤“绿色文明”。寿星钟敬文老人的题词是——“我生平所最爱的颜色是新绿”。
只要不怀学科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在环保理念上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不应将科学与环保对立起来。即使是不同的宗教信徒，从平等教义出发提倡保护自然环境，也是应该欢迎并与之合作的，甚至有不少大科学家也信仰宗教。
凡事一执便误，我认同“以人为本”的自然观，但不接受极端的环保主义，也不赞成极端的科学主义。倘有人“齐物”到了要“舍身饲虎”的狂热程度，也是他的自由；你若认为他偏激，只需提醒其“珍爱生命”。你尽可发出“人类无须敬畏自然”的豪盲壮语，但无法剥夺他人敬畏自然的权利，反之亦然。在不同的语境中，扣“伪善”、“反科学”的帽子是徒劳的。在这个多元化的地球村里，自然观也应该是多元的，并在多元中前进。
人是否需要敬畏自然？首先要认清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人类生存在无边无际宇宙的银河系中太阳系某个星球上，属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虽自命为高等动物，但仍是自然界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整个宇宙（且不论有无“反宇宙”）中，更是极其渺小的一部分。
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源于无知，无知产生了崇拜，崇拜演变为宗教。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源于生存的需要，需要产生了认知，认知发展为科学。
自然界的历史，比人类悠久得无法估量。到目前为止，被称为“裸猿”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或曰科学）仍十分有限，以有限的认知而自封“万物之灵”，改为向自己膜拜，也是一种异化的宗教观。
同样，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仍在发展，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因敬畏而放弃认知的努力，人类就不可能进化，难逃被自然界淘汰的命运。凭少量认知而自我膨胀，宣布拒绝敬畏（我指的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敬畏），也不见得是科学的态度。
无论过去或现在，自然界都远比人类强大。人类的科学实验是在谨慎中进行的，往往要失败多次，才能获得少许成功，原因在于我们对自然还很无知，或只有少量的认知。任何科学的发现（例如原子能），任何物种基因的改变，都可能引发巨大的生态灾难。科学的失误时有发生，纵然一时成功，还须经受历史的考验。各国政府对原子能利用和基因工程，都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政策。科学的审慎中，未必不包含对自然的敬畏。
才疏学浅的我，每当读到天体学说中的“黑洞理论”，都会不由自主地毛骨悚然，不得不承认“征服太空”只是一句探索口号。自然界只允许人类在有限的范围内改造它，如果想改变大结构，地球家园就会崩塌，宇宙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至今只改造了自然界极少的一部分，就自以为“人定胜天”，恐怕是不自量力。
是否敬畏自然，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人生观。目前在本星球上，可能不敬畏自然的是少数，敬畏自然的是多数；因不敬畏而破坏自然的是少数，敬畏而又不自觉地破坏自然的仍是多数。关键不在于你是否选择敬畏，而在于你是否选择破坏。而作为人类，无论你信仰科学还是宗教，在这一点上已别无选择。
“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自然观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今后恐怕也无法定于一尊。我既不反科学，也不反宗教；我敬畏历史，也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在历史规律和自然法则面前，我永远是一名在海滩上拾贝的儿童。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灾和人祸，已经使人类蒙受过无数劫难。在敬畏中谨慎探索，科学地适度改造自然，争取与之和谐相处，使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或许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妄图彻底征服自然，将是人类灭亡之始。
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桥》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占了五个第一：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写工农兵，给工农兵看”的人民电影，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电影，第一部体现执政党知识分子政策的电影，最后还有，第一部“反现代的现代性电影”。
让我们来看看它讲的故事。
1947年冬，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因松花江上的江桥被炸毁，南北交通受阻，运输中断。前线司令部要求铁路总局在大江解冻之前，半个月内修复大桥。铁路工厂面临着三大困难，第一，化钢的电炉坏了，没有修电炉所需的白云石。第二，修桥需要三十多吨钢材，上级无法解决。第三，桥座上要打五万个铆钉，但靠全厂仅有的几台钻床，无法完成任务。在这些困难面前，思想保守的总工程师（江浩饰）认为完成任务至少要四个月。铁路工厂厂长（吕班饰）依靠党员，发动工人克服困难。化钢炉组长党员梁日升（王家乙饰）抱病工作，建议用耐火砖代替白云石，遭到总工程师的奚落，但厂长对这一建议积极支持。没想到，修炉的时候，落后工人席卜祥偷懒，以化铁砖代替耐火砖，造成化钢炉“跑火”。进步工人吴一竹（于洋饰）发现问题，梁日升重修化钢炉，第二次试验获得成功。与此同时，铆工组老工人老侯头（陈强饰）发明了用风钻代替钻床的技术，提前完成了为五万个铆钉钻孔的任务，而觉悟起来的工人们又从废料堆里拣出了修大桥需要的钢材。战胜这些困难之后，厂长带领工人来到修桥工地，工程开始不久，江水开始融化，工人们争分夺秒，就在这关键时刻，鼓风机出了故障，工程停了下来。受到工人阶级教育的总工程师赶到现场，亲手排除了故障，风钻再一次响起……融化的江水冲垮了架桥的木垛，然而，钢架已经牢牢地耸立在松花江上。红旗招展，第一辆火车披红挂彩徐徐开来，老侯头向厂长说了心里话——申请加入咱们的党。厂长紧握他的手，答应做他的介绍人。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满载战士、弹药和给养的火车轰轰驶过江桥。
影片在一个强有力的悬念中开始，“江桥能否按时修好”成为整部影片的支持点。作者用简洁的笔触迅速交待了修桥者面临着种种困难——时间紧，任务重；没有白云石，没有废钢材，钻床奇缺。影片的发展部分是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最后，江桥建成，影片推向高潮，悬念解决。一切似乎都很符合剧作法。可是，这部影片除了“五个第一”之外，在艺术上可取之处寥寥。当时的好评随着时间的流逝，与这部电影一起沉入忘川。即使在公开场合称赞这部影片的周扬，在专业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这部影片不好。
不好的原因很简单，影片没有真正的戏剧冲突，“戏剧冲突，指的是活生生的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要构成真正的性格冲突，首要的条件，是写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谭霈生：《论戏剧性》第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桥》似乎也在努力地塑造人物：敢想敢干、一心为公的党员梁日升，爱党爱厂的老侯头，和蔼可亲的厂长，懒散消极的席卜祥，热情急躁的吴一竹，思想保守的总工……”。但是这些人物是按照政策塑造出来的，他们只是图解政策、说明主题的符号。作者的塑造不过是给这些符号分别加上了他们所属的那一类人应有的标签——党员一定是起带头作用的，一定是抱病坚持工作的，一定是善于团结落后分子的，一定是敢想敢干的；厂长一定是与工人同甘共苦的，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他的脸上永远挂着微笑，永远和蔼可亲。知识分子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