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5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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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晚年的心路历程
■ 刘 英
丰子恺对绘画、音乐、文学、书法、金石、工艺等均有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上少有的奇才全才。他为人纯朴善良，淡泊名利，倾心于艺术，皈依于佛教。他不满虚伪、倾轧、贪婪、凡庸的成人社会，仰慕率真、热情、好奇、纯洁的儿童世界，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享受着恬淡、闲适、超脱和自由的乐趣。他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的陶渊明”，“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然而，二十世纪激变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陶渊明的生存环境，丰子恺也在无可奈何中度过了他凄惨坎坷的黄昏岁月。
1949年，丰子恺是以他惯有的闲适态度走进新社会的，这一年他已五十二岁。过去的丰子恺对现实社会抱着一种远离的态度，只要生活条件许可，他就毅然决然的摒弃所有世务，赋闲在家。1933年到1937年，他从繁华的大上海回到故乡的缘缘堂，过着乡居生活。1943年到1946年，他又在重庆远郊“沙坪小屋”，过起了乡居生活。1946年以后，重返江南的丰子恺是有名的“三不先生”（一不教书，二不演讲，三不赴宴），虽然行止不定，仍不参与任何社会工作。在他的心目中，“闲”是最可盼的乐事，如果能得到，即使终身高卧空山上，独坐幽篁里，也是极为乐意的。他曾说，如果“闲居必须整天禁锢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也不要出去干事，宁可闲居而被禁锢。”他的这种生活态度，使他能够体验古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生活乐趣，能够从悠哉的闲暇中品味出人生的艺术来。
进入新社会的丰子恺变了，我们从他的履历中可看到，他担任了不少职务，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如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文联副主席。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一、二、三、四次会议等等。而且，丰子恺也对新社会做了热情洋溢的赞颂，如1958年他写的《新年大喜》中说：“我从前有一个图章，叫作速朽之作，凡是描写伤心惨目景象的画，都盖上这图章，意思是希望这幅画速朽，即这些景象快快消失。果然，不出二三十年，到了新中国成立，我这些画都朽了，这些景象都变成过去的恶梦了。我真高兴。”他写了《一件小事》《西湖春游》《杭州写生》《扬州梦》《新的喜欢》《新年随笔》等文章，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来歌颂新社会天堂一样的景象。进入新社会的丰子恺很快就由一个避世的隐士，一跃而成为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并一改过去充满空灵趣味的文风而为新社会大唱赞歌，这一转变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丰子恺也和当时大多数的旧知识分子一样，在被新社会接纳时都曾经历过无数次改造。
1949年下半年，在一次上海画家和解放区画’家的集会上，他直率地表示今后要向解放区同志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但他接着又说，梅兰竹菊四君子，今后还是需要画的。他的说法当即遭到严厉的批评。这时，上海刚刚解放不久，丰子恺对新社会新体制还没有多少感性的认识，但他已经明显地意识到，他所热烈拥抱的艺术在新社会是不受欢迎的。我们无法知道丰子恺面对新社会有过怎样的疑惑或彷徨，也无法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压力下，放弃自己的艺术情趣和生活方式的，总之，从此他以另样的姿态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1951年，丰子恺在上海市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言，表示要积极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多多创作为生产服务，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美术音乐作品。”
1952年7月，丰子恺写了一份《检查我的思想》发表在上海《大公报》，对自己过去几十年的文艺生活和思想认识，进行了不近情理的检讨和否定。他说过去他写的书和作的画，“完全不是出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而是出于资本主义艺术思想的：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找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接着，他分析自己所犯错误的原因有四点：一是趣味观点。说他十七岁人浙江第一师范，前三年勤学功课考第一名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而后二年专心于艺术是出于趣味主义。从东渡日本求学一直到现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始终存在着。二是利名观点。说他从日本回国后，从翻译《初恋》《苦闷的象征》开始，他的所有著译全是为利的。他画漫画，一开始是出于趣味，后来见有稿费可得，就为利而作。“我自己已变成一个商人，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想分他剥削的肥利的一瓢羹。”三是纯艺术观点。他说因受李叔同等人的影响，“我过去的艺术观，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出发的。”四是旧人道主义观点。他说“我幼时读过《四书五经》，温柔敦厚是我的家教，我小时曾以‘忠恕’、‘温良恭俭让’为座右铭。因此一向缺乏斗争心。”又受佛教的影响，造成了他的慈悲与悲观的错误思想。“我的《护生画集》便是前者的表现，我的随笔中时时透露人世无常的悲观色彩，便是后者的表现。在封建资本主义恶势力统治的时代，我不关心于被压迫人民的苦痛，而斤斤于动物生命的保护，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对于扩展于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火热的斗争，我视若无睹，而独自感伤人世的无常，正是个人主义的典型的表现。”而从根本上说这“全然是不健康的、病态的表现。”此外，他认为离群索居，也助成了他的脱离群众的习惯，他说：“我的思想错误，由于过去脱离群众，不问政治，不能认清阶级立场，对于阶级斗争袖手旁观，因而长年地从事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纯艺术工作，而使我的错误思想广泛地流毒在人间。”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后写道：“我要向广大群众表示由衷的忏悔。”基于以上认识，丰子恺表态，今后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加强政治学习；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把更多的苏联文艺介绍进来；加强集体生活，参加各种应该参加的会议。他在检查书的最后写道；“我过去好比患了肺病，整风的X光线查出了我的病状。今后只要好好地疗养，定能恢复健康。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好比是空气和日光，是我的最良的营养晶。我确信，在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督促下，我认真学习，必能改正过去的一切错误思想，而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工作者。”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旧知识分子要想被新政权接纳，忏悔和表态是一道必须过的关口，如冯友兰、陈垣等等，都曾写过这种类似自虐式的忏悔书。丰子恺的检查书无疑也是在当时的这种社会背景下写出的。丰子恺写作检查书的动机究竟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道，但从常理揆测，面向全社会公开地彻底否定自己、作贱自己，并诚惶诚恐地低头认罪和表态，对于一贯清高孤傲的旧知识分子，特别是像丰子恺这样一向纯真善良、与世无争的人来说，无疑有一个难以言状的、无比痛苦和无奈的过程。丰子恺在检查书中的忏悔是诚惶诚恐的，但是，如果认真审视丰子恺晚年的文艺生涯，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忏悔决不是情愿的，他的改造是有所保留的。
1962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丰子恺针对“百花齐放”的政策说：“还有许多小花、无名花，却没有好好地放。‘花不知名分外娇’，在小花、无名花中也有很香很美丽的，也都应该放，这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再说：既然承认它是香花，是应该放的花，那么最好让它自己生长，不要‘帮’它生长，不要干涉它。……株株冬青，或高或低，原是它们的自然姿态，很好看的。但有人用一把大剪刀，把冬青剪齐，仿佛砍头，弄得株株冬青一样高低，千篇一律，有什么好看呢？倘使这些花和冬青会说话，会畅所欲言，我想它们一定会提出‘抗议’。”
恐惧没有形状
■ 刘 宏
《杀人回忆》故事梗概：1986年，某地发生了一系列相似的案件：雨夜里，数个穿红衣的少女被奸杀。警方迅速组织特别搜查组调查，其中包括朴探员和曹棵员，以及来自汉城的苏探员，朴探员习惯于相信自己的感觉，而苏探员更重视理性推理和证据。探案过程中矛盾重重，两个嫌疑人都被否定。最后一个人具有最大嫌疑，然而来自美国的检验报告作为证据不支持探员们的判断。10年后，特殊搜查组早已解散，朴探员转行成为商人，在经过从前的现场时候他停下来张望，一个小女孩告诉他，前些天也有一个人在这里这样张望。
时间会使人们离散，改变每个人，也会冲淡心中痛切的焦虑。当人们经历过的时间转变为一个被陈述的时间，已经过了多年，故事里的人物还是不能释怀。悬案仍然是悬案，事隔多年以后谁也没有得到答案。究竟谁是这些命案的真凶呢？在基本上仍然符合侦探片结构的影片里，叙述就在看似离真相最近的地方被一个来自远方的、技术领先得大家几乎没有想到还可能加以质疑的判决中断了。这个判决如此重要，如此确切，当它在被反复期待和被反复渲染的背景中抵达的时候，甚至完全没有留下被质疑、颠覆的可能，使得代表了那些被扼杀的生命要求追讨的期待落空。
美国和技术，越过了朴探员的第六感直觉判断，也越过了苏探员的推理判断。在那份被期待的鉴定报告中现身的不仅仅是这两个中心概念，还有支撑这些概念的依据，即技术是如此地优于两位探员原本习惯于依据的种种方法。他们对鉴定结果毫不怀疑的认同，无意中表现出一种不易觉察的臣服姿势。
“只有美国才有的”技术鉴定结果在最后才姗姗出场，而前面对这个悬案的种种猜疑，所有嫌疑人的逐一出场又逐一被否定的过程与朴和苏的磨合认同过程同步。追逐真凶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两个探员——朴探员和曹探员，这两个本地的人——逐渐发现和被发现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无能为力而不得不退出的过程；这种无能为力感可能是自觉的，无论如何，十多年以后经过故地还停下来张望的朴探员，已经成了一个商人，正在忙于送货。曹探员一定也已经退出了警察这一行，因为他被曾经遭受他毒打的嫌疑人用一块带着生锈铁钉的木板打在小腿上，不得不截肢。苏探员还有留在行内的可能，和其他两位探员相比，他对现代科技有更多的自觉意识，他所擅长的推理强调的是逻辑关系，与技术进展方向一致；在缉凶过程中，他的那些模仿或者说学习的行为，被叙述得似乎比朴探员的重视直感的方法更为有效。
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警察机构的组成部分，探员应当是一些可靠的、忠于职守的人，正是出于这种责任要求，缉凶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展示出这个象征着社会秩序保证的队伍的变化过程，在不断变迁的价值观念中，这样的变异似乎不可避免。本地的朴探员和曹探员的行为显得不仅有点可笑，还相当靠不住。由于他们的错误判断和暴力逼供，一个弱智的男孩和一个老实的工人先后被屈打成招。如果说笨拙可笑尚能原谅，但冤屈造成了对无辜者的伤害，是不能被容忍的。
现代社会的警察局具有层级严密、分工合理等特征，而在这个故事中却并不完全如此，人数不多的工作团队，与其说是一个现代组织单位，不如说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局长像是一个父亲，朴探员和曹探员像晚辈。局长可以一脚把曹探员踢下楼梯，因为他在媒体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居然还对嫌疑人暴力逼供。局长发现自己多次警告（这倒是符合组织管理伦理）完全没有效用，气急败坏中就对曹探员使用原始的暴力。故事里最终有效中止曹探员暴力行为的是曾经受到他毒打的弱智男孩，他用一块带钉的木板打击了曹探员，不但暂时止住了他的疯狂，也几乎终结了他日后施暴的能力——破伤风的危险使他失去一条腿。曹探员一无所有，朴探员在为他的手术签字的时候说，曹探员把他当成哥哥。还有，这个“家庭特别小组”中一个做助手的女职员，也像是大家的妹妹，她做各种辅助工作，后来还以女性的细致提供了可疑的细节，使得对案件的侦破一度从山穷水尽转入柳暗花明。这样的相互关系意味着：在现代的，并未被他们完全适应的组织中，他们仍然在延续着传统的甚至家庭的关系模式。
于是，当苏探员进入这个“组织家庭”的时候，在外来者的对比下，他们凝聚力、一致性立刻就凸现了出来。他们一起娱乐，一起吃饭，当然，还有一起工作。最后在手术室里面对家属签字的朴探员的悲伤，也正是骨肉之间的感情。
第一个嫌疑人，当地一个小饭店老板的弱智儿子，因为老是跟踪受害者并且能够完整准确地复述行凶过程被朴探员认为是凶手；证据和认罪的吻合是在曹探员对疑凶的重击之下取得的。显然对嫌疑人施以暴力获得口供已经成为曹探员性格特征，这一点不仅可从朴探员对嫌疑人介绍他时那种习以为常的语气中得知，还可从他最终因暴力失去一条腿而证实。将那个弱智认定为罪犯包括了以下隐蔽的假设：弱智本身就是对常态的背离；如果他可以老是跟踪这个女人（作为弱智者，人们可以容忍这个行为），那么他同样有可能杀死她（可能他并未意识到这是犯罪，就像他并未意识到不应该跟踪女人）。在由他来承担命案责任的时候，这个替罪羊还承担了人们对病态本身的不满和抵制。最终，是他变形的失去行为能力的手提示了苏探员，再加上他父亲的呼救，以及面对媒体的追踪所需要的透明性挽救了这个弱智孩子，与此同时也展示出现代机制的科学性、可靠性。只有通过科学推理的检验，犯罪与否才能够得到证实。
第二个嫌疑人来自案发现场。听信占卜到那里去的朴探员和曹探员，一直不断地进行推理的苏探员，一个可疑的陌生人次第来蓟案发现场，探员们追踪陌生人一直到了一个工厂，在一群一模一样的工人当中，他们凭借一条鲜红颜色的短裤的瞬间闪现，终于找出这个疑犯。但是这一来之不易的结果被一群以示威形式表达的反对意见否定了。嫌疑人的家庭，有一个不能满足丈夫心理和生理需求的残疾妻子，但他对妻子和家庭都很照顾，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从来都准时去教堂。所以，他获得一群教友以示威形式表达的担保。
第三个嫌疑人，一个看起来相当文静的年轻人，外表完全没有行凶杀人的人常见的暴力特征；他的样子几乎是柔弱的，如果不是后来串起来的一系列的线索，他不会进入探员的视线。还没有被抓获的凶手随时都可能作案伤害他人，这一点最令人恐惧，然而，年轻人温和的形象让人难以相信他对别人有危险。年轻人当兵退伍，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小城定居，很少与人来往，有点落落寡欢，这可不是令人恐惧的形象。
但是这个年轻人是所有嫌疑人中唯一没有被证实是无辜的。至此，令人恐惧的因素一点一点在探案的过程中显现出来。孤独，不与人来往，神秘感慢慢构成更深的嫌疑；而且，引发恐惧的不仅仅是这些渐次出现又被渐次洗刷的个人；至少在一定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