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6-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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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先求不饿，然而就要求相对比较安全，等到六大基本需求在最低水平上达到满足后，一个轮回完成，需求就会发生循环。这时就不仅是要求不饿，还会追求（注意“要求”和“追求”的区别）吃饱吃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稀有的山珍海味，吃禁食的有鱼与熊掌，最后还可能畸形发展到用催吐剂把已经吃下去的食物吐出来再接着吃别的食物……甚至饮茶、喝酒、抽烟、吸毒（茶、酒、烟、毒肯定不能列入基本需求，但也许可以归入审美需求）。可见，仅仅在吃这一最低级的基本需求层次上，人类就会争奇斗艳永不满足，使最低级、最简单的需求不断高级化、复杂化。同理，其他每一项基本需求都有类似的从低级到高级、从最简单到复杂的几乎没有止境的“追求”，因此人类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关于六大基本需求的立项及其顺序，我基本上同意马斯洛的概括，要增减项目尤其是争论顺序当然是可能的，比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顺序就与马斯洛的“六大需求”的顺序有所不同。
罗斯福列于首位的“思想言论的自由”，部分相当于马斯洛列第四的“尊重需求”（但不完全重合）；罗斯福列为第二的“宗教信仰的自由”，相当于马斯洛列第三的“归属与爱的需求”；罗斯福列为第三的“免于匮乏的自由”，相当于马斯洛列第一的“生理需求”，罗斯福列为第四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相当于马斯洛的“安全需求”。
尽管顺序不同，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正好与马斯洛的前四大基本需求基本相当。不难发现：马斯洛的排序法是由低至高，而罗斯福的排序法是由高至低。为了便于比较，我把马斯洛的前四项基本需求由高至低重新排列如下：
一、尊重需求；二、归属和爱的需求；三、安全需求；四、生理需求（食、色）。
现在再把马斯洛的四大需求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比较一下：
一、思想言论的自由；二、宗教信仰的自由；三、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免于恐惧的自由。
不难发现，前两项属于高级需求或高级自由，两人所排次序完全一致，虽然措辞因表述者之社会角色有别而侧重不同，但可以认为首项都是关于世俗政治权力的，而次项都是关于超越性精神权力的。
后两项属于低级需求或低级自由，两人所排次序正好相反。作为政治家，罗斯福以社会群体为思维出发点，故认为自己的职责以保证民众的生存（免于匮乏）为首务，而以这种生存不受威胁（免于恐惧）为保障。故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生命如果必须作为代价，应该在所不计“丢卒保车”。例如，为了不让纳粹获悉盟国已经掌握了纳粹密码，以供更必要时之急需，邱吉尔听任希特勒按“月光奏鸣曲”计划轰炸考文垂市，而未通知该市市民事先撤离或防范。作为科学家，马斯洛以人类个体为思考出发点，故认为每一个体必然视避免不测事件为首务：安全第一，享受（食、色）第二。因为政治家的“政治正确”是保卫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牺牲少数人，还有大局在。而每个人的“生存策略”是保存自我及其亲人，自己这个“卒”，正是自己要保的最大之“车”。
不必对两者的惊人一致感到意外（我坚信两者不可能互相抄袭，也许在我撰写此文之前，还从未有人把两者联系起来过）。政治与科学就是如此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社会真理或人文公理，就是一切理智健全者能够达成普世共识的基本结论。
或许可以认为，罗斯福之所以没有列举马斯洛的“求知需求”和“审美需求”，没有把四大自由说扩充为六大自由说，并非他认为“求知”和“审美”不重要，而是基于下述原因：一、他认为这两项已经包括在“思想言论”和“宗教信仰”两大自由中了。二、作为政治家，他不仅不必像科学家那样严谨，而且应该力避繁琐。三、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自古以来就是欧洲文明不言而喻的自由，作为西方人，罗斯福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文明民族会对几乎无害的求知和审美妄加干涉，即便是在他的演讲针对的被纳粹征服的土地上，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也基本存在。罗斯福是这样说的：“我们决心为这些被（纳粹法西斯或日本军阀）征服的民族，恢复人类的尊严，使为本身命运的主宰，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可见他认为不需要在纳粹征服的土地上恢复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这两项自由即便在被纳粹征服的战时欧洲也基本存在。但他显然不知道，在被“日本军阀”征服的远东，自古以来就没有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从孔子的“恶郑声”到中古时代声讨的“亡国之音”到现代批判的“靡靡之音”，连无害的自由在专制的土地上也是不存在的。所以罗斯福在演讲中把“日本军阀”与“纳粹法西斯”相提并论，只不过是顺便提到前者，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虽然正是日本人的攻击把美国人拖入二战的，但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征服”美国的土地。
马斯洛也许不会同意增减基本需求的项目，但他却同意，在诸多因素影响下，需求顺序是可能改变的，比如在《动机与个性》一书中他强调了“个性”的作用。个性尤其在四大自由或四大需求之外发生作用，如求知需求和审美需求哪个更重要？在求知需求中还能细分，是自然真理还是社会真理更具吸引力？在审美需求中也能细分，是声之审美（音乐）还是色之审美（美术）更令人陶醉？这些都因人而异，而且主要是因天性而异。
另外，世事洞明的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基本需求的顺序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意义有所不同：“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第十六》）“色”属于生理需求，它被孔子视为少年人的最迫切需求；“斗”属于尊重需求，它被孔子视为中年人的最迫切需求；“得”属于安全需求，它被孔子视为老年人的最迫切需求。不难发现，这三大需求同样没有越出马斯洛的四大需求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又决非偶然地正好没有罗斯福因文明人普遍都不缺乏而忽略的两项自由：“求知”和“审美”。
但真正发人深省的是，在马斯洛的四大需求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孔子惟一没有涉及的偏偏是马斯洛视为次高级的“归属和爱的需求”以及罗斯福同样视为次高级的“宗教信仰的自由”。理由是一目了然的：中国是无神论的国度。而这与孔子创立的儒学具有极大的关系。孔子本人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需求，顶多只是装模做样地“祭神如神在”，像后世善男信女以烧香拜佛为名，行踏青郊游之实完全一样。中国人不考虑“归属”问题，并非没有归属问题，而是没有选择归属的自由。因为考虑归属问题，必以选择自由为前提。既然中国人之全体（除庄子等极少数道家人物）都归属和依附于帝王，那么这个问题就根本是不允许提出的。另外，“爱”在儒家中国也从来不是一个可以提出来的问题。性对中国人来说只有传宗接代的世俗意义，而不可能升华出精神超越的形而上意义。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儒学礼教禁锢下，中国人几千年不知爱情为何物——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懂得。
二
绕了一大圈，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证明《告别五千年》中的“五身段”说决非比喻了。我认为基本需求的项目和顺序不仅依人的个性（如马斯洛所言）、年龄（如孔子所言）、性别（无须举例）而有所不同，而且会依民族文化的根性而有所不同（如罗斯福所忽略）。正如每个人的个别天性可以归纳为“个性”一样，每个民族的群体特性则可以归纳为“民族性”。为了避免种族主义之嫌，有人主张族群没有一般倾向。但种族主义者强调民族性是指差别的先天性，我强调民族性则是指差别的后天性，即文化特性和传统特性。我的观点与种族主义者的差别是：种族主义者认为族群有先天的特性，而我认为先天的特性只存在于个体之中，不存在于族群之中——存在于族群中的先天共性必是全体人类的先天共性，无须强调。此族群与彼族群不同的共同特性，一定是后天的、环境的、文化的、传统的。个体的天性有更多的先天成分，很难改造，而且也没有必要改造，除非是个体借助外力主动自发的自然改变，则纯属其个人自由。但群体的共同特性有更多的后天成分，因而不仅可以改造，对有进取心的落后民族而言则必须改造。但改造民族性应该是全体国民达成共识后的集体努力，而非以个别政治领袖的主观意志为标准加以强制改造。总之，个体的先天个性，应该“上帝的归上帝”；但群体的后天特性，却不能“恺撒的归恺撒”——因为现代文明的普世公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恺撒合法地存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告别五千年》中探讨了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的后天特性或曰传统特性。“五阶段说”正是我长期思考中华帝国衰亡史后作出的概括。采用肢体标志，是为了使这篇面向大众的哲学随笔中的思想得以形象化，既非随意的比附，也不是无意的巧合，而是“以人为本”的实证主义。任何理论，如果不以对象的客观存在为据，必定是凿空之谈、虚幻之说。“五阶段说”其实就是我的“五大需求说”，但在撰写《告别五千年》时我丝毫没有想到过马斯洛、罗斯福或孔子、庄子，我的思想总是从现实中来，而非从别人的思想中来。现在列举上述他人的思想，只是为了说明：我的形象化表达，都是穿着文学外衣的哲学思想。
我认为，人的基本需求必定与人的身体构造一一对应（正如音乐之审美对应于耳，美术之审美对应于眼），把“五阶段说”称为“五身段说”，并非不负责任的文学想象，而是坚实缜密的哲学思考。若非如此，我宁愿放弃形象化的表达，使用抽象枯燥的概念。因为对哲学来说，准确表达是第一要义，形象化可求则求，不可求则不应强求。以下我将分别把五个形象的身段，还原为五个抽象的概念，并与马斯洛和罗斯福相参照。这五个抽象概念，正是当代国人应该努力追求的五大需求或五大自由（但我把“生理”细分为“食”、“色”，所以实际上也是四大需求和四大自由），它们在中华帝国的不同历史阶段，曾经依次成为最迫切的基本需求——按时髦的说法叫“时代精神”或“时代主题”。另外必须注意，我的排序从高至低，与罗斯福的排序相同。而我的后三项（即马、罗的后两项），却与马斯洛相同而与罗斯福相反。理由非常简单，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我一贯旗帜鲜明地引庄子为同道，我是天生以个体为思维出发点的道家者流。
在《告别五千年》中，“头脑”代表超越性的精神发展的需求，相当于罗斯福列首位即最高级的“思想言论的自由”和列第二即次高级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又与马斯洛列第三即次高级的“归属和爱的需求”、列第五的“求知需求”、列第六的“审美需求”相当。先秦时代是中国人的头脑最发达的时代，而头脑的重要性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这一时代的民族英雄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庄子和具有中国人几乎不可能有的逻辑头脑的公孙龙。
“胸膛”代表世俗性的意志发展的需求，如权力、尊严等。这一需求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没有恰当的对应物（这可能与民主国家元首很难满足领土野心且不能公开张扬权力意志有关），但部分相当于马斯洛列第四即最高级的“尊重需求”。然而在秦始皇之后的中华帝国史中，只有帝王一个人可以有这种需求（中华帝国的教父韩非曾加以邪恶而雄辩的论证，参见拙著《寓言的密码》），因而先秦以后的中华帝国实行的是只有一个人享有为所欲为之无限自由的普遍奴隶制，其他人则完全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由于中国帝王的“尊重需求”在帝国疆域内已达到顶峰，因而“追求”进一步满足的惟一路径就是要求异族的“尊重”，即扩展版图。中国臣民的“尊重需求”被压抑之后，这一“基本需求”当然不会消失，荣誉感强的中国人就非常符合家奴身份地把主人即帝王的“尊重需求”当做自己的“尊重需求”，因而渴望“为王前驱”、“修齐治平”。这一愿望在战时往往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化装满足，这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崇拜的民族英雄主要是“胸膛”型英雄如汉之卫青、宋之岳飞的原因。我并非不崇敬他们作为个人的优秀，但我要质疑的是：为什么先秦以后中华帝国再也没有“头脑”型民族英雄（参见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都被视为英雄），而只有单一品种的“胸膛”型民族英雄？中华帝国史的胸膛时代自秦汉始，至隋唐终，终结于汤因比《历史研究》所谓的“第二帝国”。这一时期的中华帝国已经没有“头脑”型民族英雄，因而只能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找一个没有“头脑”仅有“胸膛”的民族造型：刑天。
顺便一提，真正的民族英雄一定是腰部以上的民族英雄，腰部以下纵有长技，只堪做民族造型、民族耻辱、民族败类。而只有头脑英雄才可能是丰富多彩的，胸膛英雄不过是简单重复，徒增数量记录而已。唐代以后，在中华帝国的天空下，连帝王也不再有“胸膛”，况且“天下一家”别无分店，因而再有豪气的臣子如辛弃疾辈也无处可借“胸膛”。
以武曌践位、禅宗创立和安史之乱为界，中国人进入腹部时代。“腹部”代表食欲，相当于罗斯福列第三即次低级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也相当于马斯洛列首位即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食、色）之前一半。如果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始于中华帝国的养父孔子，那么到了宋代以后这一倾向才真正达到了荒谬的顶峰。这是一些当代中国知识人愿意托生宋朝的重要原因。无法想象有头脑和胸膛的人会愿意生在那个朝代。“杯酒（腹部）释兵权（胸膛）”，历史老人是多么富于幽默感啊，连真实的历史事件都如此“凑趣”地要证实我的五身段说。然而这一疯狂满足“生理需求”的时代，人民却并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广大中国农民更难以充分地享有这一“自由”。这一时期的中国人不仅不再有头脑的超越精神，而且也没有胸膛的世俗气魄。这一时期最恰当的民族造型可以从中国式佛教（已没有任何超越精神，与“归属需求”毫不相干）中找到：傻笑的大肚弥勒。
降至元明，随着首遭异族全面征服，中华帝国的历史进入“胯部”时代。“胯部”代表性欲，相当于罗斯福列第三即次低级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也相当于马斯洛列首位也即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食、色）之后一半。许多民族都是在被异族征服后皈依上帝的，如罗马帝国铁蹄下的“外邦人”都皈依基督教，蒙古帝国铁蹄下的中亚人都皈依伊斯兰教，西班牙帝国铁蹄下的印第安人都皈依天主教，犹太人则在失去祖国后坚守犹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