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6-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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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民心态是，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中国人不怕谁：八年抗战，我们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朝鲜战场，我们让美国人初尝失败的滋味；珍宝岛，我们教训了苏修；我们还打败过印度人、越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了一个个战无不胜的神话。再说，金庸、梁羽生为我们一夜间制造出那么多的大侠，使我们的妇孺老幼都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似乎我们这个民族正一天天走向神话。
神话毕竟是神话。中国的现实是生活在未庄的村民。有一回，未庄的人捉住一个小偷，众人围着小偷殴打，那个小偷躺在地上，已经失去反抗能力，当时，连吴妈都在小偷身上体验了武侠片上的拳脚功夫，每人都当了一回英雄。还有一回，未庄遭到土匪的打劫，村民明智地选择了沉默，委曲求全，集体充当看客，因为土匪手上有刀子。能否打败土匪？他们没底。未庄的人是绝不会惹美国的，他们很现实，也很明智。喊“打”与真“打”是两码事。喊“打”有怂恿别人去打，让别人倒霉的意思。
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仅爱国，而且懂得怎样爱国。历史告诉我们，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制造的灾难，最终落在真的爱国主义者的头上。
沉默的六十年代人
？ 孙玉祥
我曾经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是那么沉默的一代？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文坛；也不管他们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我们都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当五十年代那批人在理直气壮地总结自己一生喊出大道多歧、青春无悔的响亮口号时，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当五十年代人在文坛上翻江倒海寻根问祖时，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五十年代人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们享有的“话语权”自然比你们充分，你们也不用急，要不了多久就轮到你们“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了——其然？岂其然！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六十年代人已人到中年，此时不发言更待何时？再说，整个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不都是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三十、四十岁的家伙们在那里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地享有“话语霸权”么？为什么轮到我们了就三十岁不行、四十岁还不行？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进入新世纪后，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七十年代生人开始在中国寻找他们的位置，发出他们的宣言，“用身体写作，用行走生存”之时，我们还是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陈子昂诗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对六十年代中人来说恰巧相反：我们是“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可就独独没了自己——就像那个笑话讲的：和尚有了，枷也有了，可“我呢？我他妈哪儿去了？”五十年代中人的王小波曾说他们那一代是“沉默的一代”，这当然是过谦了，而他自己最后也承认“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真正沉默的一代是我们六十年代人。人们爱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中国当代史上存在一个深深的“断代”——在我看来，这“断代”就“断”在六十年“代”。原因是我们上一代人还在喋喋不休地喧嚣，而我们下一代人已开始津津有味地讲话，只有我们保持沉默——这沉默也许会保持到我们这一代人悄悄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悄悄地我来了。我挥一挥手，不带走天上的一丝云彩。”指出这种现象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探讨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为什么这一代应该发言也可以发言的六十年代人保持沉默？是因为高贵？还是因为无奈？
我想，这一代人之所以愿意保持沉默，首要原因是在们成长最重要的童年少年时代，我们领教了许多许多的“语言暴政”，更听到和说过了许多许多的废话——太多的语言垃圾填塞了我们的心灵，这些语言垃圾充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对语言本身的兴趣已荡然无存。萧伯纳曾说过：许多英国人终生不看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时塾师强迫背诵莎剧的结果。文学是这样，语言也未尝不是这样？在我们少年时代，总被各种媒体（包括老师）孜孜不倦地告诉我们：我们生长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我们不仅比世界上其他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幸福，而且我们还肩负着把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可事实上我们也饿过肚子，在学校里也受过年纪大的同学的暴打。话语与现实的对比使我们明白：讲出来的话往往并不可信——不仅不可信，它还常常与事实相反。所以对华丽的话我们都保持着警惕：不单自己不愿意听，而且自己也不想讲。沉默不见得是金，可沉默的人不骗人也很少受别人的骗，这倒是事实。
第二个原因，我想，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我们整个小学中学时代都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根本就没读上什么书——我小学毕业时，连分数的加减都不会——可谓先天不足；成年后又碰上社会转轨，整个社会四五十年积累起来的矛盾问题全堆在我们这一代人头上解决（或者说：别人得的病，却全由我们来吃药）：什么失业下岗，什么房改医改……这些问题对于五十年代中人来说，已大多不成问题，因为他们已退休或接近退休，国家对他们的利益多有照顾，属于改革的漏网之鱼；对于七十年代的人也不构成威胁，因为他们读书多准备足，真正的市场经济只会使他们如鱼得水地施展自己才能。可是读书少而又年纪大的六十年代中人呢？改革的代价得由他们付，而改革的成果他们却无缘享受——在历史的祭坛上，因为我们扮演的角色只是牺牲！而苦难与牺牲只会让人沉默：就像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那个闰土——心中很苦，嘴上却说不出来。
第三，如果我们务虚一点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六十年代中人是理想幻灭或没有理想的一代。如果说五十年代人是理想的一代或浪漫的一代的话，那七十年代人就是现实或自然的一代。惟有夹在中间的六十年代人不三不四非牛非马地没有“主义（主意）”：我们既不能也不想像五十年代人那样雄赳赳地宣称自己虽然壮志未酬，但是青春无悔——因为我们没有“壮志”，似乎也无所谓“青春”；也不能像七十年代人那样追求自我自由自在——因为我们有负担而无本事，怎么也“自我自在自由”不起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当然只好“归去掩门自叹息”了。
有人曾这样分析六十年代人：他们“一边嘲笑第三代人（指五十年代人——笔者）的沧桑和失落（岂敢，我们羡慕那种沧桑，而自己是更加失落——笔者），一边悲怜独生子女的漂浮空虚。他们在嘲讽第三代人的知青情结时，自己却坠入了‘红小兵’的怀旧之中；他们在批评上一代人的‘民主幼稚病’时，自己却在标榜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其实，第四代人（指六十年代人）与上一代人的一个真正不同特点，是他们更为现实务实，因而也更为平静和沉寂（见杨东平《代际冲突和独生子女的一代》）。除去文中一些对六十年代人近乎吹捧的指责外，这段话基本准确地讲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尴尬——尤其英明的是：指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特征，那就是“沉寂”。
上面分析的也还都只是些现象，如果我们再从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来看看这个问题，也许会看得更清楚。
钱理群先生在给他弟子余杰的一封信中曾谈到：我们在强调鲁迅尖刻锋利的战斗精神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了他内心深处那种仁厚宽容挥之不去的人道主义情结——而这才是鲁迅精神的底色，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底色，鲁迅才与虚无主义者或颓废主义者划清了界限。这话说得真好——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仅是因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冷峻，更因为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仁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能爱，才能恨”，正因为“寄意寒星荃不察”，所以才会“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人幼小时打下的“精神底色”对他一生的成长与选择有多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这一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的人）的精神底色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成长在一个阶级斗争烈焰空前蓬勃的年代，在我们如白纸一张的儿童少年时代，心灵就被社会涂抹上浓墨重彩的阶级斗争图案：我们被告知，人是分阶级的——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一样，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阶级：没有家的人也有自己的阶级，那叫流氓无产阶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绝无妥协余地的，你千万别指望剥削阶级对你好，他就是对你好，那也是“糖衣炮弹”：表面是对你好，可实际却是想“砰”的一声炸你个灰飞烟灭！所以，必须进行残酷斗争，不是你吃掉他，就是他吃掉你。为了防止他吃掉你，最好你先下手吃掉他，而且，最好是吃得连骨头也不剩一根，所谓“除恶务尽”是也。缘此，作为阶级斗争最高形式的战争，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成了文学艺术最为集中热情的表现题材——当然，也就成了我们精神底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记得我“人生识字忧患始”时读的书是《长白山儿童故事》、《战地红缨》、《渔岛怒潮》、《刘胡兰的故事》、《激战无名川》、《敌后武工队》、《难忘的战斗》等等。这些书讲的都是“革命人民”如何与阶级敌人特务汉奸国民党展开斗争的血淋淋故事。不过，你也别怕：这里面虽然有牺牲，可牺牲换来的却是伟大的胜利，而牺牲者也会作为革命烈士受到人民的永远怀念——虽死犹荣，所以你也别不想去做；相反，你要怕死，那就只有当叛徒，而叛徒的下场不仅会给我们捉了枪毙，而且会遗臭万年：你要有儿子什么的话，连他长大后也会到你坟头上撒尿——“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头愧姓秦”！所以，那些书告诉我们好人坏人的惟一区别就在于你是否愿意牺牲。我们从小接受的可以说是一种死亡教育，也就是说它不是教我们如何好好地活，怎样有意义地去度过这短暂的一生；而是变着法子教我们如何好好地去死，死得越惨烈越好——比如刘胡兰是被铡刀铡死的，所以死得光荣；董存瑞是被炸药包炸死的，所以死得英勇；邱少云是被火烧死的，所以死得壮烈……当然啦，你也别怕，这死并不可怕——岂止不可怕？简直就还闪动着诱人的祥光：什么理想、道德、信仰、追求、人格……这些美好的东西全因死亡而闪闪发光、熠熠生辉；而关键时刻你要选择了生存，那就意味着堕落苟且，可耻可杀。这种教育今天看来似乎有点骇人听闻，可在当年却是实实在在贯穿于所有文学艺术中的主流题材。一个作家在反映那个时代的一本小说中写到：“死，对我们来说司空见惯，每天我们都能听到、看到很多人在我们身边死去——在故事和电影上。所有的故事无论开头多么平淡，结尾一定是以杀人和被杀告终。这些故事讲的就是一个好孩子后来怎么变成一条好汉。”这的确是的。
打倒“四人帮”后，作家李存葆在一篇叫《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的小说中写到：“文革”期间，一个战士为了得到领导战友的好评，在抢修一处事实上毫无意义的所谓“国防工事”时不顾自己身体有病，拼命去扛石料水泥，最后给活活累死了。人们在整理他遗物时在他的日记里发现了他把语录 “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抄成了“一怕不死，二怕不苦”！这一颠倒相当准确而典型地描绘出那个年代划分好人坏人的简单标准：你要想做个英雄的话，那在战争期间你就得去死——不死算什么英雄？这方面，所有的战争文学都是例子。你要是在和平期间呢，你就去苦得像小说中那个战士一样活活累死（实际上也是死了），或者像当时一个叫金训华的知识青年，为了抢救一根落水的电线杆子（因为那是“国家财产”）而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河，结果电线杆子没有抢救上来， 自己的命倒给搭进去！而在“英雄”与“坏蛋”之间根本就没留下任何空隙——“凡人”的生活空间。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文革”中红卫兵那么不顾一切地破“四旧’搞武斗；有的还跑到越南、缅甸去参加游击队，为国际主义抛头颅洒热血——没有去的就呆在国内胡思乱想。当时有一首红卫兵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写的是两个红卫兵勇士铁马金戈气吞万里如虎，打遍全世界无敌手，最后打到美国，“战友”为了掩护“我”牺牲在“白宫华丽的台阶上”！因为他们受的教育告诉他们：这是他们成为英雄的惟一选择。记得小时候看了这些文学作品，我也热血沸腾，很想找一个阶级敌人来“殊死搏斗”一通，以成就我“流芳百世”的英雄梦：此时若有一个“地富反坏右”或“走资派”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会毫不客气冲上去对他拳打脚踢，甚至刀砍斧劈。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话虽然难听，可我们反躬自省、扪心自问，恐怕也只有点头的份：狼不就讲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么？
亢奋后往往虚脱，高峰后就是低谷——或许，这就是六十年代人沉默的内在原因吧？
如果从外表看，六十年代人是沉默的一代；如果从我们的精神底色来看的话，还可以说我们是冷漠的一代。
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
——以法国大革命期间民法的稳定性与宪法的变动性为例
？ 刘 澄
1914年4月2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
——摘自卡夫卡日记
在卡夫卡所处的时代里，战争、暴力、死亡、饥饿围绕在他的周围。在当时，大多数作家作为时代的见证人，他们的文字都卷入了狂热的革命和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他们认为历史比任何真理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生活更重要。但是卡夫卡的作品却与这个动荡变幻的世界无关，其中充满了他的恶梦、他的虚弱、他的失眠、他的婚姻等等关乎他自身的日常琐事。他在1914年4月2日的日记中只有两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在捷克作家克里玛看来，这种将个人日常生活世界的细节与世界崩溃的事件联系起来，是解开卡夫卡所有作品的一把钥匙〔1〕。当人们认为投身于外部世界的革命事业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担忧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人可能最后失去一张安静的床——个人自由和隐私的最后空间。
从卡夫卡的个人经验回到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这一政治事件中，我们发现卡夫卡的担忧与偏执并非多余，他所捍卫的纯属个人的生存方式并非那么荒诞。在革命过程中，个人的声音消失在集体的声音之中，消失在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巨大阴影中，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中，除了历史记载中的几串数字和省略号。但是，对于法国人而言，革命的动荡风云仿佛是一次偶然的意外事件。在政治的狂热激情过后，法国正逐渐向平静的日常生活过渡，今天的法兰西更是一派资本主义升平的景象。在法律变革领域，大革命期间频繁变动的宪法和1804年的《拿破仑民法典》的颁行似乎与这种由热烈向平静的回归暗合。
在这种以社会变革为目的而进行的宪政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