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6-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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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了！因为他们的“政策建议威力是巨大的，尤其当它们是馊主意时”（一位西方评论家语）。这样，经济学也就变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庸俗经济学”了，而那些经济学家们呢，“他们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零售外国大商行洋货的小商贩”（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

　
　
千古一宴，尽显英雄本色
——《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新说
？　蔡　伟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有艺术特色的名篇之一，其价值就在于刻画了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圆形人物——项羽。钱钟书在《管锥篇》第一卷中这样分析：“‘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理学，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正因为项羽性格复杂如此，人们在解读《项羽本纪》时，便产生了一些误读的现象，尤其是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更是作了错误的判断。如高中语文部编教材教学参考书就给予许多的否定词语：不善用人，不听臣言，骄傲自大，狂妄无礼，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眼光短浅，有勇无谋，放虎归山，导致楚汉战争的失败等等。上海高中语文教材H版所选《鸿门宴和涪关宴》一文，更是通过项羽释刘邦与刘备释刘璋的对比，轻易地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作了否定评价：“当时，楚霸王项羽不听从范增的劝告，在宴会上轻易地放走了刘邦，最后落了个自刎乌江的下场，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学教材如此，大学教材也作此论。郭兴良、周建忠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上册）就有这样的字眼：“项羽头脑简单，缺少谋略……”“因骄傲自大，缺少政治头脑而又不听臣言，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被迫自刎乌江……”可以说，大多数史论家几乎众口一词认定项羽鸿门释刘是一个战略抉择的错误，埋下了最终失败的祸根，鸿门宴是项羽由辉煌走向人生末路的转折点等等。　　　
　　　　产生上述误读，原因很多，除了项羽自身性格复杂的因素外，还同根植于人们心中“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观念有关。项羽因为最终失败，人们才把他在鸿门宴上的表现贬得一钱不值；设想一下，假如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项羽，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也许鸿门释刘成了项羽的一则美谈。其实，细读《项羽本纪》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虽然对项羽的失败表示了惋惜之情，对项羽的一些言行也有微词，但司马迁从头至尾没有否定项羽在鸿门宴放走刘邦的行为，也没有肯定放走刘邦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尽管鸿门宴结束时，有范增骂项羽的话：“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将为之虏也。”但这只能作为司马迁秉笔直书的佐证，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否定项羽的根据。纵观《史记》，司马迁对范增这位自以为是、倚老卖老、越俎代庖、不顾大局、气量狭小的谋臣并无多少好感。　　　
　　　　我们知道，某一特定对象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点都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说鸿门宴与楚败汉胜的历史结果无关，但绝对不是主因。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即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三是迷信自己气力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因此，项羽之败不在鸿门宴放走刘邦，即使刘邦命丧鸿门，也会有“李邦”、“王邦”的出现。另外，司马迁确实写出了项羽身上种种性格的弱点，但这主要不反映在《项羽本纪》中，更不体现在鸿门宴上。司马迁为突出人物的某种个性和避免叙事的重复，首创了“互见法”。就写人说，即将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经历的重要事件写在本人的传记中，次要性格写在相关的别人的传记中。从全书说，人物的性格仍然完整。如在《项羽本纪》中，突出写项羽的主要性格，作为英雄本色表现出作战勇猛、为人豪爽直率等。而项羽一生重大事件是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至于他性格的其他弱点，则见于《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作品中。因此，我们不能把项羽身上的某些性格弱点强加到鸿门宴中的项羽之身上。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鸿门宴上的项羽呢？又该怎样评价项羽放走刘邦的事件呢？这必须从《项羽本纪》的整体来把握。只有联系项羽叱咤风云的一生，甚至联系他的家族盛衰，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一般人看来，项羽是个性格残暴、动辄杀人的武将，死在项羽手中的人何止千万。但项羽杀人是有他的原则的：只要是阻挡他灭秦兴楚的复仇事业和雄霸天下的壮志的人，无论贵贱，无论强弱，无论老少，他都毫不心慈手软，彻底予以毁灭。这是因为项羽是在一种浸淫着复仇氛围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史载，从春秋中期开始，楚国称霸中原；后来虽然走向式微，但即使是在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楚国和秦国也一样最具备统一资格。然楚国最终被秦国消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楚国人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心中一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项羽不仅是楚人，而且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的祖先世世代代为楚将，祖父项燕为楚战死，因此他的家族与楚王朝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楚国虽然覆灭，但项氏并没有停止复仇的活动。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吴中宾客和子弟，项羽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等，都是这种复仇情绪的具体表现。项羽可以说是集中了国仇与家恨于一身的人物。一百多年的仇恨，一百多年的血泪，强烈的复仇怒火与个人野心相结合，铸就了项羽这样一个以暴抗暴的英雄（参见陈桐生著《〈史记〉名篇述论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说，项羽毕其一生，只为着复仇与称霸两个目标而奋斗，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这两个目标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陈涉起义爆发后，项羽在叔父项梁的安排下，以迅雷之势杀死会稽郡守及府中反抗的兵士，夺取政权，开始了他雄心勃勃、喑恶叱咤的一生。当号称卿子冠军的上将军宋义奉命救赵，却停留四十余日，徘徊观望，使抗秦事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果断地杀掉宋义，排除了进军的障碍，以勇冠三军、破釜沉舟的气势，击败秦军主力，扭转了局势，为最后灭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当他发现秦国降卒“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时，便毫不犹豫地下令“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如此一个杀人果决的三军统帅，为什么在鸿门宴上却轻易地放走了他日后的死对头刘邦呢？真是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占了上风吗？不是。因为，在项羽看来，刘邦并不是他实现目标的拦路虎，而且当时秦患未除，他还需要刘邦的配合，如果轻易杀了刘邦会引起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造成抗秦联盟的破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项伯的撮合和刘邦降贵纡尊的登门谢罪，项羽终于放弃剿灭刘邦的打算。应当说，这不是项羽的盲目，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的决策。　　
　　　　当然，我们无法讳避历史的最终结果，不能不承认项羽没有及时识破刘邦的野心，但我们同样不能因此责备项羽鸿门释刘的行为，不能因此就认定鸿门释刘是他目光短浅的表现。统览《项羽本纪》，我们看不出项羽是个政治头脑简单的人，相反，他在许多问题上还颇有见地。请看他在杀宋义前的一段话：“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项羽识不破刘邦，只能证明刘邦伪饰技艺的高明，做假技巧的高强，说谎本领的高超。碰上这样一个“三高”型的政治流氓，项羽又岂能奈他何。这正如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楚汉之争，实际上是“狐狸同狮子的斗争，是小人同君子的斗争”（见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著名的片断——煮酒论英雄。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高谈阔论天下英雄，实际上是曹操在试探刘备是否具有称王的野心和本领，而刘备也深谙曹操的心计，小心应付。当曹操说破天下英雄“惟汝与孤耳”的时候，刘备大惊失色，连筷子都掉落地上。幸而一个惊雷帮了刘备的大忙，骗过了曹操。曹操认为连一个惊雷都怕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放松了对刘备的看管，使刘备乘隙得以逃脱。曹操是何等人物，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天下枭雄，也免不了上当受骗，更何况其他人呢？纵观《史记》中刘邦的种种卑劣表现，其伪善奸诈绝不在刘备之下，而于政治谋略曹操自非项羽可比，如此，欲使项羽在鸿门宴之时就识破刘邦的政治野心，岂非强人所难。如果我们联系韩信的悲剧，就更能证明这一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在击败龙且后，项羽曾派武涉劝说韩信：“且汉王不必，身居项王掌握之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后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可以说，这番话表明项羽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才彻底认清了刘邦的真面目，看到了他的勃勃野心。可惜，精明如韩信者，却惑于刘邦的伪善，在蒯通的精辟分析后，仍然坚持：“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拒绝了蒯通的建议，最终落得个命丧长乐钟室，三族尽数遭戮的悲惨结果。韩信死前才大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也许有人会因此证明项羽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因为，即使项羽没有看穿刘邦的政治野心，但范增很清楚，而且劝说项羽：“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之气也。急击勿失。”应当承认，项羽的失败与其不善用人密切相关。司马迁在《陈丞相世家》中，就借陈平之口指出：“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但不能因为鸿门宴上他不听范增劝说就给他戴上“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的帽子。一方面，项伯也是项羽的高参，项羽对其言听计从，有他从中调停，项羽不能不加考虑；另一方面，范增进言不当，他没有提出足够有力的证据说服项羽，而且鸿门宴上未经项羽同意，便擅自叫项庄舞剑，借机刺杀沛公，这无疑是给项羽难堪。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项羽所不允许的，若非项羽尊范增为亚父，凭项羽的性格断没有范增的好果子吃。更主要的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项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放刘邦无非是为施恩，以使刘邦能继续助其一臂之力，从而彻底摧毁秦王朝，建立自己的霸业。而事实上，项羽的这两个目的都已经达到。反之，如果项羽杀了刘邦，引起内讧，则项羽即使有“力能扛鼎”之气，“勇冠三军”之势，恐怕连一个愿望都难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最终的结果应验了范增的预言，就全盘否定项羽的决策。其实，项羽这个人也并不是完全不听范增的，在称霸后，他便与范增暗中商量，立沛公为汉王，并“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再如“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急围荥阳。”由此可见，项羽并不是冥顽不化不听劝告的人。其实，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哪怕是黄口小儿的话，项羽也肯听。例如，当项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下外黄，大怒，欲活埋城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这时候只有十三岁的外黄令的小儿子劝说项羽道：“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羽听从了他的话，赦免了当坑者。结果“东至睢阳，闻之皆下项王”。相比之下，沛公也并不比项羽更能听从谋臣之言，如他在攻入咸阳进入秦宫后，对宫室里数以千计的帷帐狗马重宝妇女贪恋不已，想要住在里面，樊哙谏沛公出宫，沛公不听，若不是张良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沛公就会授项羽以口实，就不可能有鸿门宴的有惊无险的好运了。同时，刘邦也经常听信小人之言，除了鸿门宴中提到的“鲰生说我曰：‘拒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外，在《留侯世家》中还提到他听信郦食其的馊主意，准备“复六国后世”，只是在张良说出八不可的理由后，他才如梦方醒，“啜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可是为什么没有论者批评刘邦不善纳谏呢？是不是刘邦是胜利者，就可一俊掩百丑了呢？　　　
　　　　还有论者认为项羽鸿门释刘反映了项羽宅心仁厚的性格，这是很有道理的，正如范增对项庄所言“项王为人不忍”。但我们反对把项羽的这种率性之仁归结为妇人之仁。作为一名横刀立马、杀伐疆场的武将，项羽称得上是性情中人，他不会像刘邦那样惺惺作态，也不会干出刘邦那种让两千妇女穿上铠甲，引诱项军，自己乘机逃脱的卑劣的行径，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把亲身儿女推下马车……项羽光明磊落，敢爱敢恨，杀人如麻与怜民若子有机地统一在他的身上，因此，才会有分食推饮的举动，才会见伤病者而落泪，才会演出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项羽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楚汉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虽然他的这种想法未免显得幼稚，但他的一颗爱民的仁心却跃然纸上。遗憾的是他徒有怜民之心，却无爱民之策，也乏收买人心之术，迷信武力，依赖杀伐，最终葬送了大好前程。总之，项羽性格中有残暴的一面，但他要杀的是那些他认为该杀之人，包括一切阻碍他的事业、触犯他的尊严的人。而鸿门宴上刘邦一无破坏他的大计之行，二无忤逆他的意志之言，刘邦是那么“诚惶诚恐”地谢罪，那么“诚心诚意”地解释，项羽又有什么理由置他于死地呢？项羽如果此时拔剑相向，就不是那个既刚烈如火又柔情似水的项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