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6-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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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力稍好者，同样有可能错认了狷介，常见的如把狷介视为一种耿直。两者大致的区别有：狷介门户森严，出入者几乎尽为大学问家、大能人，耿直则如江湖上的丐帮，门户松弛，可以笑纳三教九流，六袋七袋乃至八袋九袋弟子也不妨尽情出没其中。两者形态上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狷介者自视极高，洁身自好，擅长以青白眼之道待人，耿直者则格外擅长打抱不平。狷介者如一柄寒气森森的宝剑，耿直者如一把红绸飘飘的朴刀。说狷介者绝无可能为朋友两肋插刀，当然不是对狷介进行指责，就像我们说老虎喜欢独往独来，既不是为了颂扬它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也不是为了指责它缺乏集体主义精神，而仅仅是说明一个事实而已。据说，钱钟书遇到有人向他借钱，不问缘由，总是采取减半奉送法。如向他借5000元，则说奉送2500元，不必还了。如借2500元，奉送额自然减半成1250元，同样不必还了。瞧，这正是典型的狷介招法，你既可以说他冷酷，也可以说他充满爱心。不管你怎么评价，他都不会介意，因为狷介者自有一套异于常人的评判标准，而且他认为只有自己这套评判标准，才是惟一合理的标准。至于这个惟一合理是否得到你的赞同，他则完全不加萦怀。
所以，真正的狷介者，一个最内在的特征就是，他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问题是他那套原则与社会上普遍奉行的原则，兼容性极差。以至我们甚至不敢肯定，他的标准到底大大地高于我们，还是远远地低于我们。
对狷介者，我倾向于在现实生活中离他远点，免得自讨没趣，在精神生活中离他近点，免得错失乐趣。以钱钟书或叔本华（我认为他也是一位典型的狷介者）为例，我这种策略无疑非常对头，也非常实惠。
39。好斗
好斗是一种极具观赏性的品质，虽然未必可敬。总体上看，虽然好斗者经常遭人鄙夷，但它的可取之处无疑更多。往浅里说，好斗至少是不甘平庸的表示，往深里说，好斗者也明显流露出对胜利的渴望。
说“胜利”也许有点过头，也许说成对“赢”的渴望更确切一些。但好斗者的想赢与一个有品位的赌徒，还有些微不同。优秀的赌徒应该是想赢服输的，好斗者往往在“输”面前显得不够体面，他甚至不是怕输，而是回避输，压根儿不承认自己也有输一说。赌徒输惨之时，至少当着赌友的面，尚能不失镇静和从容，尽可能示人以“胜败乃兵家常事”的磊落。有些出色的赌徒宁可在别的领域给人落下把柄，却不愿失掉输家风度，比如他在外面打砸抢，目的仅仅是为了归还赌债，别被自己的赌友看笑话。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当年作为国民党接受大员中的一员，亲眼见识过大量战败的日本鬼子，结果他告诉我们，日本人也是“第一流的输家”。反观好斗者一旦大败亏输，必急红了脸，死不认账。其中的道理八成是：赌徒坐上赌桌，脑子里想的只是玩一把，试试运气，他并没有坚持认定自己比别人优秀，认定传说同样好赌的上帝今晚一定站在自己一边。好斗者却不然，他与人发生争执，只是为了履行一项仪式，他是在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与人争执的。人们总喜欢将好斗者比喻为公鸡。这个比喻当然是极富观察力的，诸位想想，公鸡在与对手打斗前，可曾想过自己也会输，脑子里可曾转过“胜败乃兵家常事”的念头。在充血的鸡冠最终沾满鲜血之前，他必然只想着自己的胜利。有品位的赌徒事先必然做好了摸一手坏牌的准备，而好斗者在与人玩牌前，往往有意无意地坚信，自己已经拥有了一手同花顺子，而且还是黑桃。
好斗不是一个永远讨人嫌的角色，一个拳击手如果缺乏好斗的品质，没有人愿意向他喝彩，除了倒彩；我们大学生辩论赛上的选手如果表现得过于谦谦君子，对“对方辩友”过于缺乏攻击性，评委们想必也不会给他亮出高分。西方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如果缺少几张好斗的厉嘴，这个沙龙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吸引力。我们发现，在时下互联网时代的中文论坛上，好斗者同样会轻易聚集大量人气。
好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私底下进行的，一种是出现在社交场合上的。前者斗在暗处，后者斗在明处。擅长斗在暗处的，当着众人的面可能非常谦和；喜欢在明处与人相斗的，一旦回到家里，一旦周围没有了话语伙伴，很可能顿时泄了气，斗志全无，只知没出息地一个人用纸牌玩什么接龙游戏。如果举极端的例子有，前者如林彪之流的阴谋家、野心家，至于后者，则有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提供的大量“多余的人”为样品，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和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两者的区别还不仅在于“明暗”之分，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暗处的好斗，有时是事业型的，有时是人际关系的。当他的好斗全部体现在为使自己更有出息，更能出人头地之时，通常总是值得嘉许的；当他暗处的好斗是用来处理人际关系之时，则往往意味着下绊子，捅冷拳，谁撞上他谁倒霉。而明处的好斗则简单得多，虽然表现上特别容易让人难堪，实际上则可能什么害处也没有，也就是一点过后即忘的难堪而已。明处（亦即社交场上）的好斗者，易于让人产生傲慢之感，其实也有不同：傲慢者通常不屑于搭理别人，好斗却是言语滔滔的；傲慢者喜欢给人看脸色，好斗者却更喜欢用语言来使人难堪，即所谓用话“拿住对方”。
好斗的家伙，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好斗。对此，我有两个相反的观察成果，可供互验。其一，我有些朋友，我以为他们非常喜欢用话语“拿住对方”，让别人下不了台，但当我指出这一点时，他们无一承认，而且无一不认为我是在对他们进行诽谤。其二，不幸的是，就说本人，虽然历来自以为待人接物非常本分谦和，但偏偏我不少朋友都不这么看，他们也多认为我特别好斗。为此，我只能被迫提供如下浅见：好斗者之不以为自己好斗，正好像蟋蟀绝不认为自己好斗。
两个好斗的人，很容易成为朋友，而且是那种特殊的朋友，其关系有点像某些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的夫妻，谁都视对方为仇敌，又谁都离不开对方。人性专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对此有过这样一段话：“有些友谊是颇为奇特的：两个朋友都恨不得把对方吃掉，两个人一辈子就这么活着，可是又无法分开。甚至根本就不能分开：一旦果真闹翻，那个挑起争端并跟对方断绝往来的朋友，将首先抑郁成疾，甚至会一命呜呼。”我以为文学作品中最堪为陀氏此论充当注脚的，非托马斯·曼《魔山》中的一对朋友可比：“意大利撒旦”塞特姆布里尼和耶稣会士纳夫塔。感兴趣且不怕累的读者，可以试着到那本巨著中去一探究竟。
40。好色
被人指责为“好色之徒”，估计谁都会脸上挂不住，但如果一定要某人（当然指男人）当众承认自己一点也不好色，他的脸多半会拉得更长。这种场合，舌辩之士往往会在双关语上抖露机锋，将自己的好色加以引申、挪转、偏航、升华，非得远兜远转到美学的高度，方肯打住。这道理在女人那里也很现成，比如，没有女人愿意被称为婊子，即使她正在所谓娱乐行业讨生活，但如果让她因此付出不解风情的代价，独占冰雪情操之美，她又未必高兴，说不定脸蛋还会变红——当然不是玫瑰色的绯红。
所以，这里牵涉到的，实际上仍是一个关于“度”的学问。丈夫对妻子好色，男人在社交场合对漂亮女人（或希望被认为漂亮的女人）赞上几句，诚是古今绅士的必修课。女人在社交场合或在丈夫、情人面前略加——或大加——卖弄美姿美色，同样属于淑女行的端庄举止和正经学问。想想也是，当代女性衣着上的大胆泼辣早已不是新闻，“性感”或“风情”之类名词中的贬义成分也早已被今人抽干，T型舞台上的漂亮模特甚至内衣都不穿。当她们如此风情艳艳地掠过男人眼前时，男人们却一个个端出非礼毋视的表情来，女人遭受的打击，还有比这更沉重的吗？
所以，进一步说，好色甚至还不是“度”的问题，它根本就是人的自然本能。一个不好色的男人，也许可以成为君子，却不配成为男人。男人不必是君子，正如君子也不必是男人，世上的事就是这么有趣而促狭。我怀疑，男人中只有两种是不好色的，一种是一心追随上帝的，一种是一意攫取权力的。追随上帝，当然不仅指基督教的那个上帝，也可以包括各类古怪神埃痪鹑∪Γ比灰膊坏扔诜且龀汕怨蟮粒桓鼋鼋霭屯懦晌瞥さ男≈霸保渥魑匀蝗说幕厩楦幸餐环帘蝗τ沟渍舴⒌簟Ａ嚼嗳说墓餐ㄖυ谟冢嵌疾蛔跃醯厥粲谌耸兰涞拿酝菊摺Ｒ灰庀氲弊匪嬲撸ǔＲ簿偷扔谧匀厦酝荆τ匀诵牡母矗纠匆彩强梢缘韧谇橛摹！ �
在人类社会，好色主要是男人的品质，而漂亮女人较之英俊男人，占到的便宜也总是更多。但我们发现，在自然界中，通常总是雄性动物更具美色，也更喜欢卖弄美色，雌性动物倒反而成了美色的欣赏者——未必是追求者。这里透露了两个有意味的信息：其一，好色本是生命界的常态，不分男女雄雌；其二，人类中的女性，有可能比男性进化程度更高。因为明摆着的事实是，虽然英俊男人总是更容易让女人动心，但说到以貌取人，这主要是男人针对女性的特点。漂亮女人嫁给（或挽住）相貌平平的男人，十倍多于英俊男人勾引丑陋女人。女人对幽默男士的动心，也百倍多于男人对知性女子的欣赏。
当我们说某人是好色之徒时，其实指的未必是他的性格，而只是他的体质状况。有身份的人在自家客厅里好色，并不妨碍他在外面扮演君子，没有身份地位的人，只能在大街上好色，一不小心就成了流氓。结果，一个人地位越高，便越不容易让人看出好色来，虽然本着饱暖思淫欲的行为特点，地位高者更可能具备好色的能力。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例，若非遇到一个锲而不舍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以及别的一些闪失，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对实习生莱温斯基干的那些勾当，又有谁会知道呢？
在现代社会，好色作为一种性格，差不多无甚意义，我们更应该从社会的差序等级中去观察它。我相信，世界上最大的好色之徒，未必在监狱里。监狱里呆着的，只是些曾经危害治安的色狼罢了，他们的好色行径，落在那些大腕政要眼里，也许还无趣得很呐。
糊涂官司懵懂官（上）
——错读《儒林》之十六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以科举制度为选拔机制的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现在已被人誉为一大发明，而且是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是否如此，且让学界争鸣。我只记得唐太宗李世民那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名言和《儒林外史》里科举出身的官僚们施政、审案时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古代的地方官吏所管的事情比现代要简单得多，没有外事，没有那么多的会议，无须天天发表讲话，也不用担心股市的涨落，不必操持形形色色的评比检查，为官所务无非是钱谷、刑名两桩大事。钱谷是朝廷开销、官吏俸禄之所出，政绩之所系，怠慢不得。刑名则是治民的要务，关系到社会的秩序与安定，也同样不能轻忽。但钱谷、刑名，毕竟都是实务，无论农桑、河工、贸易、漕运、司法、行政，总得明白其中窍要，懂得操作程序，才能办好。然而科举考试所训练的，却不是实务而是作文，在《儒林外史》所写的时代，是做八股文。做八股，在思想内容上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必须与圣贤（古圣和今圣）保持完全的一致，不许说圣贤没有说过的话，即便要变，也只是换一个说法，并无实质的不同；在形式上则要求格式一致，中规中矩，不许自作聪明，变换格式。总之，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不许创新，也无须创新。这样从小到大甚至到老，在子曰诗云、时文范本中泡大的人，一旦中举，当了官吏，他究竟有多少执政的本领是很可怀疑的。但是，从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最高利益出发，最高统治者或许认为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惟上之命是从的庸员，比之事事都要独立思考的能臣要可靠得多。至于思想，有天般聪明、金口玉言的皇上已经足够了。因此在这种选拔机制下，虽也出现过出类拔萃之辈，但大量的却是颟顸庸碌的昏虫。
范进中举的房师是广东高要县的县令汤奉。据范进说：“我这老师看文章是法眼。”这当然是自夸的手段。因为他是取在汤奉手里，汤奉的法眼看中了他，他自然就是俊才了。今天当学生的把自己的老师捧成泰山北斗，沿袭的依旧是老例。这种吹捧当不得真。但汤奉既然中了举，而且当上了广东高要县令，八股总是曾经做过的。他会不会做官呢？看样子不怎么在行。
比如，朝廷禁宰耕牛，那意思无非是要保护农业生产力。但禁宰耕牛未必连菜牛也不许宰，可汤奉的坚决贯彻竟弄到连衙门里也没得肉吃。当然，他是官，有钱，可以吃燕窝、虾圆儿，可老百姓呢？
高要是个回民聚居的地方，牛羊肉是主要的菜肴，回民们派代表送来五十斤牛肉，无非是宰了牛怕追究，送些来塞官府的嘴，来个“瞒上不瞒下”。但汤奉却听了张师陆那个光棍的主意，为了表示对皇上旨意的坚决贯彻，把回民代表重责三十大板，枷号示众，还把那送来的牛肉堆在沉重的长枷上面，枷了三天，枉害死了那老师傅一条性命，直闹到民众包围了县衙。但凡当官的，都应该知道，对于民意民怨民愤，必须谨慎应对，尤其涉及民族问题，更要有临深履薄的态度，万不可随意胡行，稍有不慎，就易酿成民变。但汤奉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足见糊涂。当然，民众也糊涂。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