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6-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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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大纲》，组建和任命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各机构和人员。10月25日，台湾行政公署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代表重庆国民政府通过电台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至此，沦为日本殖民地达五十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将10月25日命名为“台湾光复日”。
著名时评家徐盈在《重庆——世界与中国的名城》一书中写道：
这个首都，在抗战中，爬上了东亚政治的最高峰，开罗会议是到了荣誉的顶点。国际人士来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重庆的国际性一分一分地更形加浓，一切评论的对象，都集中在中国的代表者——重庆。
由于周恩来在重庆的卓越外交活动，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二十一人组成的“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7月22日，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热情接待。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力量的承认，中共与美国“一定程度外交关系”的建立，对于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大国的外交关系（包括1972年中美建交），具有深远的意义。
顺便提一句，八年期间重庆朝野各界给予跟随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慷慨救助，至今是中韩友谊的历史性基础。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其辞曰：
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移驻重庆。八年以来……国土重光，金瓯无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载文引述国民政府当局决议称：“重庆市为战时首都，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政府“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至此，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指挥中心和行政首都的地位宣告结束，而八年抗战和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加诸于斯城的历史烙印，如浴火重生的涅槃凤凰，已演化为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悲壮风云，永远映照着山色南来，江水东流。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重庆成为第一个在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性决战中始终站在正义、民主、自由、光明与和平一方，并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伟大城市。
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写到他对日机轰炸下的重庆的观感：
日本已经作了十次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
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重庆大轰炸。
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
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无数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足无异。
1942年7月7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
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他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誉之辞：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1947年10月10日，中国惟一一座全国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在原“精神堡垒”旧址落成，定名“抗战胜利纪功碑”。是日，重庆市政当局、各界人士和学生团体数万人参加揭幕典礼。这座纪念碑用钢筋水泥建造，在战时若投五百磅重量炸弹于十米内，亦无法摧毁，十六英寸平射炮亦不能射穿碑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碑顶设有标准钟、警钟、探照灯、风向器、风速器、方位仪和瞭望台，“胜利走廊”刻有罗斯福总统赠与重庆的卷轴译文，八面碑座石壁上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颁令全文，以及时人所写《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
重庆建为陪都，巍然系中华民族之枢机，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辉光实与历史同永久。……虽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然而百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物力财力之输委，有逾于自救其私，实造民族精神之峰极。古人有言：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重庆之所以无忝为陪都，不仅以其地理形势使然，亦此种卓越之精神有以付之也。……后世史家，循流溯源，将知重庆之于国家，实不止八年之献效已也！
抗战首都是中国人民一份厚重的历史遗产，其经验也丰富，教训也深巨，启示也久长。值此云谲波诡的变世，客观公正地反思和评价其历史意义，正面转化并光大其历史内涵，以利于中国的今天，是历史和未来向我们下达的共同律令。
抗战首都诞生于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是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国家理念迅速更新的产物。中国人第一次不分彼此地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同呼吸，共命运。所有的党派、所有的阶级、所有的集团、所有的主张、所有的承诺，都只有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民主、精神自由的旗帜下，才有存在的资格和未来的希望。攸关民族存亡的神圣抗战使一切政权之争、党派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和恩怨是非之争相形见绌。一切主义、学说、思潮和制度对于中国，都只能是工具和手段。中国人，无论士农工商兵，都只有在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祖国，才有个人的幸福和前途可言。一名中国领袖，必须永远意识到，他是五千年历史的继承人，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亿万国人的公仆，是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中的一员，而不仅仅是几十年历史的匆匆过客和某部分人的代理。令人欣慰的是，1998年5月4日，新四军老战士、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参观了重庆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云岫楼”，并挥毫题词：促进祖国统一。这是姗姗来迟却明白无误的信息：抗战首都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遗产，完全应该且能够为包括国家统一事业在内的现代中国的缔造发挥独特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
抗战首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完成北伐以来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作为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国共两党两军毕竟同属一个民族、同属一个时代。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人士在重庆期间，遵循中共中央所提“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是团结御侮、民主协商、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楷模。他们是赤诚的爱国者和纯正的革命家，目睹过日本的富国强兵之法，感领过法国大革命的流风余响 ，沐浴过俄国十月革命的洗礼。为了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幸福，他们揩干净十年内战的血迹，收拾起万里长征的行囊，抖落黄土高原的泥土，作别太行山的密林，濯足嘉陵水，结庐红岩村，创立了传诵四方的“红岩”精神：爱国、团结、奋斗、奉献。同时，从1938年中共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国共合作原则正式编入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在重庆正式建立办事处，中共《新华日报》正式登记注册公开发行，到1941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1943年毛泽东特使林彪赴渝以及1945年毛泽东本人赴渝八年期间，重庆是除延安外中共政治局委员最多的城市，前后有数百名中共人士来到重庆，周恩来更是数十次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应当公正指出，尽管存在类如皖南事变那样的恶性事件，存在着磨擦、矛盾、误解和冲突，国民党当局对中共人士还是基本上做到了以礼相待，长期生活、工作在重庆的中共人士获得了基本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境遇，国民党当局基本没有动用其法律和政权机器加害中共人士。揆诸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武装对抗，抗战后三年内战期间两党两军针锋相对的战争较量，以及1949年后两党隔海对峙、战火不断的敌对关系，陪都重庆时期两党始终能够本着“兄弟睨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和相忍为国的民族大义，维护和坚持基本的团结合作局面，从而最终取得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显得格外来之不易，格外弥足珍贵，格外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而在林彪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江青插手中国文艺界、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六十年代初问世的小说《红岩》，则是以川东地下党和华莹山游击队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终不能取代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居住红岩村时期体现的“红岩”精神原型，也不能抹杀抗战陪都时期国共两党共赴国难的史实，更不能以此尘封甚或否定抗战首都的历史功绩和伟大精神。在和平与发展正日益取代战争与造反的当今世界，在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和全面复兴的历史关头，一切继续鼓吹和渲染中国人之间自相残杀，强化和扩大中国人之间仇恨和分裂的言论，肯定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不符合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历史曾将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任降于重庆，重庆以其巨大的牺牲和卓绝的奋斗报效了这一最高垂顾。历史又给予重庆惟一的契机，希望这座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城市，能继续导引国家走出君主专制、极权独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循环，踏出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康庄大道。然而，重庆错失、辜负了历史的第二次偏爱，在严酷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面前，重庆交出的是一份令人扼腕长叹的答卷。
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四十三天中，中国国民党主席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举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三项重大政治原则进行了深入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延安和重庆以及国内所有舆论对重庆谈判给予极大关注，认为“中国前途的发展和国内和平的保持，有赖于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创始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教导的精神之下团结合作。在这中国的转折时期，两党领袖已在采取措施来克服旧日的纠纷，并共同讨论当此日本武装溃败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国新的任务，这就是国民党领袖和共产党领袖在重庆谈判的开始”（苏联《红星报》）。“蒋主席和毛泽东宣布会商已经得到基本的协议。新谅解似乎可能成为建立新中国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础。”（美国《纽约时报》）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再次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以及保障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基本自由，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更为广泛的问题进行了公开、坦诚而富有成效的阐述和论辩。中共代表周恩来指出，政协会议的成功“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中国共产党愿意追随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之后，共同努力，长期合作，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奋斗到底”。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指出：“从此，中国结束了过去以武力从事政争的旧历史，并将进入和平建设的新时代。”美国著名评论家李普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为中国民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在亚洲和平与民主的发展应成为一个强大而处于领袖地位的国家。”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认为：“中国各党派此次获致协议，早日成立过渡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民主与统一观念的重大胜利，远较以前国共两党之谅解为彻底，这是两党首次同意于统一的国民政府中，共执政权。”
然而，囿于深刻的历史局限，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真正信奉的，还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真正迷恋的，还是剪灭异己、成王败寇的传统政治哲学；真正擅长的，还是战争解决争端，胜负裁断是非；真正实行的，还是专制、独裁、惟我独尊。
而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自由、民主、和平、人权和宪政已经成为时代主潮。谁拒绝给人民以自由，谁就在道义和法理上成为人民公敌；谁拒绝给人民以民主，谁就在历史和政治上成为民族罪人；谁拒绝和平，谁就是战争贩子；谁拒绝保障人权，谁就是时代的反动派；谁拒绝实行宪政，谁就注定被历史淘汰。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国民党尽管负荷各种历史沉疴和战争创伤，尽管患有严重的腐败痼疾，尽管面临极为复杂艰险的国内国际形势，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的主要优势力量，毕竟对于民族和解与国家命运负有主要责任。抗战胜利后的陪都重庆本是国民党顺乎天应乎人，抛弃历史包袱、超越自身局限、刷新中国政治、重获生机再造中华的不可再遇的最后空间，然而，国民党却作出了违逆时代意志的判断和决定，在还都南京短短三年半时间内，便重蹈南京政权时期内战覆辙，而攻守之势异逆，选择了战争，选择了败北。
民主建国胎死腹中，陪都重庆也因此蒙受诟病，它那青史永载的悲壮和辉煌很有些黯淡了。国民党拒绝民主的后果，已由其自身的教训而昭昭如斯；历史又以极其沉重的代价表明，当年中国民主派在陪都重庆鲜明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平和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