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6-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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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可视为他思想的转变时期。毛泽东的人学思想前后变化很大。前期毛泽东曾从“食欲性欲”和“意志良心”及“爱劳好动”等方面探讨过共同人性和养生之道，后期毛泽东则否定共同人性，认为人性是按阶级划分的，不同阶级的人人性是不同的；前期毛泽东在心、物关系上崇尚、夸大心力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唯心论，他创办新民学会正是为了“改良人心”，后期毛泽东则由唯心论转向了唯物论，力倡物质对精神、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前期毛泽东极力推崇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后期毛泽东则高扬集体主义，否定个人主义；前期毛泽东主张“造反有理”的“无政府主义”，后期毛泽东则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只有一点，毛泽东前后没有变，即他早期好动乐斗，后期也一直如此，只不过用“阶级斗争”学说把早期好动乐斗的性格理论化了。在看似不同的前后变化中，前期的人学追求又变相地在后期保存着，如后期所说的“精神变物质”、“灵魂深处闹革命”，以及连续不断的整风运动、思想改造、文化革命，就是前期夸大心力作用的唯心论的变种；后期毛泽东逐渐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之上，用“专政”压制“民主”，用“革命”压制“自由”。由此可见，尽管后期的毛泽东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思想成分并不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
八、 当代人学：失落与复归
中国当代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此前可称为毛泽东时代，此后可称为邓小平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按照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国构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应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为此他批评过希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左倾冒进主义”。但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却批评了刘少奇等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并急速展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性质改变了，社会矛盾和革命对象也跟着改变。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中，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中，人的思想自由成了严重问题，几乎丧失殆尽，出现了批“胡风反党集团”、批俞平伯红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右、庐山事变、“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的思想政治运动和“大跃进”、大饥荒等荒诞事件。在中国人学史上，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人性、人权（生存的权利和思想的权利）严重失落的时代。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建国以后一连串践踏人性、违背民心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把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要挽救国家就必须顺应民心，要顺应民心就必须停止“阶级斗争”，要停止“阶级斗争”就必须废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废除“继续革命”的理论就必须把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是非得失。民心难违，救国要紧。邓小平以巨大的勇气和非凡的见识，策划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基本否定了“反右运动”，客观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果断提出了停止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民富国强的时代。邓小平的人学思想，从其讲话和实践中可概括出如下几点：一是人性平等、人权平等，这从他给“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摘帽的实践及“共产主义也承认个人利益”的讲话中可以见出。此后，“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子女再不必背上沉重的枷锁，他们有了与工农子女一样的上学、参军、入团、入党的机会；工农子女再也不可凭出身享有特权，他们必须凭努力才能挣得社会地位；共产党员再也不必讳言个人利益，他们也可通过勤劳致富，成为百万富翁。二是富民思想及义利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利”与“义”不是对立的，检验社会主义的三条标准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鼓励人们勤劳致富。三是解放思想，民主自由。马克思、毛泽东不是神，也会犯错误。要破除对马克思、毛泽东的迷信，用实事求是和发展开放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他自己。应该用民主法制防止专制独裁，给人民起码的思想自由。于是，人们有了思想的权利，再也不会因议论现实、臧否政治而身陷囹圄。此外，邓小平时代还表现出对人的基本的性权利的尊重和宽容。
邓小平的思想，好像一夜春风，吹开了新时期中国人学园地千树万树的春花，中国人学史迎来了第三次启蒙思潮。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要用温馨的人道主义代替血腥的阶级斗争，用平等的共同人性代替不平等的阶级人性，用生物属性与非生物属性相统一的人性论代替否定、践踏人的最起码的生物属性的人性论，消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对人、人性、人的起码的生存权利和思想权利的异化。其思想代表当推李泽厚和刘再复。这两人都强调人性是感性与理性、个体性与社会性、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的统一，反对扼杀人的基本属性和生存权利的人性论；都强调人的主体性，即精神自主性、能动性，反对把人变成工具、奴隶；都对历史与现实，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现实中扼杀人性的一面作出了大胆的批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泽厚，他公开用能动的实践本体论改造马克思的自然本体论，用“告别革命”（借用他后期语）改造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并把这种经过他批评、改造的马克思主义称作“后马克思主义”。在这场批判异化的讨论中，一直紧跟毛泽东，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中共文艺界、思想界领导人周扬，深感于建？
桃花得气美人中
——南明痛史与南明妓女
？ 王 淼
公元1644年，中国干支纪年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死，明朝灭亡。随之，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四个南明小朝廷走马灯似的先后建立并消亡，中国南方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群雄争霸局面，一直到清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1673～1681），大规模的民族矛盾方宣告结束，满清政府才算真正坐稳了江山。
阅读南明的历史是颇让人感慨且困惑的，因为满清入关伊始，其铁骑不过区区数万人，而南明朝廷此时尚有大量的正规军存在，在数量上无疑占有着绝对的优势。以这样区区数万满清军队去征服古老中国并最终“入主中原”，恐怕满人起初连想也是不敢去想的，当时他们的目的也无非是为了劫掠一番，衣锦还乡而已，然让多尔衮始料未及的是偌大中国竟然形同散沙，一触即溃，清兵所到之处，南明将士纷纷倒戈，如入无人之境。于是，满清这个只有四十多万人的游牧民族，带着同样多的奴隶，在征服了有着三四百万人的辽河流域之后，最终入主统治了数千万人的中国。
那么，到底是谁毁掉了大明的江山呢？《大义觉迷录》所载的雍正“上谕”透露了其中的秘密：“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清兵进攻南京时，仅仅江北降清的南明守军就远远超过了两路南下清兵的总和，其中包括总兵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多名（据多铎向清廷的奏报），另外还要加上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部，以及黄得功手下将领田雄、马得功部，这些南明旧部为清廷征战时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满清的军队。
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他认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尚不可惧，只要人心在，仍然可以卧薪尝胆，力图恢复；可惧的是“亡天下”，人道不存，即使存国也已没有什么意义，那就一切希望全无了！应该说晚明社会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亡天下”的局面。
晚明社会已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明朝的灭亡也正是晚明社会各方面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南明小朝廷，则延续了晚明社会所有的弊病而苟延残喘。朝廷内部绝大多数官僚仍然因袭了党争之故套，一切都是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荣利禄，趋声势，私妻子”，相互拆台，自相火并，结党营私，内部倾轧。甚至包括那些“民族英雄”如郑成功等，他首先考虑的也仍然只是郑氏家族的利益，而并非是以国家大局为重，只有当满清政府危及到他自身的利益时，他才会站在比较软弱的南明一边，说穿了南明朝廷不过是他借以号召群雄的旗帜罢了。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一旦国难当头，南明文武官员“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温睿临《南疆逸史》），公然将传统文化的道德教条抛诸脑后，也就决不会是偶然现象了。瞿式耜在桂林城破之日曾经写下了这样的《临难遗表》：“时臣之童仆散尽，止一老兵尚在身旁。夜雨淙淙，遥见城外火光烛天，满城中寂无声响。坐至鸡唱……大厦倾圮，非一木所能支也！”把那种形同末路的绝望表现得淋漓尽致，真可谓孤臣孽子，字字血泪，当此之时，夫复何言？
南明的历史是很值得人们去深思的。公正地说，明朝并非亡于“流寇”，更不是亡于满清，满人不过是利用了各方面的矛盾而坐收渔人之利而已，明朝实是亡于它自身的腐败！抛开政治的原因不说，南明的历史将中国人人性的痼疾暴露无遗，显示了他们集体做人的失败。明清之际无疑是考察传统士人文化人格的一个最佳契机，国难当头，传统知识分子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而是考虑个人利益的得失取舍，鼠目寸光地囿于一己的小圈子之中；他们因循守旧，嫉贤妒能，贪得无厌，朝秦暮楚；他们反复无常，插标买首，见风使舵，见利忘义。当一个时代滔滔者天下皆是这种人时，你就不能不把它归之于传统文化的失败了。
传统文化的士精神本来就是大文化环境下的产物，丧失了这种大文化环境，也就丧失了士精神存在的基础。晚明“启蒙思潮”的发生是传统文化即将解体时期奇特的文化心理现象，它既是个人的发现，同时也暴露了传统文化的危机。时至晚明，所谓政治早已变成了各种名节与礼仪之争，学者们空谈仁义道德，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动辄叫人明心见性超凡入圣”，所注重的不是政治的实质，而是表面的斯文。在一个以道德名节为重的社会中，人们基于强权与道德的力量，不得不去自律以维护传统道德的尊严，而一旦时当末世，王纲解纽，原来用于维系世道人心的伦理道德就会失去其内在的约束力，人的自我意识与个人私欲也会急剧膨胀。传统道德的脆弱之处就在于它的严酷与不近人情，所谓“慎独”即是对自己的不信任，越是一个人越要面临着道德的煎熬，因为这种道德本来就是做给别人看的。南明的历史提供了一次检验这种个人道德的机会，结果大家纷纷在“慎独”面前败下阵来，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种对于个人的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与严要求，已然经不住现实的拷问，而彻底暴露出了传统道德内在的虚伪。南明文武官员的“随风而转”，只是从另一个层面表明了传统道德的破产，表明了传统社会的“礼坏乐崩”，以至于最终“亡国”、“亡天下”。
晚明文化的确是一种“很怪异”的文化，它既堕落颓废，又有着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回光返照的最后时刻，在严谨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忽然绽放出的明丽动人的花朵。一个太严肃的社会是乏味的，但一个过度沉溺于享乐的社会也同样会因为人欲横流而最终乐极生悲。晚明正是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宛如一幅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末世行乐图，所有的知识分子似乎都已预见到大限将至，自知不免，且于家于国均无力申报，只好在国势危殆、前途渺茫之际，放浪于江湖之间，去醉生梦死，逃避现实。在这种极度夸张的个人姿态下，实际隐藏着一种精神压抑的紧张，因为奇行奇节已经不是正常范围内的人情物理，所以说一个崇尚奇行奇节的时代必然是严酷的、矫情的，与举国若狂正复相似。人生健全的条件，首先需要有健全人性的政治文化环境，缺少了这样的环境，就会缺少生存的余裕，以至于产生“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生活的畸与病”（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士人的各行其是与放浪形骸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且看晚明士人之放浪狂态：
杨用修谪滇南，纵酒自放，尝敷粉作双鬓插花，诸妓拥之游行市中。夷酋以精白绞作械，遗诸妓服之。酒间乞书，醉墨淋漓。诸酋购归，装潢成卷。徐纨《本事诗》
王幼于、张孝资为俦侣，或歌或饮，或破衣狎妓。孝资生日自为尸，幼于率子弟缌麻环哭，上食设奠。孝资坐而享之。翌日行卒哭礼，设妓乐，哭罢痛饮，谓之“收泪”。又有刘会卿典衣买歌者，俄而疾卒，幼于持絮酒就其丧所哭之以诗，令会卿所狎吴姬为尸，仍设双俑夹侍，使伶人奏琵琶，再作长歌酹焉。其放浪如此。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真的是长歌当哭，竟不知今世为何世了！
颇有意思的是，士人的末世狂欢总也不能离开妓女的点缀，正所谓美人名士，相得益彰，这些绝顶聪明的妓女与放浪形骸的士人一起，成为南明历史上一道美丽哀艳的风景。
无疑，南明妓女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的产物，正是晚明特殊的文化环境培育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名妓。妓女在每个时代总是能得风气之先的，这不仅仅表现在她们的化妆服饰上，即使在思想意识方面也同样如此。这些美丽妖娆的女人们不仅善于轻歌曼舞，红牙拍案，而且她们还能获得平常女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浪漫情调；当士人们落拓江湖“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时，妓女就是他们惺惺相惜的红颜知己；虽然她们在社会地位上不免低人一等，但她们通文墨，能诗善画，在与士人们交往的耳濡目染之间，常常能由欲境上升至灵境，而“慢慢凝聚成不灭的诗韵”（伍立杨语）。在实用主义的传统文化之下，妓女是一个异数，诚如前辈学人王书奴先生所言：“娼妓不但为当时文人墨客之腻友，且为赞助时代文化学术之功臣。”（见王著《中国娼妓史》）在宗法社会中，以色事人与以才事人本来就没有本质的区别，历代文人们也只有在妓女们身上才能够寻找到自己爱情的想象，在现实中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