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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当代-2003年第4期-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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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的二等圣人,所作所为,所行所止,恕不敬,想必是有一点伪君子味道的。 
  其实,朱门弟子大可不必做此手脚,在敝国,不伪君子者,又有几何?即是比朱圣人大得多的孔圣人,也不能例外。 
  有一次,一号圣人到了卫国,国君灵公的夫人南子,邀他同坐在一辆车上,穿街过巷,招摇过世。这大概是孔丘一生中少有的浪漫行径,一位香喷喷的,相当性感的女人,同他保持着零距离的接触,作为一个“食色性也”的鲁国男子,有没有足以自持的定力,坐怀不乱,那且当别论。不过,这位把持朝政,作风淫乱的寡小君,声名十分狼藉,他老人家的门生子路,很看不惯他为南子骖乘。如果你老人家要解决荷尔蒙过剩的问题,哪怕随便在桑间濮上,找一个良家妇女,也比这骚货强。因而对老师在车上“弗洛伊德情结”的举止,大不满意。孔夫子急了,对学生赌咒发誓:“如果我做了不正当的事情的话,上天厌弃我吧!上天厌弃我吧!”(见《论语》) 
  夫子死乞白赖地拼命辩解,很难说不是做贼心虚的缘故,谁能保证老爷子守着如花似玉的美人,而不心旌荡漾呢?因之,时下一些具有献身精神的年轻女作家,欲登文坛,必先把评论家搞定。因为她也吃准了,任是铁石心肠,也经不住一脱,圣人尚且想吃南子的豆腐,何况性腺发达的评论家呢!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绝对透明纯净的,无遮无掩的,不藏不盖的,三点成一线,直来直去的真君子,又有多少?凡人必伪,几成定律,只是在伪的恶劣程度,坏(动词)人程度上的有所区别罢了。一般而言,伪君子,是有其三部曲的过程。第一,说一些并非自己想说的话,做一些并非自己想做的事,是为初级阶段。第二,那些不想说的话,说得顺溜起来,那些不想做的事,做得顺手起来,渐渐地入港了,是为中级阶段。第三,不想说的话,说到严丝合缝的地步,泰山崩于前色不变,不想做的事,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面不改色心不跳,是为高级阶段。到达这个台阶上,便是有资格“立德立言”的社会贤达,国家栋梁。数千年来,中国的大人先生们,哪一个不是这样历练过来的呢? 
  不过孔丘之伪,估计尚在初、中级阶段,还不得不向学生发毒誓以自辩。而朱熹之伪,就伪得坦然自如,不动声色,显然,青出于蓝胜于蓝,孔夫子当自愧不如。看他在收拾那个色艺双绝的台州营妓严蕊时,眼都不眨一下,盯着那漂亮女郎的美妙胴体,一鞭一鞭地抽得皮开肉绽,心中好不快活的同时,嘴上却在义正词严地批判,得到弗洛伊德性虐狂的大满足,又做出正人君子的冠冕堂皇状,说明朱的伪,是上了层次的非同小可的伪。所以说,这部记叙朱熹行状的《四朝闻见录》,是研究此人的重要著作。幸好他的后人不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否则,我们就看不到圣人背后其实更近乎人的原生态的一面了。 
  很遗憾,关于作者叶绍翁本人的史料,却所知甚少。不过,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千年传唱下来,几乎被大多数文人雅士所熟知。 
  你绝有可能背不出朱熹的诗,但这首,你一定有印象: 
  应怜屐齿印苍苔, 
  小叩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游园不值》,见《靖逸小集》) 
  诗写得很精彩,至少在朱熹的《南山集》里,很难找到这样动感十足的诗句。朱的诗,乏灵韵,多呆板,好议论,少情趣,这恐怕与他害了后人,也误了自己的理学有关。叶诗的最后一句,想不到成了港台地区经常用来形容妻室外遇的隐喻词,这自然不是诗人的原意。若以文衡人,似可想像这位诗人,是既风流,又浪漫的,不像朱熹,一副布道面孔,一副教父神气,让人很讨厌的。 
  据杨和甫《行都记事》:“朱晦庵为仓使,某郡太守颇遭捃摭,几为案治,忧愁万端。未几,晦庵为节他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者,因招守饮,出宠姬,歌大圣乐,末句云:‘休眉锁,问朱颜去了,还再来么?’太守为之起舞。”他离任,大家开庆祝会,他调走,众人如释重负,一个人,混到大家恨不能送瘟神似的盼他滚蛋,这张“朱颜”,至少要在冰箱里冻了一些时日,才有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凛然之气。 
  小诗小词写得很俏皮的严蕊,应该是个生性活泼的女子。尽管她操的职业,很近乎时下女作家小说中,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女主角,但她的诗词,倒还追求风雅。她有一首《如梦令》,即席赋成,倒也不俗: 
  道是李花不是, 
  道是杏花不是, 
  白白与红红, 
  别有东风滋味。 
  曾记曾记, 
  人在武陵微醉。(《赋红白梅花》) 
  唐宋间,有专门侍候官老爷们宴游娱乐,吹拉弹唱,席间陪酒,夜晚伴宿的官妓,直到明代,才由朱元璋禁绝。严蕊虽是官妓,但酷爱文学。她出卖身体,可作品离裤裆很远。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女性,只有不专属于某个男人,成为每个男人都可以占有的公众人物,她才能拥有知名度,知名度愈高,其相对的自由度也愈大。因此,严蕊以其才女的身份,倾情于赏识她的知州唐仲友,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巴黎圣母院》里的爱斯米拉达,宁可接近伽希莫多,也要离那个克洛德副主教远些,是她的自由。 
  虽然,新任浙东提举的朱熹,也是遐迩皆知的文人,但戴着理学家面具,披着道学家衣冠的他,那张一本正经的“朱颜”,可能使她举步趑趄。也许她像夜总会小姐,将不想服侍的客人放了鸽子,曾经惹得朱大人不悦过。加之,唐仲友讥弹朱熹,相当冒犯,朱的这一肚子的火,发不出去,于是,先将唐的相好严蕊,捉将官去。 
  “朱晦庵以节使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指其尝与蕊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得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致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周密《齐东野语》) 
  后来,朱和唐的官司,一直打到宋孝宗那里。“寿皇问宰执以二人曲直,对曰:‘秀才争闲气耳。’仲友眷官妓严蕊奴,晦庵系治之。后晦庵移官,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问之曰:‘去将安归?’蕊赋《卜算子》,岳笑而释之。”(邵玄同《雪舟脞语》) 
  这首《卜算子》,写得也颇有风致: 
  不是爱风尘, 
  似被前缘误, 
  花开花落自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 
  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朱熹报复不了唐仲友,那小女子严蕊被他无端地收拾以后,成了高风亮节的圣女贞德,着实让他血压升高,两眼发黑。其实,朱熹生前,仕途上起起落落,文场上名大实虚,并不十分得意,尤其晚年扣上一个“伪学”帽子,名誉扫地,很灰头土脸一阵。他是死了以后才逐渐风光的。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高灯远亮的道理了,距离越近,灯下越黑,距离越远,不关痛痒的后代之人,通常都采取模糊哲学了。凡“以一眚而掩大德”者,都是太近,太了解,太知根知底而带有感情色彩的看法。庆元六年,朱去世,又隔了七年以后,好运才来临。嘉定元年,中宗谥曰文,封信国公,绍定间,理宗改封徽国公,从祀夫子庙,这时已是宋末。 
  宋亡,他继续走红,由元而明,而清,逐步升值为圣人,被彻底神化起来。每朝的最高统治者,都要颁行诏书,确定他对《四书》解读的垄断地位。于是,他的《四书集注》一书,说是中国儒生的《新约全书》,是不过分的,而这位朱文正公,被追捧得比耶稣教徒所信奉的使者,或者先知,还要圣明些。四时八节,孔孟之徒要向他三牲上供的,哪怕穷乡僻壤,也不成敬意地要端上一盘煮得半生不熟的冷猪头,请他老人家享用。 
  在旧中国科举取士时代,《四书》,是“学而优则仕”的敲门砖。《红楼梦》一书中,那位也属伪君子一族的贾政,对家塾的教育方针,发表意见时讲过:“你去请学里老爷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这一番话,便可了解《四书》的重要性。而要“讲明”这部儒家启蒙典籍,朱熹的《四书集注》,便是首选的“教辅”。朱的书,有点类似解放后的《干部必读》,也有点类似“文革”期间的“红宝书”,属于ABC的入门读物,是封建王朝认定的标准诠释本,是中国的读书人,从开蒙入塾,到进场应试,到上京赶考,到对策御殿,几乎一生都应手不释卷的书。旧时的莘莘学子,启蒙那天,磕过孔子、孟子、颜回、曾参的头以后,就要磕这位“峨冠博带”的朱熹的头。 
  然而,中国人后来的全部不幸,与朱熹的理学,与二程兄弟的道学,有相当大的关连。清初思想家颜元对宋儒的批判,有过一针见血的说法:“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朱子语类评》) 
  这位集伪君子、假道学、正经面孔、花花肠子于一身的朱晦庵,在思想领域中所起到的长期的消极作用,是为害甚广,流毒甚远的。如果说,汉唐时期的儒学,多少还有一点生命力,而宋以后,至明,至清,儒学,已是一块毫无墒情和养分,毫无生机和活力,只有板结和僵硬,只有迂腐和愚执的死土。只能起到窒息中国人思想,压迫中国人自由的作用,都是朱熹和宋儒的罪孽。可怜数百年来,那些不能够,也不允许,更无胆量去冲破桎梏,追求人性的知识分子,不作八股文,不作假道学,不做伪君子,何以为计? 
  于是,唐和宋,在中国历史上,便是一个在思想上是放还是收的分界线。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次,与日本国池田大作谈起华夏文明。这位日本学者政治家忽发奇想,问道:“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也许会选择唐代。” 
  他为什么选唐而不选宋,因为自汉至唐,中国人的基本主张,为放,向外看。自从程朱的儒学系统出现以后,自宋至清,中国人的大政方针,是收,向内看。虽然,元曾地跨欧亚,明曾屡越重洋,清曾大拓疆界,但绝无汉唐向全世界袒露胸怀的盛世气度。汤因比,这位伦敦皇家国际关系协会的雇员,更愿意居住在唐代,因为唐比汉,更是中国历史上胡汉混杂,种族融合,与世界交往频密,在文化经济政治宗教各方面更敢往外看的时期。中土人的大度和器识,西域人的剽悍和浪漫,所凝聚起来的这股敢想敢干、敢作敢为的气度,恐怕是汤因比心向往之的。 
  一个男人,有这份气度,显得豪迈,一个女人,有这份气度,显得美丽。一个民族,有这份气度,显得宽容,而一个国家,有这份气度,必定显得气象万千的发达。 
  汉以这份气度,做大事业,唐以这份气度,有大格局。然而,到了宋朝,休想再有这等大作为,大手笔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了这些理应躺在太平间里,却大摇大摆的,吆五喝六的,像煞有介事而狗屁不是的,坐在尊位上的腐儒。 
  大师多了,本来就是痛苦,假大师多了,则绝对是灾难。而假大师兼僵尸者多了,神州就该陆沉了。 
  颜元说得好:“秦汉以后,千百余年,气数乖薄,求如子路冉有亦不可得。何独以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之宋,生三四尧孔,五六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五六禹颜,乃前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定倾之功,下不见一可将可相之才,拱手以玉玺投海,以少帝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若是乎?”(戴望《颜氏学记》) 
  朱熹,这位道学先生,对其本朝,究竟有何贡献,真是大可怀疑。除了偷鸡摸狗,拐骗两个丽尼,心怀鬼胎,收拾一位艳妓外,别无任何裨益。所以,鲁迅先生一九三四年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所写:“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 
  呜呼哉!不用说民国初年的长安天空,迥异于唐代,就连紧挨着唐代的赵宋王朝,那天空也被程朱理学的乌烟瘴气,弄到令人窒息的程度。从那开始,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汉唐的大气,生气,灵活之气,壮伟之气,而且从此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气,迂腐气,伪君子气,小家子气,以及更要不得的阳痿之气,阉寺之气,苟且之气,羼头之气。以致直到今天,以我所熟知的文学领域而言,阳刚之气,大雅之音,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汪洋恣肆的壮丽史诗,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鲁殿灵光了。 
  因此,朱熹,包括二程,以及一切腐儒,对于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其后果实在是很缺德,很缺德的。 
  话说回来,这位圣人,跳出他自己挖坑埋葬自己的理学陷阱,仅仅作为文人的那一刻,他也不是一味愚执,一味僵直,一味跟鲜活的人过不去,要大家都朝木乃伊的方向奋斗,成为死的活人,或者,活的死人的。有他的诗为证—— 
   
  其一,是他眼中的自己: 
  长言三复尽温纯, 
  妙处知君又日新, 
  我亦平生伤偏迫, 
  期君苦口却。 
   
  其二,是他眼中的世道: 
  十年浮海一身轻, 
  归对梨花却有情, 
  世上无如人欲险, 
  几人到此误平生。 
  他不是不明白,不是不清楚,但是,那张已成正果的伪君子和假道学的“朱颜”,要改也难。正如近半个世纪里,我们充分领教过的“左派”伪君子,“革命”假道学一样,只好由他们顶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2003年第三站评委评语
  〃《当代》文学拉力赛〃第二站评委评语 
   
  推荐人:严力强 
  推荐篇目:《蓝衣社碎片》 
  推荐意见:本期的《当代》,读过蓝衣社之后,就锐减了继续读别人的热情。到了这个时候,选择就成为简单。可算是正挠了痒痒处,眼见已经到了第三期,该是出这样一部东西的时候了。至少我是这样看《当代》的。 
  技巧上的话说了多余,有圆熟许多的邓贤在前。可是,把这样一堆碎片捏成脉络基本清晰、有看头的史话,〃君知其难也〃。我不通历史,但凭一点薄识推测,该领域一定不是本学科的显学,所以丁三的动机除了求索的兴趣,当没有别的解释。或因为此,也得了正道。 
  说实话,读的时候我从头到尾没有〃荡气回肠〃过。在我看来,书写得冷静,颇得〃史鉴〃壹奥。本以为这是篇翻案之作,破读时还兀自心悬杞忧。时下翻案之风正炽,眼看着已经翻到清末民初,离蓝衣社咫尺之遥了。远离了彼情彼景,人就少了许多切肤之痛,于是新鲜感成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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